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推荐文章1：《万历十五年》：风起青萍末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这年四海升平，纵有局部的骚动却也无关宏旨。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关于《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评述，我实在想不出比原文第一章开篇的上述一段话更好的开头，我们不妨做下修改，也用作本篇文章的开篇。

　　1587年并不是有轰轰烈烈的战事或者大刀阔斧的改革的一年，然而《万历十五年》的美籍华人黄仁宇，却在对社会长远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的观察之后，对这一年展开了非常精彩的论述。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略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黄仁宇凭借着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大事的起点。我们不妨称这种洞察力为“大历史观”，用黄仁宇自己的话说，它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康德。

　　左：黄仁宇 中：李约瑟

　　我只完整读过黄仁宇的两部专著，一部是其自传《黄河青山》，另一部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书《万历十五年》。从我高二开始接触，到现在写这篇文章，我完整的读了四遍。每一次通读感受都大不一样，可以说黄仁宇用极精辟的若干见解，写出了一个对读者来说极有弹性的万历十五年。

　　对于这种由于阅历而产生的弹性，我们不妨穿插于以下的介绍中。这部关于明朝皇帝、大臣、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方面的著作。我们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来片面的讲述：

申时行

　　以前我读这本书是为张居正，读到最后我才发现书中我最喜欢的是申时行。

　　申时行

　　为什么我要将申时行单独拿出来作一个部分，因为申时行是明朝官场与制度的一个看透者。对申时行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明王朝运行的部分规则。也可以看出今后若干大事今后的成因。我们可以从书中的一句话说起：

身为首席大学士、经筵监督者，申时行有责任使全部程序和谐地演出。

　　申时行并不是一个有明显功绩的首辅，用其同僚的话讲，其政绩就如一张白纸。然而申时行的政绩恰恰就在于一张白纸。因为申时行看出了本朝治理天下的凭借，明白了文官集团与皇帝的关系，懂得了和谐演出的重要性。

　　本朝以“礼”治理天下，而根源不是依靠所谓的法律或者政治来进行管理，孔孟的思想是其核心，更是其统治的根本。朝廷的各种祭祀礼仪是为了巩固这种道德信念，这种信念不仅可以教化百姓，更可以使文官集团和谐同心、认真办事。或者说全体臣民要相信一种象征，但是这种象征又不同于宗教。

　　而申时行的任务，或者说首辅的使命，就是通过维持这种象征来维护国家与百姓、天子与大臣的关系。因为文官集团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早已经与皇权相互制约，所以能在朝廷上骂皇帝的事件也只有在此时的明朝能够发生。

　　海瑞

　　所以申时行成了和事佬，其实他不是好好先生，他只是想消除官员之间的矛盾而使国家正常运作。他在对皇帝的问题上被指为没有原则、八面玲珑。但是有了前任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有了对此时朝局的认识，他知道不能再发生动荡。原文有一个极有意思的比喻：

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如果皇帝说他的问题在脚痒，首席大学士就一定要相信这问题在脚痒。

　　朝廷或者首辅最大的任务是使文官之间、文官与皇帝之间相互信赖，并在他们的共同习惯（孔孟之道）上，使政策顺利实行。

　　因为这个庞大的群体——文官，已经牢牢成为本朝政治、经济的核心。所以申时行在文官之间要保持足够的诚意，以便于体制的安定。

　　但是当问题足够尖锐，申时行不得不站出来的时候，太傅兼太子太师左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也就不能为时势所容忍了。

　　万历十五年，是万历朝皇储问题的开始，最后内阁首辅申时行在立储的风口浪尖上辞职回家了。明朝也在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官员无声的对抗中，开始由盛转衰了。

　　万历皇帝

文官政治

　　朝廷所有的冲突，无一不起于文官集团的矛盾。

　　文官集团可以说是贯穿于本书始终，从万历皇帝的家庭问题，到戚继光的军事行动，甚至到李贽的身死，都与文官有着直接关系。

　　上文已经说过，本朝在根本上依靠道德治理国家，而学习孔孟之道的文官们更是这种责任的直接负责人。

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所以，明朝的政事在于体制的安定，而体制的安定在于文官的和谐。张居正死后倒台的原因就在于他彻底凌驾于文官之上，不肯对文官政治做必要的让步。

　　张居正

　　比如书中所提到的官员贪污的问题。任何一个读明史的人，都应该对明朝的贪污有着与其他朝代所不同的认识。本朝官员俸禄极低，所以在文官之间送礼受贿成了风俗与习惯。

　　而张居正的改革打破了官员们这一点似是而非的不法收入，但其自己的生活却极其奢华。张居正的赋税改革极有可能成为明朝的伟大创举，但也在其身死之后不了了之，不是其做法不对，而是其不能为文官集团所容忍。

　　后来海瑞被无情的弹劾，也是因为他的做法失去了文官们的普遍同情。

　　所以能够为张居正打抱不平的，也就只有李贽这种人了。但是我们却没必要对文官们大加指责，因为明朝的文官是一向以维护平衡作为本朝的立身之本。他们个人一定会有私欲，但是如果他们都信仰孔孟之道，在整体上肯定礼仪教化，千千万万的百姓也遵守这种道德，这个根本上的农业国家，还是能稳定发展的。

　　所以当李贽对孔孟发起攻击的时候，也就注定只能写下“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诗句，而自杀于狱中了。

　　李贽

经济制度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

　　明朝财政制度的缺陷，不宜长篇大论，所以我们可以从书中几个细节来窥探这个庞大帝国建立之初的暗伤。

　　如戚继光军队的粮饷补给，竟然于政府的侧面供应，而不是户部的统筹规划。各个地方的政府把规定的数额交给军事单位，一个卫所竟然接收到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与饷银，这种补给的调配方式对作战的影响自然巨大，不是每个府县都有能力交齐，时间上更是千差万别。

　　戚继光

　　再比如张居正的功业，对财政制度的改革，竟在短时间内是太仓银多了四百多万，这不能不反应出之前制度的低能。

　　但是这种制度的产生，也和这个以礼立国的农业国家有莫大的关系。《明史》中有关于太祖治国的描述：

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是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

　　所以黄仁宇在书中一直强调这样一种观点：

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也自然谈不上经济制度上的统筹。

万历十五年

　　我们不在做具体的分析，万历十五年是表面平淡的一年，而大风即将起于青萍之末。我们应该举1587年的几件事。

　　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

　　1587年万历朝“上下否隔”的状态终于恶化了。

　　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

　　1588年1月17日一代名将戚继光在阳历这天离开了人间，按照阴历计算，为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将星西陨之际，我们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

　　1587年后一年，一个叫李贽的思想家终于决定剃度为僧。

　　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孟森曾在明史的讲义中说：

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学术性与阅读性都极高历史佳作，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它甚至被当做历史写作的标本。扬联陞曾说过——无论是作为历史著作，还是文学作品，这本书都是佳作。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本书即将结尾的时候，黄仁宇用极平静的语调说出了这么一段话。每当我读到这里也总是唏嘘不已。

　　黄仁宇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推荐文章2：「改革开放40周年专栏」惊鸿巨变40年之二——大风起于青萍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推荐文章3：起于青萍之末

　　风，“起于青萍之末”。我虽然十分反感往自己厚脸上贴金，将国外的发明及学术先声，说成是中国的某子某子N年前所首倡，但我依然忍不住想说，所谓“蝴蝶效应”一说，起源于中国，首创者即战国时期楚国人宋玉。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五七》：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

　　道壹和尚喜欢整理修饰言词，从都城返回山东，途经吴中。不久碰到下雪，（天气）还不算很冷，（回到寺庙后）和尚们问他路上的经历见闻。道壹和尚说：“风霜（指寒冷）就不去说它了，最开始总是郁集于暗淡（的地方）；城郊还在稀疏飘小雪的时候，林木葱芜的山峰就早已是白茫茫的一片了。

　　【“已而会雪下”的“会”，意即碰到、遇见。“飘瞥”，“瞥”，本意为快速地看，此处指一看即逝。】

　　从这段小文中我们也可以领会到“起于青苹之末”的意蕴：当一个新生事物在大都会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很久以前就已经兴起了。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推荐文章4：「城检文苑」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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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

　　再读《万历十五》

　　1587这一年，被提做“无关紧要的一年”。但是对于历史所特有的巨大蝴蝶效应，这一年表面上四海升平，并无大事可叙，其间的细枝末节，却如风起青萍之末，对明帝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本书以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作为历史切片，通过“囚徒皇帝”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刚正不阿的海瑞、一代名将戚继光和大思想家李贽等人的生平记叙，撰写了整部失败录，无论天子还是庶民都不得圆满。究其原因，黄仁宇敏锐的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再读万历十五年，领悟到明代的制度僵化和道德操控所达到山穷水尽，时乃大明帝国最终溃败的根本原因。

　　被绑架的“傀儡”皇帝

　　万历皇帝幼年继位，在太后和首辅大臣张居正的长期捆绑教育下，文官集团，普通人绝对不能够轻易进入，因此，其成员自然具有把握国家命脉的能力，因而一个成功的文官集团应当能够把国家治理得繁荣，但其前提是皇帝和文官的相互信任，彼此协调。这在历史上鲜有成功的例子，通常平衡的天平向文官倾斜，其筹码就是礼制和道德。若皇帝像幼年的万历一样信赖文官，但文官却对皇帝存有戒备之心，那么皇帝的生活就会跌入文官设计好的一套复杂规制中，手无实权，生活无聊至极；若是像正德皇帝一样不信赖文官，文官自然不会拥护皇帝，而是用引经据典的能力掀起舆论的浪潮，使皇帝留下一个昏庸骂名。无论怎样，皇帝都遭受了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历史上并不罕见，甚至至今依然存在。类似“强行让座”的事情时有发生，人们用“尊老爱幼”等道德原则绑架别人的行为，使传统美德发酵成了义务和负担。究其根由，终是人们存有私心，故意混淆礼法，使利益尽可能的向自己靠拢。长期下去，虽不会有明王朝灭亡的巨大悲剧，但也会有“有法难依”的社会秩序混乱。因此，道德与法律应当并重，个人、社会才能够都有长足的发展。

　　文官们的党争

　　万历年间，在张居正和万历皇帝的先后努力下，终于打破了文官一致对外的统一性，诱使文官集团分裂，最终引发党争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依照明王朝井然有序的办事风格，下一任皇帝的人选早已框定在几个人之间，因此几位候选人的身后聚集这一众文官，形成了几大党派。党争的名义领袖为争储君之位的人，实际上党争为文官之争。文官的想法大多一致，因此极有可能会有一位缺乏主见的候选人成为被拥护得最多的人，方便文官们掌权。还在位的皇帝即使对候选人问题有自己的想法，也绝不能违背满朝官员的意愿，否则文官们便会用礼制道德日复一日地劝谏皇帝改变关于立储的错误决策。自然，党争就成了亡国的一大原因。官员分派别，朝廷系统不再完整，部分功能缺失，最终导致混乱。同时，不少有识之士因为在党争中站错阵营而断送前程，不再有机会施展才华。

　　如今自然没有这样牵扯国家命运的党争，但小团体小派别在社会中比比皆是，自然也就造成了某些组织的分崩离析。这引发的不仅是经济的损失，更多的是人心的背离与人性的冷淡。

　　纵观明史，明王朝之所以衰败，是因为活跃在政治舞台的的文官集团过于强大，强大到压制着其他部分不能有所作为，继宋代健全完善文官体系后，明代文官政治发展到顶峰。永乐以后，文官权力逐步扩大，于隆万年间达到巅峰，以致于明朝皇帝不得不借助宦官和特务来抵制文官集团。文官制度保守性和排他性等弊端在明代晚期表现尤为突出，施政脱离实际，自身利益高于一切，以文欺武，牢牢钳制农工商等阶层，终被愤起的清军事系统所灭。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向我们呈现出的是明末不以法律为依据，而以儒家经典所宣扬的仁义道德作为社会中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的行为共识的社会，但那并不是一个谦谦君子的理想国，而是一个被文官集团以“道德”二字挟持，踯躅不前即将走向崩溃毁灭的社会，了解了书中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几位风云人云的生平，不禁感叹，纵然才华横溢英武果敢，终究不能扭转乾坤，只能在无望的世道里迎来本不该属于自己的悲惨结局。

　　再读《万历十五年》，更加坚定的认同一个观点：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单纯以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忽视了法制，将止步不前。以道德的制约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那么，国亡不是“巧合”，而是“必然”。

　　“纷纷万事，直道而行”

　　——王楠

　　END

　　Editor-in-Chief 主编

　　韩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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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欣书 Yolk 王楠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推荐文章5：遗址今昔丨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汉代班固《西都赋》曾描述了汉长安城的繁盛景象：“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这座满载着西汉王朝强盛辉煌的都城被多个朝代所沿用，西汉之后，有新莽、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文帝）共9个朝代在此建都，实际使用近800年，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长的都城。由于汉族汉人、汉语、汉字等概念均诞生于此，毫无疑问这里成为了汉文化的起点、汉民族的词源。

　　近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在调研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文物工作会议部署，守护利用好珍贵历史文化遗存，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实现文物保护、城市发展、民生改善协调融合发展。

　　汉长安城遗址，沉睡千年后，其生命力正被重新唤醒。

　　营造都城典范：“非壮丽无以重威”

　　不历大劫者，难以成大功。汉高祖刘邦起于微末，颠沛流离，数次九死一生。其中最为险恶的情形，当是鸿门宴。《史记》描绘了汉代开国君主的至暗时刻——“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刘邦当时的处境直接造就了一个成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鸿门宴四年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听取谋臣娄敬、张良的建议，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决定定都长安。公元前200年，汉长安城内最早的建筑——长乐宫修建完成，随后萧何开始主持修建城内其他宫殿和基础设施。

　　历史学者说，一个朝代的气象往往会打上开国君主性格特点的鲜明烙印。汉长安城及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气象均打上了刘邦的烙印——风起于青萍之末，大开而大合，历大劫，成大功，这印记甚至对周边地区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大业既成衣锦还乡，刘邦痛饮酒，诗言志，以浇心中块垒。《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了一张紧扣多年的弓终于松弛的瞬间：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此后，长安城在中国历史的榜单上不断“占据热搜”，文景之治、独尊儒术、北击匈奴、《史记》成书，一代将星韩信陨落于此，张骞出使西域启程于此，昭君去往漠北动身于此……熙熙攘攘、轰轰烈烈，多少天下事，尽出此城中。

　　公元前198年，汉长安城未央宫基本建成，开始成为汉帝国200余年间的政令中心，在后世人的诗词中，未央宫也成为了汉宫的代名词。其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宫内有宣室、麒麟、金华、承明、武台、钩弋殿等，另有寿成、万岁、广明、椒房、清凉、永延、玉堂、寿安、平就、宣德、东明、岁羽、凤凰、通光、曲台、白虎、漪兰等殿阁，其建筑形制深刻影响了后世宫城建筑，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宫城建筑的基本格局。新建成的长安城秉持着“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和“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定位，自然壮丽无比。由于是以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宫殿作为基础，因此汉长安城的形状受到秦宫殿、渭河等的制约，从而形成了不规则的走势。不过得益于巧妙地利用地理环境规划，使得汉长安城成为了“因天才，就地理”营造都城的典范。

　　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8年兴建上林苑，公元前129年穿漕渠，公元前120年开昆明池，公元前104年修建章宫，公元前101年建明光宫和桂宫，此时汉长安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仅城墙周长就达25公里。规模远超同时期的罗马城、拜占庭城和巴格达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经多年考古研究证实，汉长安城的基本布局与《考工记·匠人营国》记载的“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基本相符。全盛时期，城中居民区竟达160个“闾里”，“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这样的格局足足保持了两百多年。

　　其中，未央宫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兼具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起点价值。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从未央宫领取汉武帝的旨意出使西域，从而开启了可歌可泣的凿空之旅，展示了位于丝绸之路东端的汉文明发展水平，奠定了汉长安城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专家称，“汉长安城不仅对中国文明史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还代表了在整个东亚地区公元前后400年间的中心地位，是人类文明史上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两千多年历史变迁中，汉长安城的地表建筑虽然已无迹可寻，成为遗址，但后世没有一个朝代在这座城址上进行叠压建设，这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具有核心地位的重大历史文化遗产，以完整的格局保留至今。专家认为，汉长安城遗址是中国现存规模宏大、遗迹丰富、格局明确、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帝国都城遗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国际、国内都首屈一指。时至今日，作为承载见证了整个中华文化形成发展过程的重大遗址，汉长安城遗址自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西安市也坚持了“保护优先”，从未在其遗址范围内安排过任何重大项目，有效保护了大遗址的完整风貌。

　　探索历史保护与城市发展最优路径

　　若乘飞机夜访西安，你会发现在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中，有一块巨大的“无光区”，在这个人口过千万的国际化大都市里，这块“黑窗”与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城市夜景形成强烈反差，这里就是汉长安城遗址。

　　汉长安城遗址是我国现今规模最大、定都朝代最多、遗迹最丰富、保护最充分、研究价值最高的古代都城遗址，是世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实物资料。正因为其重要性，国家对其有着严格的管控明令禁止开发破坏。2012年7月西安市委、市政府作出建设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的决策。同年8月，通过《西安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实施方案》，决定从2012年到2020年分三个阶段推进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建设工作。重点保护、在城市发展的重要地块上留白，这是西安对待民族文化根脉的慎重和守护。

　　客观来说，对于城市而言，汉长安城遗址如此大面积的空白区域，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对区域交通、民生项目等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发展空间的诸多方面都产生过影响。“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专家提出，汉长安城遗址应当是城市底蕴的活化石，而不应把它视作阻碍城市发展的“包袱”。西安作为全球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利用好这一宝贵资源，将汉长安城遗址打造为文化旅游新高地和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事实上，西安也一直在探索历史保护与城市发展的最优路径。

　　2006年，汉长安城遗址列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17年，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随后，遗址公园提升项目正式拉开大幕。走进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排排整齐的松柏勾勒出未央宫宫墙的轮廓，已建成开放的公园一期区域整体以“遗址保护”为前提，以“尊重、保护、传承、创新”为主旨，以汉朝、汉文化为线索，以游客游览需求为导向，全面提升遗址公园的便捷性、可游览性。通过景观绿化提升、综合管网布置、道路游线改造、基础设施完善、服务设施配建、遗址保养修缮等系统工程，展示城、宫、殿、阁、路的格局。在遗址保护展示的前提下，遗址区和绿化景观相得益彰，在城市飞速发展的进程中，静静守望在繁华都市一隅，保持田园风貌、乡野气息。汉服巡游、汉代五禽戏和现代花式篮球运动展演……“汉宫骑射·承启国风”——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届汉风运动季活动于8月6日晚拉开帷幕，引入花车集市、后备箱集市、露天电影等夜间休闲活动，带动年轻群体解锁夜经济“新玩法”。

　　遗址公园不仅承担着保护文化遗迹的重要使命，也肩负着城市公园的功能。节假日里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观光游览、户外休闲。

　　据介绍，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提升项目二期于今年3月开工，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预计将于年内建成开放。二期项目位于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范围内，丰景路以北至直城门大街北侧、邓六路以东至东宫墙路，总占地面积2.91平方公里，包括景观绿化提升、道路游线改造、基础设施完善等系统工程，和一期工程形成互补串联，体现遗址展示新气象。

　　这座沉寂数千年的大遗址被唤醒

　　系统性地保护、合理化地利用是新时期对大遗址保护形成的重要共识。

　　自2012年，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设立以来，西安市相关部门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统筹城乡、改善民生”、“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建设相融合”“统一规划、统一领导、分步实施”四大原则，开启对汉长安城这座历史文化宝库的保护利用工程。几年内，工程涉及区域整理土地1万多亩，清理垃圾320万立方米，栽植树木5万棵，种植草坪260多万平方米，先后完成未央宫前殿、西安门、西城墙等162处文物本体展示工程，这座沉寂数千年的大遗址被重新唤醒。

　　2021年，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全面开放，二期加快实施提升改造。这座公园是在大遗址保护与展示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汉长安城遗址文化内涵，将专题展厅、景观栈道、园林绿化、现代农业景观串联，突出展示了汉长安城遗址风貌。

　　人和遗址逐渐在产生交互作用。为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动员和引导群众关注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使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弘扬优秀历史文化。通过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汉长安城遗址公园也成为休闲的好去处。如今，漫步在汉长安城遗址公园，市民群众可以近距离感受跨越千年的汉代文化遗产。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方红卫在调研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工作时指出，汉长安城遗址是现存规模宏大、遗迹丰富、格局明确、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都城遗址，蕴含着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要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精神标识保护和文化地标建设，深入挖掘汉长安城遗址文化内涵，高质量阐释活化遗址价值、讲好文化故事。要探索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平衡好遗址展示和空间利用，不断扩大汉长安城遗址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要促进遗址区民生改善，把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让遗址保护成果更多惠及群众。

　　“我们将以遗址保护为前提，保持遗址的原真性，结合区域历史风貌和现状条件，逐步将汉长安城打造为旅游目的地、城市中央游憩区。”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保护利用项目后续将最大程度做到尊重遗址、保护遗址、展示遗址，在严格遵循土地保护法和土地性质的前提下，通过对天禄阁等遗址进行保护展示和周边环境整治提升，维持基本农田和公共设施景观和谐，使遗址和周边景观相映成趣，进一步诠释好遗址内涵。

　　“保护汉长安城遗址，客观促进了周边数万名群众的生活水平改善提升。大遗址与现代社会实现相融共生。”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相关负责人说，要继续探索“大遗址与村民共生共存”的大遗址保护发展模式，支持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系列工程，大力保护并充分彰显乡村景观格局、乡村传统肌理，传承乡土文脉，共同促进遗址区民生改善，要让遗址区居民共享遗址保护发展红利，此外，不断探索大遗址保护新路径，提升城市文化传播力、影响力，让西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展示窗口。

　　：文物陕西（：庞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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