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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勇军进行曲推荐文章1：歌声嘹亮丨《义勇军进行曲》诞生83周年

　　中国军网

　　83年前的今天，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了，嘹亮的歌声，激昂的旋律唤醒了全体同胞不屈的信念与必胜的决心。下面就为大家盘点那个时代《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六首抒发人民国之情的歌曲。

　　一、《义勇军进行曲》

　　词:田汉

　　曲:聂耳

　　简介:《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4年秋，田汉为该片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最后一节诗稿被选为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但是歌词写完后不久，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后来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要求为歌曲谱曲。歌曲完成后，迅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群众学生举行反日游行集会，军人战士前线奋勇杀敌，高潮之时，总会响起这段旋律。甚至在1944年，美国好莱坞公司拍的一部反映中国抗战的电影《龙种》，也是以它作为插曲。《义勇军进行曲》替四万万同胞向全世界发出了内心底处的吼声。1949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规定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二、《黄河大合唱》

　　词:光未然

　　曲:冼星海

　　简介:《黄河大合唱》合唱曲目分为八个乐章，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第七乐章《保卫黄河》。该曲创作于1939年春天，同年4月13日首演于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随即很快唱响全国，成为抗日歌曲的“主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黄河大合唱》在艺术上有着很高的音乐成就与独创性。这首作品的创作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黄河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庄严地讴歌了中华民族的坚贞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保卫母亲河，保卫祖国母亲的英勇士气。

　　三、《松花江上》

　　作词:张寒晖

　　作曲:张寒晖

　　简介:毛泽东主席说过，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三千万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以及大批流亡在关外的东北军将士，在这首歌的激励下，奋勇反抗，斗争，他们知道，早晚有一天，日军会被赶出东北，他们也能在白山黑水之间继续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四、《延安颂》

　　词:莫耶

　　曲:郑律成

　　简介:《延安颂》创作于1938年4月，这个时期，整个抗战局势极不乐观，国土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据守的解放区的工作生活也是非常艰苦，日军的封锁进攻频繁强烈。但歌曲热情地歌颂了延安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片欣欣向荣，积极乐观的革命战斗心态，具有抒情性，又富战斗气息。优美的旋律倾注了对革命圣的由衷赞美，又表达了延安边区人民不惧强敌，誓死捍卫国土的信心与勇气。

　　五、《大刀进行曲》

　　词:麦新

　　曲:麦新

　　简介:这首歌知名度其实很高，但不得不说它正在被人遗忘。绝大多数人只知道它的第一句歌词，或者把它的第一句词当成了它的歌名，这也是我们认为它在被遗忘的理由。歌曲创作于1937年，开始是对29军将士不怕牺牲，用大刀抵抗装备精良的侵略者精神的肯定与赞扬。但此歌一出，旋律歌词震撼了全国人民的心，再无苟且偷生者能安心于此歌之下。因此其也被誉为是吹响了中华儿女奋起抗战的冲锋号角。

　　六、《旗正飘飘》

　　曲:黄自

　　词：韦瀚章

　　简介:这首歌曲最早在1932年的一部故事片《还我河山》里作为插曲出现。歌词有力，旋律振奋人心，节奏铿锵有力，音调慷慨激昂。成为支撑广大人民团结支持抗战的精神力量。“快奋起莫做老病夫，快团结莫贻散沙嘲”歌词真实反映了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急需团结抗争的紧迫形势，也唤醒了相当一部分麻木的国民，对抗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激励作用。

　　义勇军进行曲推荐文章2：《义勇军进行曲》的词田汉

　　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田汉等拍摄了一大批进步影片，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大量观众。左翼文化的这种发展势头，连国民党的舆论也惊呼“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入”。

　　受抗日救亡强烈氛围的感染，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迅速传遍祖国大地，成为时代最强音，对动员人民奋起抗日救亡起了巨大作用。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第55页

　　田汉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戏剧家，也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现代的关汉卿，中国的戏剧魂”。《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中田汉的名字共出现两次，生动反映出他在党的领导下，追求真理进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光辉足迹。

　　“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气”。田汉189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幼就对戏剧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领悟力和超出常人的热情，戏剧成为他一生追求民主和光明、倡导救亡图存，投向腐朽没落的旧社会的一把最为锋利的“匕首”。

　　1916年，田汉赴日留学，其间兼收并蓄西方戏剧理论，立志要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事件的爆发，汹涌澎湃的国内救亡浪潮给田汉带来极大震撼，他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回国后不久他创建南国社，“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气”，掀起一场影响深远的戏剧改革运动。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半月刊，但仅仅发行4期便宣布停刊。1925年，他又创办《南国特刊》，也在编发24期后“戛然中止”。紧接着在1926年他成立南国电影剧社，意图“宣泄吾国民深切之苦闷，努力不懈，期于大成”。1928年，他筹建南国艺术学院，要给“混乱时期的文学美术青年以紧切必要的指导”，吸引了陈白尘、郑君里、吴作人等一大批有志献身艺术事业的青年踊跃参加。从1928年开始，田汉率领南国社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公演，演出的剧目敢于针砭时弊、批判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抒发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引起国民党的恐慌与仇视，南国社遭到查封。

　　与聂耳结识，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南国社的经历使田汉意识到，仅靠文艺活动无法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主动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积极投身政治运动。1930年他参与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左翼戏剧运动的杰出领导者。

　　1931年，田汉在上海明月歌舞团结识聂耳，两人合作的处女作是电影《母性之光》里的《开矿歌》。1934年，两人共同为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毕业歌》作词谱曲，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号召青年朋友们勇敢地“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同年田汉编写电影《凤凰涅槃图》并创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电影后来改名为《风云儿女》。在田汉歌词的基础上，聂耳以精湛的艺术造诣出色地完成了谱曲工作。《义勇军进行曲》一经传唱便迅速风靡大江南北，发出了坚决抵抗侵略的时代怒吼，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起抗争的生动写照。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后被正式确定为国歌。田汉、聂耳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经历成就了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两人友谊的见证。

　　令人遗憾的是，1935年7月，年仅23岁的聂耳不幸英年早逝。当时田汉正被国民党关押狱中，得知聂耳去世的消息，他极为震惊，撰诗痛悼：“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1945年聂耳逝世10周年之际，田汉评价他“创造了为中国人民谋解放求独立的新的歌曲，而且也喊出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时间的流逝难以冲淡记忆，在后来的岁月中田汉多次表达对这位朋友的哀思。

　　投身抗日救国和民主建国事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田汉参加文化界的救亡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呼吁拼死抵抗日本侵略，否则“中国生机殆有断绝之虑”。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田汉出任第六处处长，负责文艺宣传。在第三厅中，他与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组织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奔赴各地开展巡回演出。皖南事变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破坏抗战的行径，移居桂林组建新中国剧社，潜心推动戏剧改革。

　　抗战胜利后中国迎来和平民主的曙光，但蒋介石背弃人民意愿，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甚至加紧迫害民主人士和悍然发动内战。1946年7月11日，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被特务暗杀，田汉“感着无比的哀伤和愤怒”，断言“打伤或暗杀一两个民主战士，民主大潮不会因而阻滞”。7月15日，他撰文称赞李公朴是“民主运动的一员骁将”，认为谁要是“放弃了人民基本自由的争取，谁就是公朴的罪人！”不料同一天闻一多也被刺身亡。田汉闻讯后极为愤慨：“反动派用无声手枪来打，就让他打出一个有声的中国来吧！”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得到社会各界热烈响应。10月，田汉排除重重阻碍到达华北解放区，呼吁“为新民主主义戏剧而奋斗”。他坚定表示：“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人民大众的）内容，民族歌舞剧的形式——这应该就是我们明确的原则。”此后他积极投身新中国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22日，他与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55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联名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各界贤达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向全世界宣告成立，田汉矢志追求的民族解放、民主建国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刘东庆）

　　： 学习时

　　义勇军进行曲推荐文章3：聂耳23岁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那时他们正年轻【聂耳23岁创作义勇军进行曲】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两年，谱写了《毕业歌》等歌曲30多首，成为中国新音乐的开路先锋。1935年，23岁的聂耳与田汉合作写下《义勇军进行曲》，在之后近一个世纪里，这首歌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轨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央视新闻

　　义勇军进行曲推荐文章4：“徐悲鸿首先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是真的吗

　　华天雪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了一个“徐悲鸿首先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说法或认知，从持此说法者的身份“分量”来说，廖静文著《徐悲鸿一生》、王震著《徐悲鸿年谱长编》和杨先让著《徐悲鸿》等，是能够在一般读者乃至美术史研究领域起到较大影响者。通过研究认为，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徐悲鸿首先提议了“代国歌”！

　　徐悲鸿在其作品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了一个“徐悲鸿首先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说法或认知，从持此说法者的身份“分量”来说，廖静文著《徐悲鸿一生》、王震著《徐悲鸿年谱长编》和杨先让著《徐悲鸿》等，是能够在一般读者乃至美术史研究领域起到较大影响者。

　　杨先让说：“国歌是他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并通过，我们当学生的为徐悲鸿高兴” [1] ，未注明出处，所以不知什么依据，似乎也无意于依据，但却简短而肯定。

　　王震说：（1949年）“9月26日（八月初五日）毛泽东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希望有一首激发爱国情感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国歌。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国歌问题讨论会，徐先生正式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代国歌，周恩来同志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建议，立即表示支持并被通过。（据《新民晚》）” [2] 在《徐谱》绝大多数条目未注明出处的情形下，这条注明出自《新民晚》的内容，虽然缺少年月日等必要信息，但毕竟算是个线索。笔者依此遍查1949年9月26日到10月中旬之上海《新民晚》、上海《新民晚刊》、重庆《新民晚》以及北平《新民》，相关导中重头戏是重要领导人的各种讲话，艺术家中唯有梅兰芳的发言被提及，徐悲鸿的名字几乎未出现过！不知王震先生此条到底是何依据？况且，这类内容在当时主要选择了《人民日》《光明日》《天津日》《新民》等发布，其他刊的导大多转自它们或至少与之口径一致，那么采录于年谱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主要依据这几种纸么？令人费解。这可是年谱啊！不知道依据这样的年谱会做出怎样的徐悲鸿研究？！

　　着墨最多的是廖静文，因是传记写作，此处采用对话式，富于故事性，如：

　　至于国歌呢，尽管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投稿，但却没有一篇尽如人意。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召开了，议程中有通过国旗、国徽、国歌的条款，挑选工作不能再延迟。为此，毛主席亲自召集了二十多人的讨论会，希望共同商议确定。悲鸿去参加讨论国歌以前，便对 我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那怎么可以呢？”我说，“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好吧。”

　　“这为什么不好？法国的《马赛曲》便是一只很悲壮的歌曲，它的原名是《莱茵军进行曲》。一七九二年，法国马赛工人革命队伍高唱着这只歌曲开进巴黎。后来，便被正式确定为法国国歌。”接着，悲鸿向我介绍了《马赛曲》的歌词……

　　于是，在毛主席召集的讨论会上，悲鸿提出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刻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他认为这只歌曲很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节奏鲜明。建筑家梁思成也说，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走到大街上，听见身后有人用口哨吹着这只歌曲，他回头一看，是一个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说明这支歌曲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接着大家都纷纷发言表示赞成，最后毛主席综合大家的意见，表示同意。不久，《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便在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通过了。 [3]

　　聂耳最后审音定稿的《义勇军进行曲》

　　实际上关于国旗国徽国歌商定的真实情况，近二三十年以来陆续有人写过研究文章，但最有力的出版还是2009年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由中央档案馆整理、编辑的两卷本（上、下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 [4] （以下简称《档案》），披露了关于该项工作的全部160份档案材料，是大致可以将该事说清楚的——在历史研究中，档案资料的重要性和真实性无需赘言。但令人惊奇的是，该书出版之后的十多年间，与之相关的各种谬误依然盛行，毫无更正的意思。

　　《档案》下卷最后有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诞生过程简述》，我们不妨依据《档案》《档案附录》及其他相关材料对此事及必需的背景事件做一个简略梳理 [5] 。

　　6月11日，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商定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

　　6月15日，由23个单位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成立大会，并于同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明确了该筹备会主要任务为完成各项必要准备工作，以保证迅速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21人名单，随即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为切实推进各项工作，此次会议设立了在常委会领导下的六个小组，分头承担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订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宣言等工作，各组人员的组成均衡和兼顾了上述23个单位。其中第六小组负责草拟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沈雁冰，组员为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及廖承志，共16人。此次会议也是《档案》开篇头一条，可以看作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讨论的起始。在接下来的近三个月中，是包括第六小组在内的各组工作期。

　　第六小组负责草拟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的档案记录

　　中央档案馆整理、编辑的两卷本（上、下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记录

　　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小组会议，拟定了国旗国徽国旗征求条例，设立了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成员包括翦伯赞、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和张奚若等8人）和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成员包括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和郭沫若等5人），并决议这两个初选委员会委员除由本小组组员分别参加外，可聘请专家为委员，并委托郭沫若、沈雁冰二人初步提出专家名单提交常委会决定。同时决定发布《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征集启事》，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负责草拟。

　　7月16日，经筹委会批准，第六小组拟定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自该日起连续刊登于《人民日》《天津日》《新民》《大众日》《光明日》等，征集截止日期为8月20日，即征集时间历时月余。

　　8月5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就直至8月2日止（征集半个月以来）收到的459件国旗图案、28件国徽图案和125件国歌歌词进行审查、讨论，并通过决议：按照上次会议决定，聘请专家参与评选，做出“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拟聘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顾问，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拟聘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专家为顾问，全部顾问名单由常务委员会决定后聘请”“全部应征稿件由有关顾问提出意见，交付有关初选委员会审阅，提出本组全体会议决定”“来稿由秘书送各有关初选委员会委员及专家传阅，各委员及专家接到稿件后，必须抽出一定时间，检阅各来稿，并可从中选出自己认为较好之稿件提出各委员会讨论”等决定。从资料显示，第一次会议时就曾对专家顾问名单有过提名，吴作人、叶浅予、倪贻德、丁聪、徐悲鸿、钟灵、古元、华君武、孟化风、李桦、胡蛮、特伟、梁思成、林徽因、艾青、江丰、蔡若虹、张仃等人均被提及，但当时“只是随便提提”，此次名单的确定是在人数不宜太多、排除外地人员和考虑刚成立的中国美协的组织作用等因素下产生的。

　　8月17日，筹备会拟出关于聘请梁思成等为国旗国徽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顾问之函：“兹聘先生为本会第六小组国旗国徽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顾问，此致梁思成、艾青、徐悲鸿（国旗国徽评委会顾问），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国歌词谱评委会顾问）”。

　　8月18日，上述专家顾问正式聘请。并定8月18日至20日为初选委员会选稿时间，具体选稿过程未见记录。即专家顾问的受聘及工作是在征集工作临近结束时开始的，此时，三个月的工作期已经过去三分之一。

　　8月22日，第六小组召开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翦伯赞、郑振铎、马叙伦、沈雁冰、徐悲鸿、罗叔章（代蔡畅）、梁思成、张奚若、艾青等人出席，吴作人列席，马叙伦主席。这是《档案》中徐悲鸿第一次出席的会议。且须注意的是，这是与国歌词谱初选会议分头召开的会议，是只讨论国旗国徽图案的会议，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会议是23日召开的，而且在24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中称这两次为“非正式的座谈会”。截至8月20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国旗方案1920件，图案2992幅；国徽设计稿112件，图案900幅；国歌632件，歌词694件，此外尚有意见书24封。这两次座谈会即是针对这些应征稿件的评审。根据讨论过程的会议记录，徐悲鸿所发表的意见包括：1、对稿件应征者们认真严肃态度的一再赞赏（两次），所谓“一点也没开玩笑的”；2、对梁思成要画家将国旗颜色分成几百种色号的提议，表示“很难”；3、建议该组选择的备选方案中，“我们拿出来以后请毛主席选择一下”。记录显示，与会者均积极提供了意见，徐悲鸿不是其中最活跃的。此次初选选定国旗图案16幅，国徽图案4幅，按工作流程，提交全组再度审选。

　　8月2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马叙伦、张奚若、姚锦新、郑振铎、梁思成、翦伯赞、郭沫若、沈雁冰、叶剑英（马叙伦代）、廖承志（沈雁冰代）、田汉、钱三强、萧三、柯仲平、艾青、欧阳予倩等出席，不仅徐悲鸿未出席，且会议记录的缺席者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中也没有徐悲鸿，不知是否可以说明徐悲鸿及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几位专家顾问，不在受邀参会名单中，或者，专家顾问即便因事缺席也不算缺席呢？不得而知。此次会议将复选出的国旗图案17幅编号，提请常委会审核；由于国徽应征稿件较少且无可采用的方案，拟另请专家拟制后再提请决定；复选歌词共13件，但均未臻完善，也交由文艺专家继续拟制，并提议在歌词确定后由常委会制定曲谱，再登征求群众团体试唱后再作最后选定，“但需要经过相当时间，此种意见是否可以采纳请常委会决定”等等。

　　9月1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马叙伦、陈嘉庚、艾青、郑振铎、马寅初、郭沫若、李立三、徐悲鸿、欧阳予倩、张奚若、沈雁冰、田汉、贺绿汀、翦伯赞等出席。主要讨论第三次会议复选出来的国旗图案，推选艾青、徐悲鸿、贺绿汀设计国旗线条的比例与国徽的配色，并拟由该组组员召集，把全体政协代表分成十二组，每组55人，分组对复选出的38个国旗图案进行投票选择。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由原来负责的小组向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告，并将复选出的38幅国旗图案从“复字第1号”至“复字第38号”编号，编印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小册，请全体会议代表审阅并提出意见。

　　9月21日，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之前隶属于新政协筹备会之下的六个小组也随即结束或移属。至此，没有徐悲鸿与国歌词谱审议工作有过参与的记录，他从未像马叙伦、郭沫若、田汉、沈雁冰、贺绿汀等人那样身兼过两边。

　　9月22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成立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任马叙伦召集55名委员集中讨论，继续第六小组的未竟工作，且不再区分国旗国徽与国歌词曲，徐悲鸿为55名委员之一。

　　9月23日，政协全体会议代表被分成11组，分别在中南海、北京饭店、六国饭店进行了分组讨论，徐悲鸿、吕骥为第七组召集人，此组共61人。当晚，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马寅初、沈雁冰、徐悲鸿、田汉、陈嘉庚、翦伯赞、马叙伦、郑振铎、艾青、马思聪、贺绿汀、李立三、欧阳予倩、张奚若、蔡畅出席，马叙伦主席，会议据票数，最后在复字第1号和第4号之间选择，但艾青、徐悲鸿、梁思成均认为得票最高的复字第1号并不美观。后来被定为国旗的复字第32号“五星红旗”得15票，也被列入提交的告中。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受邀参会。会议伊始，毛主席开门见山地提议赞成“复字第32号”，陈嘉庚、梁思成随即附议之后，全体人员一致赞成、通过了复字第32号（曾联松设计）为国旗图样。也是在毛主席提议下，决定国徽“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原小组继续存在，再去设计”，事实上国徽方案的确迟至1950年6月28日才最后通过。而关于国歌方案，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根据新词曲很难较快创作出来的情况，提议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得到与会许多人的赞成，同时也有人认为歌词需要修改，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句不妥，周恩来则认为用原来的歌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了，在整个讨论国歌过程中，会议记录中徐悲鸿参与的意见唯有“该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一句。最后，与会者一致赞同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并在会议结束前带领大家合唱了该歌曲。显然，这是关于国旗国徽国歌制定的最为关键的一次会议。

　　9月27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四个议案；9月29日，《人民日》刊登了国旗图案、《国旗制法说明》及《义勇军进行曲》词曲；10月1日，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毛泽东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综上，徐悲鸿在整个过程中参会记录4次，即8月22日、9月14日、9月23日、9月25日，前三次均只参与了国旗国徽图案的评审，只有最后一次的“混合”会议，对代国歌问题做了稍嫌勉强的一句话的附议表态，即，从档案记录看，他不仅没有首先提议《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而且对此也并未表现出突出积极的态度。当然，档案中的会议记录通常不会呈现全部谈话，但至少应该是呈现了会议的主要意见吧。

　　如果认为整个《档案》中徐悲鸿不超过十句话的记录有可能遗漏太多的话，不妨从逻辑上再做一点推测。首先，徐悲鸿不是第六小组的正式成员，是“扩编”出来的顾问性质的成员，而且对于是否要请顾问的问题，该组在8月5日的会议中还有所争议，郭沫若、张奚若、翦伯赞等从强调政治性角度，认为并非必要，而田汉、沈雁冰等则坚持很有必要。实际上，在这项工作中，图案和歌词的政治意义是占据绝对地位的因素，而艺术性上的考量在一些人看来甚至是可以完全忽略的。其次，徐悲鸿被聘为第六小组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委员，不参与国歌方案的讨论，该组中只有身为组长、副组长的马叙伦、沈雁冰，和田汉、郭沫若是两边兼的，且国旗国徽图案的评审量已是巨大，似无暇置喙其他。组员间的私下交流和议论或许有，但未被记录或并非关键性意见。再次，在9月25日的会议中，与会人员上至毛泽东、周恩来，下至组长、副组长及各正式组员，按照发言顺序，除了首先做出决断的毛主席，组长马叙伦应该是那个综合历次会议讨论意见向大家告的人，所以所谓由马叙伦首先提议代国歌，很难说是他个人的意见，若说是国歌组意见之一再加上其个人倾向，最终经由其口说出来，可能比较符合逻辑。

　　总之，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徐悲鸿首先提议了“代国歌”！

　　费这么多笔墨纠结这个似乎不算“大”的问题，并非小题大做。在这个各种真伪信息和知识蜂拥袭来、迅速传播的时代，很多历史真相被淹没其中，很难被轻易彰显出来造成真正的影响力，进而形成真正的“知识”，即便有人辛苦地证伪、纠偏、勘误，即便有可以查阅的档案，仿佛也都是枉然：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原始史料被挖掘和利用，很多真相得以显露，很多谬误得以纠正，但另一方面却从思维到认知形成一个个坚固的闭环，令历史研究的进展难以起到真正的作用。

　　大名鼎鼎如徐悲鸿，围绕他又有多少一厢情愿的、有意无意的增光添彩式的臆造呢？要知道，这个臆造的“努力”几乎经历了七十年的光景，简直堪称“蔚为大观”，以至终于“成功”地让“徐悲鸿”成了一笔糊涂账！关于他，不知道有多少勘误需要做，着实令人伤透了脑筋！为什么要人为地给历史、给后人造成这么多麻烦和乱象呢？难道尊重历史事实，不是一个现代人起码的人文素养么？难道尊重历史真相，不是对徐悲鸿最大的尊重和最高的敬意么？难道这就是现下时髦的“知识生成”么？对于这些，我无法像徐悲鸿那般“不惑”，却只能如徐志摩一般的“惑”！

　　辛未国庆节前为72周年庆改定

　　[1] 杨先让《徐悲鸿》第14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版。

　　[2] 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第320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3] 廖静文《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第359-36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4]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

　　[5] 年份略，均为1949年。

　　责任编辑：李梅

　　义勇军进行曲推荐文章5：《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因只谈恋爱不想结婚，错失一生所爱

　　聂耳这个名字之被世人熟知，是因为他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从这首曲子的激昂便可知：它的作曲者聂耳，定是一个不平凡的音乐家。真实的聂耳的确非比寻常，他曾经被称作民国的音乐天才。

　　所有的天才，都会承受异于常人的磨难。拥有极高极高音乐天分的聂耳也是如此，他只活了短短23年便意外身亡了。

　　至今，聂耳的死依旧是个无法解答的谜案。有人说，他死于谋杀，原因是他创作了太多抗日曲目，引发了日本人的仇恨。也有人说，他是游泳不慎导致的溺水身亡。还有人说，他的死，是他自己想不开。

　　认同聂耳死因的第三种说法者认为：聂耳死时，他唯一爱过的女人袁春晖刚嫁人不久。他们猜想，他很可能是因为内心受了刺激继而自杀身亡。

　　只有刻骨铭心的爱恋，才会让人生死相许。

　　聂耳和袁春晖相识于1928年，当时的聂耳年仅17岁，而她则刚刚16岁。当时的他已经显露出他的音乐天才，而外表柔美的她则恰好对音乐极其感兴趣。

　　因为相同的爱好，他们走到了一起。闲暇时，精通乐器的聂耳和另一个伙伴吹拉弹唱，而和好友则唱歌跳舞。

　　在日久的接触后，聂耳发现，这个漂亮的姑娘竟和自己拥有相同的身世：两人的父亲都是早逝，都是靠母亲一人抚养长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这样，两颗心很自然地越靠越近。

　　聂耳亲昵地叫袁春晖“吹吹灰”，而她则索性叫他“聂四狗”。这两个很无厘头且仅属于两人的称呼，也进一步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那个年代的感情总是分外单纯，他们一起出游一起演出，也一起散步谈心，却并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两个互相喜欢喜欢的人，甚至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越是如此，他们的感情也越发浓烈而美好。

　　就在两人认识的这年，聂耳经历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改变了聂耳的一生。

　　这年，鲁迅小说里的“人血馒头事件”在聂耳家乡云南上演了。一个名叫赵琼仙的地下党员被枪毙后，其心脏被挖出来被愚昧百姓哄抢：因为他们觉得吃这颗心能治病。

　　整个事件中，年仅17岁的聂耳全程参与了，因为，这个就义的赵琼仙，是他的老师。老师被拉去游街时，他一直在老师后头追着喊“老师”。

　　也是从此时起，尚是学生的他和鲁迅当年一样确定了一件事：要救民众，光学音乐、医术是没有用的，需要做点实际的事情。

　　这件事情后，聂耳便树立起了救国救民的理想。与鲁迅不同的是，鲁迅曾在确定理想后弃医从文，而聂耳则决定：用音乐的方式参与救国。

　　聂耳树立这个理想后，便更加发奋地学习音乐了。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深入劳苦大众去寻找创作灵感。工人、农民、街头艺人等等人群，都开始成为他的创作灵感。

　　学习之余，聂耳也一直没忘记经常和袁春晖出去玩。也只有在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他才能暂时理想放在一边。

　　右立者为袁春晖（此为她寄给聂耳照）

　　在一次相约游西山时，他们在一个风景极好处寻得了一条小船。在船上，袁春晖脱掉鞋袜后便将双脚泡进水中，拍打起层层水花，边哼着小曲。

　　聂耳在一旁悄悄看到胡，便调皮地把她的袜子偷偷藏了起来。

　　待下船时，袁春晖发现找不到鞋袜后有点不知所措，这时聂耳便故意笑着说：“吹吹灰，莫急，让我来背你上岸去。”袁春晖虽然知道是聂耳的恶作剧，但还是依着他意，任由他将自己背上岸。

　　把袁春晖背在自己背上时，聂耳觉得自己背起的是一个甜蜜的负担，这个负担，他想要一辈子。但即便心里这般想，他却也并未明说。这多少因为，聂耳觉得国难当头之际，儿女情长应该暂且放一边。

　　但即便没有明确关系，两人的感情却也完全是恋人的程度了。

　　在聂耳面前，袁春晖乐意做一个默默为他付出的女子。当时，她所有的乐趣几乎全在聂耳身上。她家有一棵缅桂花树，每到夏天，桂树上的花就会掉满一地。

　　聂耳很喜欢这种小花，袁春晖见了便将这些花捡来做成手工挂在胸前的纽扣上。聂耳每次见到她做的缅桂花手工都欣喜不已，偶尔他还会把它要过来夹进书里做书签。

　　袁春晖见聂耳喜欢，便在整个夏季都挂着一朵缅桂花在胸前。

　　就这样，缅桂花慢慢成了他们两人之间特殊的存在。时日久了之后，他和她，只要看到缅桂花，便会不自主地想起对方。

　　得空时，两人总相约着一起各处玩儿。玫瑰花田便是两人经常去玩的地儿，每次走在玫瑰花田里，两人总忍不住高谈阔论，他们好像有永远说不完的话儿。累了的时候，两人就一起高歌，那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

　　慢慢地，两人都在快乐中察觉出了自己对彼此的心思。可聂耳却因为自己那个救国的理想，总不想面对这段感情。

　　所以，最初捅破这层窗户纸的还是袁春晖。

　　一次为聂耳上妆时，他突然提出想让袁春晖饰演剧中女主角四风。袁春晖听了却不仅不高兴，还很生气地道：“我不和你演这个隔着辈分的角色，要演就演我俩相般配的角色。”

　　聂耳听到这话，立马心下明白了什么，随即，他的脸便不自主地红了。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袁春晖这句话无疑是在告诉聂耳“自己喜欢他”，这点，敏感的聂耳心知肚明。也是从这以后，两人之间的交往便再次进了一步：他们正式恋爱了。

　　两人恋爱的消息传遍当时他们所上的东陆预科班后，袁春晖竟成了闲言碎语的中心。因为聂耳经济等各方面条件并不好，很多人都觉得两人不匹配，有人甚至公然劝说袁春晖放弃聂耳。

　　面对这一切，袁春晖却不以为然。她只继续谈着她的恋爱，仿佛世人的评论都与她无关。在她心里，只要聂耳愿意永远和她在一起，便都足够了。

　　聂耳与国歌作词者田汉

　　可爱情经常败给现实，恋爱几年后，袁春晖也深刻理解了这句话。聂耳是个事业心很强的男人，他一心想用音乐去完成救国。所以，恋爱中的聂耳经常因为事业忘了此时已分隔两地的袁春晖。

　　偏偏，在异地恋期间，聂耳还屡次被传出绯闻。他最初的被传绯闻对象是影星王人美。因为绯闻实在有鼻子有眼，所以最后，竟连他的好友张庾候也写信来问：“你真和王人美有了超乎友谊的好感吗？”

　　收到这封信后，聂耳第一时间回信道：“我希望你有好些事不必神经过敏。老实说，我现在所爱的人只有小三晖（袁春晖）。我不管她怎样‘人小心大’，‘用情不专’等语，我总觉得她也一样地爱着我。”

　　这话的言外之意是，他的心里只有袁春晖。同时，这封信也表明，异地恋期间，他也听到了很多关于袁春晖的绯闻。

　　但当时的真实情况却是：两人都未曾有过其他人，他们心里一直只有彼此。

　　袁春晖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子，所以，她知道要让两人之间的误会解除的唯一法子便是：尽快让两人确定婚姻关系。

　　可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大，袁春晖开始不得不考虑婚姻问题了。可女子的矜持又让她每次面对聂耳时欲言又止。梦里，她曾无数次梦到聂耳向她求婚，可醒来，他依旧在忙他的音乐。醒来，她还得面对纸上她心爱之人和那些明星的绯闻。

　　她很想聂耳和自己亲口解释什么，可在思考问题从来只看逻辑的聂耳眼里，不是事实的事情何须解释呢？男人为何要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解释呢？所以，袁春晖不明确问什么，他也便从来不主动说什么。

　　在注重感受的袁春晖眼里，她开始越发觉得不安全。一个人躺在床上时，她总免不了胡思乱想。无数次，在梦里，她梦到聂耳挽着漂亮女郎从身边走过，对她视而不见。每次做了这样的梦，她总会在床上呆坐很久。

　　这一切，恰是沉迷于音乐中的聂耳所不知道的。

　　关键时刻，聂耳的母亲出现了，她对儿子说：“你们恋爱也这么多年了，应该早点结婚了，你不着急，人家姑娘等不起啊！”可聂耳听了却不以为然地说：“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我还没有想过结婚的事，我想等我的事业稳定了再说。”

　　聂母听了喃喃道：“这么好的姑娘，你可别错过了，不结婚也行，我给你把婚事先定下来。”

　　聂耳听了却依旧表示拒绝，他说：“不管怎么样，过早地谈婚姻问题，对事业和前途肯定是会受影响的。我认为：如果结了婚，再生个小孩子，那就会陷在小家庭的圈子里拔不出来。还谈什么远大的志向呢？”

　　完了之后，聂耳还补刀道：“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

　　聂母听完后哑口无言，随即，面对固执的儿子，她便只好叹了口气后道：“好，那就以后再说。”

　　在聂耳不肯结婚的同时，已经到了适婚年龄的袁春晖却着急了，同样着急的还有她的母亲袁母。面对不断上门求亲的人，袁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方面，她想女儿早嫁，可另一方面，她又知道女儿有意中人。经历过大女儿抗婚出走的事后，她更加不敢在婚姻上贸然替女儿做主。

　　但不敢做主，不代表袁母不会主动干预女儿的婚姻。眼见聂耳那边迟迟没动静后，袁母便开始以自己晚景为由经常给女儿“洗脑”，她最常在女儿嘴边说的一句话便是：“你得替妈想想，妈现在就你一个依靠，你要是飘忽不定，我这往后，可怎么过。”

　　袁春晖是个孝顺女儿，每次听到母亲说这番话，她心里便心如刀割。

　　在聂耳的构想里，她应该随着他一起学习音乐然后参与救国。这也就意味着，选择聂耳，就是选择不安稳。可若放弃所爱，她不仅会伤了这段感情，很可能会让聂耳从此一蹶不振。

　　在选择的痛苦煎熬下，袁春晖最终选择了“试探性分手”。这里的试探性分手便是很长一段时间不再联系，她想这种方式试探聂耳并逼迫聂耳做出改变。

　　人说，男人的分手往往是不爱了；而女儿提分手，则往往是为了得到爱。这话，在袁春晖这里也适应。她想用分手的方式获得聂耳的肯定的爱，也想用这种方式逼迫聂耳为自己改变，可最终结局出乎她的所料：聂耳在知道袁春晖不理自己后，竟选择了在原地等候。

　　所以，袁春晖做出这个决定后，聂耳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他只默默关注着袁春晖并等待她的归来。这样的聂耳是自信的，他的自信来自于她对袁春晖对自己的爱。

　　但当时的聂耳并不知道，女人对男人的爱，从来需要强大的安全感支撑。这就意味着：女人只有在安全够的情况下，才会全身心的爱。若她感受不到安全感，她的心很可能一点点地死去。

　　与聂耳断绝往来后，袁春晖一直沉浸在痛苦中。女人特有的敏感，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度日如年。无数次，她都想主动联系聂耳，可当她知道若她如此很可能就会陷入更大的不安全感（没有婚姻），她的理智又一次次制止了她。

　　男人总是倾向于讲逻辑，而女人总是倾向于讲感受。若当时的聂耳能多懂女人一点点，注意去照顾袁春晖的感受，一切的结果将不会是后来那般。

　　1934年，情绪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袁春晖再次知晓了他和一个知名女星的绯闻，绯闻还透露两人已订婚。这个消息让袁春晖彻底崩溃了。

　　聂耳当然没有和女星订婚，实际上，根据后来他和好友张庾候的通信，他此时依旧抱定希望，觉得袁春晖会回到自己身边，在谈到她时，他说：

　　“我们（和袁春晖）过去的恋爱完全是建筑在思想上面，我们虽然离开四五年了，虽然断绝音信一二年了，但是，假若我们的思想仍是一致的，相互间个性的了解仍是如从前一样的，当然，我们还有继续恋爱下去的可能。”

　　既然还一心想着袁春晖，那为什么不赶紧和她结婚呢？这点，也是聂耳好友张庾候疑惑的，于是他便在信里问：“你们真心相爱，就得赶紧把婚结了，恋爱总是要结婚的。”可聂耳却在回信里道：

　　“在从前，她和我都有着同一个恋爱观念，至于你要鼓吹订婚或结婚，我想还不是急于要解决的事，是不是你也希望我很快地去做‘子女忠实牛马’?”

　　在这之后不久，袁春晖终究没能抵挡住母亲和家人的催促匆匆与一个商人结了婚。

　　商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了迎娶袁春晖的决定，袁春晖问他原因时，商人不紧不慢地说：“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把你娶回家了！”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袁春晖迅速转身，一行清泪顺着她的脸颊悄然滑落：她最想听到的话，她等了几年都等不来，最后竟被另一个男人如此轻易说出。

　　袁春晖婚后不久，聂耳终于从朋友口中得知了她嫁人的消息。在确认消息属实后，聂耳仍旧半天未缓过神。

　　人世间的事就是这般造化弄人，就在错过袁春晖后不久。聂耳的事业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为电影《风云儿女》改编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这首倾注了聂耳心血的曲子曲调激昂，催人奋进。

　　1935年5月，百代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从曲调到歌词，每一个字、 每一个音符，都击中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这首歌迅速被传唱大江南北。

　　而在这不久之前，聂耳以前创作的《卖歌》也随着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公演被传唱开来。而他谱曲的《新的女性》组歌几乎也在同时深入了大众。

　　卖歌

　　这首《新的女性》，还是聂耳在上海期间自己去走女工夜路，体会女工辛苦，写出的“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的奋进之歌。

　　如聂耳所料，他终于实现了用音乐救国的伟大理想了。在那个苦难、被压迫的年代里，这些歌曲不仅振奋了人心，而且成为了人们前进号角一般的存在。

　　可以说，聂耳这个天才音乐家，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热血革命者，他的革命武器是音乐，直接作用于精神和灵魂。

　　1937年淞沪会战，谢晋元带着400余名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时，每天都要带领他们齐唱《义勇军进行曲》；而这首歌后来也成了台儿庄战役时士兵每天都要集结高唱的曲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首歌的特殊曲调和旋律曾振奋了一个时代。今天，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依旧是最让人热血沸腾的曲目。

　　可，留下如此旷世奇作的聂耳，却在真正达成理想后不久的几个月便在日本神鹄沼海滨游泳时离奇溺亡了。这年，他年仅23岁。

　　世人在清理聂耳的遗物时，翻出了大量夹着缅桂花的书。而缅桂花，正是袁春晖家里的花儿，这花，也是聂耳最喜欢的花。

　　作家蔡仁伟在诗歌里说：“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你不在了，我也继续爱。”这，大概是聂耳之于袁春晖。

　　不是所有的花开，都会结果。但所有的花开，一定都曾美丽过。因为，花开本身，就是一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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