中苏争论升级为大论战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以后,在世界上引起很大震动。苏联的反应更是强烈。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并表示不能在苏刊上发表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6月18日至21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对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做出决议,说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的决议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诽谤性的。说苏共将"坚定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赫鲁晓夫在全会的讲话中说,中共领导人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


　　7月5日,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参加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我们中办翻译组的同志随团担任翻译。苏共代表团团长为苏斯洛夫,团员多半是理论界的权威。在中共代表团出发前,中央拟定的方针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公开信的形式逐条批驳了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信中就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和建设共产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全面地攻击中共。这一举措严重地损害了两党会谈。


　　7月15日,苏联方面宣布苏联、美国、英国开始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中共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破裂,至少是毫无结果。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苏共中央发表的《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声明还宣布中共将在适当的时候,对苏共中央这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加以澄清和评论。


　　7月20日,在中苏两党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时,邓小平按照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方案首先讲话。他指出,从前几次会谈的情况看,中苏两党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后,苏联刊纷纷攻击中共。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因此我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苏方表示同意。


　　7月20日晚,赫鲁晓夫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在交谈中,赫鲁晓夫说,我们两党没有严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邓小平说,你不是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我们是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是马列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和你们7月14日的《公开信》,就是两条路线, 明摆在那里, 怎么不是严重分歧?你们这次《公开信》我们准备发表。我们希望你们也发表我们的东西,发表我们从1962年底到1963年初发表的7篇文章。既然公开争论,就应当堂堂正正地进行,把双方的观点都摆出来,让大家来判断谁对谁错。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希望加剧公开争论,我们不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不能发表那些毫无根据的攻击。邓小平说,不是毫无根据,很多都是引用你的话,许多观点都是你自己讲的。你讲了那么多话,很对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引用你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分歧由内部争论逐步演变为公开论战。


　　1963年8月上旬,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毛泽东认为,《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常委们指出,写作中要引经据典(对马恩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但力求准确,不能有差错,使别人驳不倒。这样,“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根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先后写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章的题目和发表的时间如下:《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 (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1963年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1963年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1964年7月14日)。


　　“九评”发表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更加恶化了。


本文标题：中共发表“九评”（阎明复回忆录—亲历中苏关系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