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刘亚洲上将谈甲午战争时，说了一个红军长征时期的小故事

前言

　　图|刘志海的党证

　　2014年4月14日，刘亚洲上将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中国人对甲午战争的反思时，曾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红军长征时期。

　　长征时期，红军翻越一个叫党岭的高山，这座山是红军长征时期，翻越的海拔最高的山峰，由于严重的缺少粮食、棉衣，许多红军战士都没能撑过去，冻死、饿死的烈士不计其数。

　　有一个红军战士冻僵牺牲后，倒在雪地里，被后面赶上来的战士掩埋了，当时这名战士全身都被雪掩埋，唯有一只拳头高高地竖立着，十分醒目，战士们费劲地扒开这支拳头，却发现是一本党员证，还有一块银元。

　　打开党证，上面有这名战士的信息：

　　“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

　　刘亚洲将故事讲到这里后，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从这个故事里面，你一定会明白，红军的力量来自哪里？”

开国中将吴先恩：你的遗言我一定替你办到

　　开国中将吴先恩是故事的亲历者，也是他当年亲自扒开这名战士的拳头的。

　　1927年11月，吴先恩参加了黄麻起义，跟着农民自卫队参加了红军，并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如果一生之中，有一件事能够让老将军记忆深刻的事，那么无疑是跟着大部队爬雪山时候的景象。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兵站站长的吴先恩，为了给部队筹集粮食，不得不提前一步出发。

　　次日凌晨3时，前卫营出发不久后，吴先恩也率领总兵站出发翻越党岭山。

　　图|吴先恩

　　党岭雪山海拔有5000多米，即便是以今天的设施装备，也需要身体素质十分出众的人才能爬的上去，而在当年攀爬雪山的红军战士，却是在缺衣少食的环境下，况且还有许多的轻伤员以及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

　　上山的路并不好走，一来天色昏暗，二来是荆棘丛生，三来是环境恶劣。

　　吴先恩率部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忽然刮起了大风，狂风吹起了积雪，积雪又裹着砂石，打在人的脸上生疼。

　　尽管战士们一个个都是手牵着手，伏在地上，可依旧难以抵挡狂风的突袭，有战士一不小心，被狂风刮进山涧之中。

　　没有办法，吴先恩只好命令大伙就地扎营，等风停了以后再走。

　　狂风呼啸着，一直刮到了天黑才住手，战士们升起篝火，给伤员烧水、换药，许多战士们浑身都被汗水浸透，忙不迭的脱下来烘干。

　　没想到的是，大风过去以后，紧跟着就是大雪，战士们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雪越下越大，有许多战士都在睡梦中被埋进雪堆里。

　　吴先恩赶紧指挥大伙，抢救伤员，将埋在雪里的战士刨出来。

　　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第二天凌晨，众人又一起出发，久病缠身的张政委，这一次拄着拐杖，坚持要走在队伍前面，一边走一边不住的剧烈咳嗽，即便是这样，他仍然是三两步就一回头，还嘱咐大伙：

　　“同志们，走稳点，不要慌！”

　　“咳咳。”

　　张政委的说话声很快就被咳嗽打断了。

　　图|红军过雪山

　　走着走着，吴先恩一行人来到了前一晚上前卫营宿营地，很遗憾的是，他们在这里还发现了很多来不及掩埋的战士遗体。

　　因为连续下了一天的雪，许多战士都是被虚掩着埋在雪堆里，吴先恩指挥大家一起，将所有冻僵战士的遗体埋好。

　　就在这时，雪地里一只高高耸立的胳膊引起了吴先恩的注意。

　　这只胳膊露在雪地外面，尽管寒风凛冽，可拳头却始终紧握着。

　　吴先恩与张政委一起，走到这名战士身前，将拳头扒开，里面是一张党员证和一块银元。

　　党员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

　　在场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无不泪目：

　　“这是怎样的一个战友啊！为了崇高的革命信念，为了拯救千百万劳苦大众跳出苦海，他献出了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并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牢记的仍是党和人民。”

　　吴先恩情不自禁地眼角泛泪，他悄悄地拭去眼角的泪水，将刘志海的党员证和一块银元收了起来：

　　“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一定替你转交给党。安息吧，同志！”

　　说起来，在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又何止是一个刘志海呢？

　　图|红军老战士王承登

　　老红军战士王承登16岁就参加了红军，曾任红一方面军三军三师四团十二营机枪排班长。

　　作为机枪班，王承登对重机枪也不陌生：

　　“一个班一挺重机枪，扛机枪就得5个人：枪架子15公斤，两个人扛；枪身也有15公斤，两个人扛；枪杆子9公斤，我自己扛，加上手榴弹、子弹、挖工事的铁锹以及行军包，总共25公斤。”

　　过草地时，到处都是吞噬人的洞，一不留神人就没了，在这样稀烂的泥地里，他们还得扛着近50公斤重的东西，每天步行百里路。

　　“有时正走着，狂风暴雪夹着鸡蛋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地就砸了下来，所有的人只好屁股朝天，头埋在泥水里躲避。”

　　王承登回忆，部队最大的困难其实是没有粮食。

　　“每人背着大概三四公斤青稞面就上路了，一下雨，青稞面就成了面坨子，分也分不开，很多战士到第三天粮食就已经没有了，到了过草地第五天，野菜、草根就成为主粮了。”

　　过草地时，不仅仅是粮食极度紧缺，就连水也很少，草地里大部分泥水泡子里的水都是有毒的不能喝，而找到能喝的水，也大多都有股子臭味，没办法，为了活命，战士们只能忍着臭味儿全给喝下去。

　　图|吴先恩将军参观黄麻起义纪念馆

　　最幸福的莫过于战士们打水时，偶尔还能捞到鱼上来，每当这个时候，战士们就非常高兴，就和过年一样，鱼吃剩下的鱼骨也舍不得扔，拿来下顿饭再煮一次，还能煮出油星儿。

　　“我能活着，是捡了一条命。”

　　王承登时隔多年后对长征时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

　　“在草地上行军，只要一脚踏空，陷入泥沼，就再也出不来了，有一次我也不小心陷入泥沼，水很快就没过了胸口，要不是两名战士趴着从两个方向，把他从泥沼你拉出来，这才死里逃生。”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的战士牺牲在了泥沼之中。

　　“有时，你看到草地上留着一顶帽子，那下面就有一位牺牲的红军战士。”

　　每当看到战友们的遗骸，王承登都会脱帽鞠躬，敬个军礼，擦干眼泪继续上路。

　　鸟兽踪绝的大雪山，荒芜人烟的草地，究竟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一直到很多年后，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统计。

长征的精神

　　吴先恩将军亲历过长征时期的艰苦，后来调任红九军供给部长。

　　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后，吴先恩与团长方忠良、政委周开河反复商议后，决定带着一部分队伍独自返回陕北延安。

　　一行人又经历了一次比长征时期还艰难的岁月。

　　吴先恩将军之子吴铁壁回忆称：

　　“在父亲一行人向东途中，遇到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他们常要与前来搜捕的马家骑兵拼杀、周旋，有人牺牲了，也有人在战斗中跑散了。除此之外，他们还得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一些战士光着脚在一两尺深的雪中长途跋涉，脚都冻烂了。吴先恩将伤员一一安置在老乡家中，最后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汉中竟剩他孤身一人。”

　　尽管革命战争年代的日子十分辛苦，可吴先恩将军却始终甘之如饴。

　　吴铁壁记得，父亲一生中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国家的钱是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

　　图|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期的吴先恩

　　无论是在建国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吴先恩将军常常是主持后勤工作比较多，也因为主管后勤工作，他的手底下管理着大量的物资。

　　但吴先恩处处以身作则，没拿过一条毯子，一件衣服。平常的生活也十分简朴，就连家里的沙发套，也是用了20多年的一件毛衣浴巾改的。

　　“从小时候起，父亲就经常给我们讲《红薯地里埋银元》的故事，教育我们干干净净做事、公私分明、勤俭节约。”

　　即便是在和平年代，吴先恩依旧秉持长征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

　　1986年9月，吴先恩因病住院，病情危重之际，他反复提醒医生与妻子：

　　“我的病可能治不好了。我死后，遗体解剖，把病搞明白，为救治更多的人积累经验。”

　　一生勤俭的老将军，还就自己身后事向子女交代：

　　“丧事从简，能为国家省一点是一点；不准干涉组织对他的评价；不能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叶落归根，将骨灰撒在大别山。”

　　尽管有医生全力救治，吴先恩的病情还是日益严重。

　　图|抗美援朝时期，吴先恩在朝鲜新成川后方勤务司令部坑道口照片

　　1987年3月15日，吴先恩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不顾病情严重，花了两个小时亲笔写下了一份遗书《向党告别》：

　　“亲爱的党，我是您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并把我引进了革命队伍的。60多年来，在毛主席、在党的领导教育下，锻炼成为一个革命战士。但我对革命工作没有做出成绩，辜负了党的教育，在我将要离开党的时候，我衷心希望中央更加紧密的团结，率领全党全民向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四个现代化更快的发展。

　　我在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做了多年后勤工作，但也没做出成绩，对不起党委，对不起同志们！

　　在我将要离开党的时候，是多么想念党，想念我的战友啊！”

　　“做了多年后勤工作，也没做出成绩，对不起党委，对不起同志们！”

　　一代功勋赫赫的战将，为党为国的情怀，让人不禁心生敬意。

一个民族近千年也不曾做过的壮举

　　刘亚洲上将谈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从甲午战争开始谈起的。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对于中国而言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尽管甲午战争时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装备和技术上都相差不大的环境下进行的，但甲午战争清政府的失败，也无疑说明了一个道理。

　　“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鸦片战争以后，中日两国同时走上改革之路但两个国家的改革全然不同，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

　　图|吴先恩将军《向党告别》手迹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中日两国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中日两国有何区别时，俾斯麦说了这样一句话：

　　“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

　　尽管俾斯麦的推测并不准确，可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环境下，俾斯麦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志，就是民众的觉醒。

　　梁启超说过：

　　“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

　　中日两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改革，如果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无疑要比清政府做得更强。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赴欧洲考察，英国皇室为李大人表演了打网球，事后问他感觉，李大人疑惑地问了一句：

　　“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图|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的失败，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悲惨的命运，不过也正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促成了中国人的觉醒。

　　也就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几个月，孙中山在夏威夷王国檀香山正式创立了兴中会，掀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浪潮。

　　也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后来领导中国革命，最终获得成功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出生于1894年前后。

　　刘亚洲上将谈起这一点时仍深有感触：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

　　图|刘亚洲将军

　　1956年，毛主席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

　　“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谈及中印冲突时说：“我们不做李鸿章。”

　　1982年，中英谈判香港回归，邓小平强硬地对撒切尔夫人说：

　　“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甲午战争40年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令世界震惊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谈到长征时，曾无不感慨地说：

　　“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图|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一部分干部合影

　　许许多多曾经经历过长征年代的人，他们都将这份精神时时刻刻地牢记在心里，不仅是一身贯彻，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对子女，对身边的人言传身教，使得长征精神不断被发扬光大。

　　2006年7月，部分开国元勋的子女后人，开始重走长征路的活动。

　　诸如彭钢、左太北、罗东进、刘太行等等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在其中，他们在活动发起前，相互约定，坚持一步一个脚印、不去宾馆，不参观那些和长征无关的旅游景点。

　　他们这些人有的已经年过七旬，有的身体还不是很好，但却始终坚持，没有一人掉队。

　　这次长征并非一帆风顺。酝酿半年、好不容易要走了，南方暴雨。活动的组织者罗东进最后一锤定音：“就是下刀子也得去！”

　　平均年龄60多岁的一群老人举旗出发。

　　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旧址，陈知建（陈赓之子）发现了1927年父亲左腿受重伤时做手术的病床。

　　图|长征精神

　　在贵州土城的青杠坡战斗遗址，张光东（张云逸之子）通过寻访，得到了父亲当时已回司令部工作的信息。

　　在江西瑞金，罗东进（罗荣桓之子）与彭钢拉着老红军刘家祺，一聊半天。

　　对于他们来说，70年前的长征依旧没有结束。

　　长征的精神，需要有人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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