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秀成自述》,解读太平天国忠王笔下的“国之十误”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正月十七,天京合围。
四月十九,天王洪秀全逝世,忠王李秀成于危城之中保扶幼天王嗣位。
六月初六,天京城破,持续了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缓缓落下帷幕。混乱之中,李秀成带着幼天王突围,又将好马让予幼天王,自己则因“马不能行”而遭生擒。
在被曾国藩处死之前,这位太平天国后期的顶梁柱亲手写下了《李秀成自述》,洋洋两万七千余字,叙述着曾经的辉煌,也有对于失败的思考。
且来看看,《李秀成自述》中的“天国十误”。
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形势可谓一片大好。洪秀全与杨秀清商议后,决定委任李开芳(地官正丞相)、林凤祥(天官副丞相)为主将,出兵两万进行北伐。
我们不做“事后诸葛亮”,也且不管日后成败,单纯从当时的环境背景来看,在整体战略规划部署上,北伐是极为必要的。
要么不定都,那大伙再一窝蜂往北,打到北京再定都北京亦未尝不可。既然已定都,那要不要向外部署?不管是向西或是往北,至少要在天京外围打下战略据点,以牵制清军的力量,不然可就是“天京当前线,天王守国门”了。
既然北伐是必要的,那为何李秀成要说此为“误国之首”?
因为太平天国的此次北伐,应了一句老话,叫“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
师行间道,疾驱燕都,无贪攻城夺地。
从太平天国的北伐战略方针我们就能看出来,这名义上叫“北伐”,实际上应称为“北送”。以两万精兵纵深千里奔袭敌国首都,这叫“赌”。
李开芳、林凤祥不是邓艾,清廷也不是蜀主刘禅。孤军远征,长驱直进六省之深,猛是相当猛,但也没有了后援,太平天国的北伐赌输了。
洪秀全与杨秀清的这一手“疾驱燕都”,要么是定都天京之后狂妄了,要么就是大手笔的“弃车稳帅”,把一支精兵送出去,然后趁北方乱成一锅粥之时在南京站稳脚跟。
但不管怎么说,一支两万人的清一色“老广西”,太平天国绝对精锐就这么没了。
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这第二口锅,还是由“北伐”来背。
李开芳、林凤祥到达天津附近时,洪秀全与杨秀清才组织第一波增援,令曾立昌(夏官又副丞相)等人由安庆出发北上。
既然有了增援,那我们上边假设的“弃车稳帅”应该也就不成立了,卖队友是不会这么卖的,只能说这是指挥层的狂妄自大导致的。
曾立昌打进临清,而此时的北伐军就被围于阜城,两地距离仅200里,如疾兵猛进,指不定还能救得下来。不料,因陈仕保等人畏战,曾立昌的援军索性就往南边跑路了。
阜城的北伐军撑不住,曾立昌的援军也是屡退屡战、屡战屡败,最终的结果就是两路人马都领了盒饭。
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误不应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这第三误,与“北伐”、“西征”皆有关。
这“秦日昌”,也就是秦日纲的别名。曾立昌的第一波北伐增援失败,洪秀全与杨秀清又令秦日纲率领第二波北伐援军前往直隶增援。
“北路妖兵甚多,兵单难往。”
到了舒城杨家店,秦日纲被打了回来,只能无奈地朝杨秀清摊手了,搞不定啊。
可以说,北伐从战略上来说是必要的,但确实步子迈得太大,又怎能不败?两次增援,曾立昌兵败身死,秦日纲大败而归,这是太平天国自起义以来的首次惨败,也重创了太平天国的士气。
而林绍璋之败,说的是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的太平天国西征军湘潭靖港之战。
靖港一战,太平天国打得曾国藩的湘军水陆皆败,战舰、炮械损失严重,曾国藩两次投水自杀。然而,西征军却在湘潭失利了,七天之中十战十败,打到最后林绍璋就只带了4个骑兵回到靖港,可谓是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西征军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从天京打到湘潭,安庆、泸州、汉口等军事重镇都已攥在手中,天京上游的安全和粮资供应都得到了保障。林绍璋这一败,形势幡然逆转,西征军从此被迫由攻转守,丧失了再次西进的主动权。
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杨秀清屡试屡灵的“天父下凡”这回不怎么灵了,他居然要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这TM不是扯淡么?就算明刀明枪地弑主夺位,也比这样打天王的脸靠谱啊。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统帅之才没错,但这一手“逼封万岁”实是幼稚之举。洪秀全还有啥好说的?都搞到这份上了,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
秀全深自危,啮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入卫......昌辉逼秀清卧内,系之以献,族其家。——《太平天国战记》
于是,洪秀全借韦昌辉这把钢刀扎死了杨秀清,又借石达开这口熔炉,将韦昌辉这把钢刀化为铁水。
“天要使其亡,必先让其疯狂”,杨秀清与韦昌辉之死,深深地暴露了太平天国权利高层之间这畸形的架构,一夕崩塌,渣都不剩。
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没得说,石达开这口熔炉好是好,能熔韦昌辉那柄钢刀,却也让洪秀全感觉到像是被架到火上烤一样。
石达开文武双全,是太平天国出类拔萃的大将之材。搞定韦昌辉之后,满朝都在推举石达开主持朝政,这本是件好事。可惜,洪秀全的屁股被杨秀清的“天父下凡”打得太疼,至今在龙椅之上仍是如坐针毡。
石达开还能说什么,我TM惹不起我还躲不起?
单干之后的石达开去了江西,又进入湖广,一路辗转再败退四川,最终也逃不过凌迟处死的悲烈下场,可惜可叹。
离了石达开后的洪秀全,虽然还有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可以倚仗,但也终究挽不住江河日下的太平天国。
误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有才情,不能保国而误。有了杨秀清、韦昌辉这些惨痛的教训,洪秀全是看得开了,合伙人都被搞得差不多了,我TM搞成家族企业行不行?洪仁发、洪仁达由此走向舞台中心。
洪仁发是老大,那就封个“安王”吧,洪仁达是老二,那就封个“福王”吧。一家人嘛,要的不就是平平安安,多福多寿嘛?
这两人上台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挟制石达开。石达开出走之后,洪秀全又将他们的王爵给削了,洪仁发改封“天安”,洪仁达改封“天福”。可以说,洪秀全真一手操作真是毫无一丝隐瞒,就是要搞石达开。
其后,这两兄弟又改封“信王”与“勇王”,只是人不如其名,一个无信义,一个缺勇气,唯一拿手的就是以权谋私,纳贿敛财。哪怕到了天京围城的时候,这两兄弟还在混乱之中大肆搜刮钱财。
误主不问政事古之明君,虽不说事必躬亲,但至少也有日理万机的时候。反观洪秀全,基本都是“在线隐身”的状态。
起事之初,大小事务基本都是南王冯云山在张罗。起事之后,军政要务基本都由东王杨秀清主管。洪秀全的存在意义,更多的或许是“精神领袖”的存在。
严格来说,洪秀全不是“不问政事”,而是分情况。与宗教“天事”有关的,是会认真对待的,而与行军打仗、百姓疾苦等“凡间事”,他几乎没有仔细审阅过,就予以批复。
如果说洪秀全有超一流的驭人之术,那还好说。可惜,他既无驭人之术,又不问“凡间事”,那就只能走进黑胡同——被架空。
为君者一旦被架空,那下边肯定就是乱糟糟,一乱糟糟起来也就没法控制了。
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太平天国封王,早期也还算好,至少有一系列绩效考核标准,但不知不觉封着封着就封出了天际。尤其是到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到达天京之后。
洪仁玕有才,也是太平天国中对西方见识较广的人,其提出的《资政新篇》也算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想。这样的人才,又是自己人,洪秀全肯定是要重用的。
短短一个月,洪仁玕从一个投奔而来的新人,加封至“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领朝政。如此一来,下边的人可能就不怎么服气了,那怎么办呢?那就给大家都封王呗。
大肆封王的后果,就是拿块砖在天京街头一砸,都能随便砸到一个王。而这些王之间,大多互不统属,谁也不服谁,相互打架的也不在少数。到了打仗的时候,也是出现各种指挥调动不灵的问题。
误国不用贤才此一条也就无需多说了,石达开可谓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最终也是分兵出走的下场。
尤其是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对于异姓的猜忌可谓是无以复加,铁了心要做“家族企业”,奈何家族之中能称“大才”者寥寥无几。
误立政无章先说《天朝田亩制度》,毕竟这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
对于封建社会来说,这份《天朝田亩制度》无异惊天炸雷,从历史意义上来说,这份文件是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
然而,这也是完全不可实现的空想。参加太平天国,无非就是冲着“人人饱暖”而来,谁知TM的竟是镜花水月一场,谁还干?
至于“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那就更TM的鬼话连篇了,诸王选嫔妃、纳妻妾,下边搞“男女分营”,真是涝的涝死,旱的旱死。
当然,也不否定太平天国有一些比较进步的政策制度,但终归而言,还是乱糟糟。尤其是到了太平天国后期,那就更为杂乱无章了。
存在,即合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它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灭亡,也合理。太平天国有其局限性,而其覆灭的原因,也远远不止李秀成所言的“天国十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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