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写作背景

　　儒林外史写作背景推荐文章1：《儒林外史》吴敬梓出身名门，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

　　清朝小说家吴敬梓的人生起点，是非常高的。

　　吴敬梓，字敏轩，生于1701年，祖籍是浙江温州，出生在安徽滁州。吴敬梓的家族是地方上的名门望族，不乏有在朝廷做官的人，而且官还做得很大。

　　吴敬梓的远祖吴聪，参加“靖难之役”后立了大功，被明成祖朱棣封为骁骑尉，得到了江苏六合作为封地。吴敬梓的伯叔祖吴昺官至湖南巡抚。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是清朝顺治年间的殿试探花，官至提督直隶学政。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做过江苏赣榆县的教谕，相当于现在的县教委主任……

　　吴敬梓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虽然称不上锦衣玉食，至少也是衣食无忧。光是这一点，吴敬梓就超过了当时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

　　但是，出身名门的吴敬梓，走上了一段坎坷的人生道路，最终以穷困潦倒的晚年生活，为自己的一生写下句号。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分析一下，有三点原因。

　　一、分家失败

　　1722年，吴霖起因为患病，再加上对官场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看不惯，辞去赣榆县教谕一职，在儿子吴敬梓的陪伴下回到老家。没想到，吴霖起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便去世了。

　　吴霖起去世后，家族中的叔伯和堂兄弟们提出分家。吴敬梓的母亲早逝，身边没有兄弟姐妹，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在这场“分家大战”中一败涂地，分得的家产寥寥无几。

　　吴敬梓16岁就娶了妻子陶氏，陶氏体弱多病，在这次“分家大战”中备受刺激，不久便病重去世。妻子的离去，给吴敬梓带来很大的打击，以至于让他的人生观产生了重大变化。

　　后来，吴敬梓在创作《儒林外史》时，还以虞博士的故事来隐喻自己的遭遇。在小说里，汤相公先私自出卖了虞博士的房子，又厚着脸皮向他借钱典几间屋。得了钱后，竟然“不言语了”，连一声感谢都没有。汤相公丑恶的嘴脸，折射出吴敬梓族人在现实中的无耻做法。

　　二、挥霍遗产

　　不过，吴敬梓就算在争夺家产中失败了，可父亲吴霖起还是给他留下了一笔堪称丰厚的遗产，约有2万两银子。在清朝，一名七品知县的年俸只有45两银子。所以2万两银子是一笔巨款，如果吴敬梓省着点用钱，足够一辈子吃喝不吃。

　　可是，吴敬梓当年曾经跟随父亲参加当地名士的聚会，在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同时，沾染上“家本膏华，性耽挥霍”的习气，养成了大手大脚用钱的习惯。吴敬梓在父亲去世后，坐拥万贯家财，不懂得勤俭节约过日子，每日里呼朋唤友，吃喝玩乐。当朋友伸手找他借钱时，往往慷慨大方，一掷千金。

　　就这样，吴敬梓逐渐坐吃山空，将父亲留下的一份遗产吃得干干净净。史书记载：“（吴敬梓）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1733年，当吴敬梓和续弦叶氏搬迁到江苏南京居住时，已经穷得响叮当了，还给老家人留下“败家子”的名声。

　　不得不说，吴敬梓当得起“败家子”这个称呼。

　　三、科场不利

　　争夺家产失败，遗产吃得精光——这些都是人生中的重大打击，但并不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如果吴敬梓能够凭借过人的才华，走上科举考试的道路，获得功名后谋取个一官半职，依然不失为人生赢家。

　　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吴敬梓的科举之路走得相当艰难。

　　其实，早在1722年，23岁（虚岁）的吴敬梓就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考中了秀才。可是，6年后的1728年，吴敬梓在参加乡试时，由于放荡不羁的言行，给主考官留下不好的印象，被无情地淘汰了。

　　这次参加乡试的失败，让吴敬梓对科举考试产生了失望。吴敬梓从此拒绝参加科举考试。1736年，安徽巡抚赵国麟、江宁巡导唐时琳、学台郑江推荐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廷试，这是朝廷给落第秀才提供的一个绝佳机会。没想到吴敬梓一口回绝，失去了最后一次科考做官的机会。

　　不走科考之路，吴敬梓靠什么谋取生存呢？清朝时期没有自媒体，吴敬梓只能依靠给有钱人家写点命题诗文，换取润笔费用，勉强维系生存。再不然就要依靠朋友施舍——这与当乞丐有什么两样？冬天到了，吴敬梓家里买不起取暖的木炭，便在夜晚与朋友到城外跑步，借此取暖。

　　为了生存，吴敬梓曾放下面子，去求助于官绅的救济。1754年，吴敬梓前往扬州求见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可是没有成功。当年冬天，吴敬梓在一次醉酒后，一口痰涌上来，导致呼吸不畅，救治不及而辞世，结束了穷困潦倒的一生。

　　这时候，卢见曾给他买了棺材，收敛后送回南京，安葬于清凉山下。

　　儒林外史写作背景推荐文章2：古典小说的文化史索解——以《儒林外史》为例

　　演讲人：李汉秋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线上讲座 演讲时间：2024年4月

　　清代吴敬梓所著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名著。小说着重描写“士林”群像，在对“士”的描述中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蕴含，小说塑造的不同的“士”形象映射出其所承载的不同文化品性。《儒林外史》可视作传统文化的形象教科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一部《儒林外史》映射出了我国古代半部思想文化史。循传统文化发展的脉络来举例解读《儒林外史》，是读懂其深厚思想内涵的一把钥匙。

　　李汉秋 人文学者，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儒林外史》学会（筹）原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教学及传统文化传播工作，出版专著逾60种。1992年起获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终身。

　　《儒林外史》的文化思想底色

　　孔孟儒家强调“士志于道”。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富与贵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因应这种营求，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利益驱动的体制机制。但利益驱动是把双刃剑，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效应，如果调适不当，所处历史时期的价值观会偏颇，心理会失去平衡，造成人性的扭曲异化、人格的分裂甚至堕落。古代儒家思想认为，这就需要以道义原则来指引功利追求的目标方向，以制约和调适功利心。《儒林外史》的文化思想底色与传统文化的主干相通，体现孔孟儒家思想，其重要核心是仁义礼乐（“借楔子敷陈大义”里王冕劝朱元璋行仁义、全书结构的顶点是泰伯祠兴行礼乐），按其要求儒者应当克己复礼——克制个人的功名富贵之欲，讲究文行出处之道。

　　但是，《儒林外史》的文化思想又并未止于“纯儒家”。在历史上，中华文化的主要流派总在矛盾统一的辩证法中发展，儒、道、法诸家，既相互对峙，又相互汲取，相互补充，相互融汇。古人在治国理政方面所谓的“外儒内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儒法互补。而在人生哲学方面，古代儒家思想偏重于个体作为社会人的群体责任，在入世中进取；道家偏重于作为自然人的个体自适，在超世中适性。这样的思想融汇折射于古代许多名人的实践中，既矛盾又互补。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实何止于“穷”与“达”时分别采取，“儒道互补”实际上成为古代人生哲学的两个重要侧面：一方面是现实的欲望和功业，另一方面是精神的超越和安顿。

　　精神的超越和安顿方面，古代西方往往借重宗教。而中国古人则更重老庄道家和佛旨禅宗。道家观念和佛禅思想中对功名富贵的态度，成为古人克制功名富贵欲的重要凭依。自宋以后士林阶层的思想体系已形成以儒为主、儒道佛互补的文化共同体。吴敬梓就成长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一生不断探索前行，思想亦随之不断发展，最终通过《儒林外史》的创作，形象显现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发展脉络。

　　但是，道家与儒家各有其质的规定性，老庄道家因其较重自然人性的舒展，因而常为强调主体人格自立自主的思潮所倚重。魏晋风度和晚明士风就是这方面两个突出的例子，这在吴敬梓的思想发展中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体现在《儒林外史》的创作中。

　　“吴敬梓与魏晋风度”，这是1981年我在纪念吴敬梓诞辰280周年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现在我深一步思索：青年吴敬梓经历了父丧后的家族矛盾和1729年滁州乡试落榜的刺激后，精神状态日益逆反，被“乡里传为子弟戒”。他仰慕阮籍嵇康型的“魏晋风度”，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傲世抗俗，这种思想在《儒林外史》中主要显现于移家南京前在全椒县的杜少卿形象里：杜少卿作为真名士真风流，继承发展了魏晋竹林名士风度，鄙弃鄙俗的功名（八股科举）；不屑经营祖遗、运用钱财（非止一般的“疏财仗义”）；逆袭势利世风；讲求脱俗超逸的风神；坦露的是内在的真性情、赤诚坦荡之“真我”。在任诞中表现出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核：张扬自我人格。这些人物形象在儒家强调的“群己”关系之中，主体的人文意识更加觉醒，追求人格自立和精神自适。

　　这也就像竹林名士那样，发扬了庄学“越名任心”、回归自然的意蕴。对名教的这种“心有依违”（鲁迅语），也就有了超越名教的一面。在自然与名教的冲突中，包含着“情”与“礼”的激荡。杜少卿与竹林名士一样讲究的是真性情，他对父执韦四太爷和老管家娄焕文都表现了真性至情，超越了世俗常礼。凡此种种，迟衡山说“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小说第三十回回末联语预杜少卿出场也称他为奇人。

　　《儒林外史》杜少卿夫妇同游图。资料图片

　　吴敬梓怀着“誓将去汝”的决绝情怀，愤然离却故土，撰《移家赋》自述移家南京时犹如“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移家南京后，他进入明清之际思想最活跃的文化环境。吴组缃先生阐说他与顾、黄、王三大思想家的思想联系，我谨补说：吴敬梓犹如蜜蜂，在人文花圃中，多所采撷，自酿成蜜。他决定把小说的背景寓托在明代中后期，对明代的历史和中晚明士习有了深入的感知，“王学左派”影响下的晚明士风促进了他思想和创作的进一步发展（黄宗羲也自称王门后学，可见王学之影响非止于明）。

　　杜少卿形象“奇”“狂”“豪”的背后

　　我在2001年出版的《儒林外史研究》中曾经提出，吴敬梓塑造的奇人狂人形象与晚明时期“王学左派”代表人物如王艮、李贽等人的思想性情有关联，在《李汉秋讲儒林》中阐释王冕、杜少卿、“市井四奇人”等形象时也继续论及，本次讲座我再略加延伸。

　　吴敬梓像 程十发绘

　　程朱理学是宋以后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主要流派，自有其历史地位；但后期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它攫为官方统治思想，把“理”抬到高于“仁”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把封建统治秩序、行为规范当作“天理”，用来禁锢、压制，甚至扼杀人的感性自然欲求；并且要人们把这种“天理”当作自我完成的主动欲求，主动强制灭绝正常人的正常感情，以完全适应封建秩序。明清时期统治阶级以此为统治思想，将此思想与八股科举制度相结合以牢笼士人。这种偏颇思想被扭曲利用的结果是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弊端。

　　人性要舒展、发展，就需冲破这种封建桎梏。王阳明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了人的内心，变为人的内在自觉的“良知”（《儒林外史》的王玉辉形象就表现了“良知”与理学弊端的冲突），从而在客观上突出了人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利于人的主体人文意识的觉醒。王学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从“王学左派”的王艮、王畿到李贽，越来越具有离经叛道的倾向。他们鄙夷权威，挣脱禁锢，言行狂狷，犹如血气方刚的青少年郎为超越封建秩序而血脉偾张。中晚明以降，许多历史人物具备“奇”和“狂”的特征。冲破庸常显现出“奇”，逆袭羁络表现为“狂”，“奇”中有“狂”，“狂”则显“奇”，沛然有豪杰之气。吴敬梓早年就向往魏晋风度之“狂”，到了早期人文启蒙思潮的中心区并进入文化圈后，与此思潮所鼓荡的“狂”一拍即合。他塑造以“自况”的杜少卿形象有了发展，“市井四奇人”和杜少卿都增添了“狂”的寓涵。

　　游客在南京夫子庙景区内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参观。苏阳摄/光明图片

　　《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卧本评语称“少卿之狂”，以“狂”定义他的特质（本讲座所引小说原文和评点，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数十版次的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杜少卿的恣情任性带有狂诞不经的色调，透露着内心的愤激和痛苦，表现出激而为怒、愤世嫉俗、冲出羁络的“狂”的特征。这使他的名士风度有了深刻的一面，具有了不满封建羁络的叛逆内涵。起初，他的“狂”是强烈的不满在受压抑情况下的爆发形态，是一种喷射式的宣泄。辞征辟弃科举时，疏狂不羁的作风里增强了个性舒展的自觉，他宣称自己“麋鹿之性，草野惯了”，想方设法（包括装病）辞掉“爵禄之縻”。摆脱了功名富贵和科举制度的羁縻后，他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简直可以视为杜少卿要求个性舒展的宣言。他在“以任放为达”的魏晋风度表现形态里，反映了主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辞征辟辞掉“爵禄之縻”，是为了“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获得某种超越性和自由度，是捍卫主体人格自立和尊严的一种决断，在唯功名富贵是求的士林中，不仅是“奇”，而且是“狂”，是“豪”。吴敬梓以杜少卿的豪气对照周进、范进、严监生等匍匐在功名富贵枷锁下的窝囊萎弱生灵以及势利伪妄的世风，提倡以豪杰精神提振士气和民族精神。

　　《儒林外史》中，沈琼枝不甘为妾，逃到南京市井，自谋生计，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位人格自立的女性形象，像一道闪电划破封建夜空。杜少卿称她“希奇”，认为“可敬的极了”，赞扬的不是她的姿色和才情，而是她蔑视富贵、不畏权势、不可亵玩的“豪侠”精神；她也钦佩杜少卿“是个豪杰”。真是“惺惺相惜”，表现了奇人之间豪杰精神的投契。

　　清朝统治者重新强化程朱理学的统治，康熙皇帝曾“特命朱子升祀十哲之列”，抬入孔庙从祀，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诗集传》被钦定为教科书，是科举考试立论的根据和标准答案。在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之时，乾隆皇帝于公元1740、1741年两度下令，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与程朱抵牾或标榜他人之处”“即行销毁，勿得存留”（《东华录》乾隆五年、六年上谕）。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吴敬梓却像李贽一样，大胆否定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儒林外史》“狂”到敢于写出“程朱阙里”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王玉辉，因遵循理学弊端怂恿女儿绝食殉夫而招致的“良知”痉挛；敢于揶揄马二批举业选本皆依据朱熹的《四书或问》和《朱子语类》。他自己和《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都写了一部《诗说》，于小说内外批评“只依朱注”是“固陋”。吴敬梓说“朱子读《女曰鸡鸣》……究未得此诗之妙在何处”。而面对朱熹《诗集传》点评《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小说中的杜少卿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这不是在追寻一点微小的学究式的胜利，这是在批驳理学教条，捍卫自己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信念。杜少卿在南京游览姚园，众目睽睽之下，他“竟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大笑着，情驰神纵，示威似地走了一里多路。在当时这堪称“奇”行“狂”为，唐突了那个时代的封建礼俗，挑战了积久的生存方式，表现出敢“狂”的豪气。

　　吴敬梓解经强调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他的《〈尚书私学〉序》说：“俗学于经生制举业外，未曾寓目，独好窃虚谈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又直斥“俗学”“固陋”，赞扬江昱“不在宋儒下盘旋”，其指向是明显的。吴敬梓敢于冲出封建王朝的功名富贵桎梏，冲出钦定的陈言的窠臼，冲出举世皆昏的势利陋俗，这种“狂”，在当时进步文人看来就是“豪举”。

　　李贽崇尚真奇，在《自赞》文中自称“狂痴”，他斩钉截铁地说：“求豪杰必在于狂狷。”（李贽《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太史”）唯有狂狷，才能成为“豪杰”。他激赏泰州学派，说“心斋（王艮）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说罗近溪（汝芳）“真正英雄，真正侠客”，说何心隐也是真英雄，并赞称他们“一代高似一代”（李贽《焚书》卷二《书答》）。李贽自己既被称“狂”同时也被称“豪”及“豪”的近义语。

　　这就可让人理解，《儒林外史》中既“奇”且“狂”的杜少卿，何以会被更加频繁地安排诸人称之为“豪杰”：第三十一回回目称其“豪杰”之后，回中韦四太爷两次称他“豪杰”，回末联语总结又称他“豪杰”。下一回回目则称他“豪举”，回末联语称他“俊杰”“英贤豪举”。再下一回迟衡山赞他是“海内英豪，千秋快士”，季苇萧夸他是“天下豪士”，韦四太爷当面说“你是个豪杰”。第三十七回郭孝子道“少卿先生豪杰，天下共闻”。到第四十一回又由沈琼枝引述其父的话“杜少卿先生是个豪杰”。如此不厌其烦地重复，唯恐人不理会。

　　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杜少卿的“奇”“狂”“豪”，涵盖了更多的时代新质素，表现出一些与封建王朝统治思想制度相悖离，与旧礼俗不协调，为庸众所不解的新性格的萌芽。

　　小说中“市井奇人”的定位

　　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王学左派”的门徒有些来自劳动阶层，包括陶匠、樵夫、农民等，如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王艮即出身贫苦，他们的活动接近下层平民。他们有关人际人格平等的言论，多少反映出当时平民百姓的思想愿望。

　　在《儒林外史》中，如果说世家出身的杜少卿做派更接近魏晋风度，那么对“市井奇人”的身份定位就不可忽视。中晚明的文坛上出现了从市井细民的普通生活中去发现“奇”的主张及作品，吴敬梓也把探索的视野拓展到市井。请注意这是对举：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在《儒林外史》最后，怀着期望勾出简劲的剪影：“市井四奇人”中的季遐年是居无定所的贫民，而字写得最好，作为书法艺术家，他的做派颇似不愿受封建习俗约束的徐渭、郑板桥等，他们都珍重自己的人格和真性情，傲世抗俗，藐视权势。徐渭被视为狂人，当道官僚求他一字而不可得（季遐年亦然）。郑板桥提出“学者当自树其帜”，并说自己“束狂入世犹嫌放”（《自遣》，《郑板桥集》），同样不肯为“天下安享之人”作书画。他们的书画艺术“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松轩随笔》，见马宗霍编撰《书林藻鉴》卷十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表现了独特的创作个性和独创的才能。季遐年亦然，他特别尊重自己的个性，“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犹如徐渭“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季遐年高扬主体精神，率性而行，行不为利，高兴写就写，“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不慕富贵，藐视权贵，真个像前述徐渭式的狂人，也与楔子里的王冕同调。小说中“施御史的令孙老爷”叫他上门写字，他赶上门去迎着脸大骂道：“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他任真放诞，敝衣烂履，不修边幅，不计贫贱，身无长物，每日得了笔资，吃了饭，剩下的就送给素不相识的穷人，很像杜少卿摆脱钱财俗务的羁绊，体现出慷慨超迈不为物累的洒脱。

　　《儒林外史》系列邮票 资料图片

　　“市井四奇人”中的王太是卖火纸筒的小贩，见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大国手在下围棋，穿着褴褛的他也挤上去瞧，大老官嫌弃地讥讽他“你是何等之人”，胆敢来下棋。结果王太三下两下就把大国手杀败，在众人大惊中他哈哈大笑。这一场胜利，折射出明清时小市民争取自身地位的意识。

　　另一位奇人荆元是手工业者——裁缝，他说：“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这与王学“浙中派”王畿所倡言的农工商贾“异业而同道”如出一辙。他又说自己“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讲求尊重个性满足性情，讲求内在精神的自足，讲求得到精神自由和快乐。从世家子弟跌落而接近市民的盖宽（犹如此时的吴敬梓自己），也能够自尊自重。

　　“市井四奇人”都有独立营生的能耐，能够自食其力，不依附别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支点，过着精神自适的日子。如荆元所说：“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正是由于摆脱经济依附性，所以可以人格自立、精神自适地发展。此中盖已渗入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市民的意识，至少是其萌芽。这种生活情趣具有摆脱封建束缚、抵制权钱异化、冀求人的自由发展的人文积极因素。1920年，在陈独秀、钱玄同分别写的《〈儒林外史〉新叙》中，陈独秀说，吴敬梓的思想“已经和当时的人不同了”；钱玄同说，吴敬梓“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的鲁迅，在高度评价《儒林外史》的同时，还把标志新文学诞生的重要作品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作为冲击封建积习的突出特征。

　　另外，吴敬梓也接受了清初为纠正理学末流之“空谈”而兴起的实学思潮的影响，秉承经世致用的中心精神，一方面显现颜李学派所提倡的“礼乐兵农”的主张，不仅写虞博士等贤人的“礼乐”实践，而且写了萧云仙的“兵农”实践；同时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发挥自己的思想见解，写了杜少卿的治经实践。

　　通过以上《儒林外史》的文化史索解，希望读者们能够进一步理解，吴敬梓作为其时代与进步思潮同步的伟大文学家的可贵之处。

　　《光明日》（2024年06月15日 10版）

　　： 光明网-《光明日》

　　儒林外史写作背景推荐文章3：漫谈《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讽刺小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范进中举》就节选自此书，那我们还可以从这本书里得到哪些有趣的信息呢？

古代考官如何阅卷

　　范进的试卷是由学道周进阅卷的，书中说周进第一次看到范进的试卷时心里并不满意，直接把卷子丢在一边。可是由于范进是最早交卷的人，周进闲着没事就又看了一遍，这一看不要紧，他终于从范进的答卷里看出了点名堂和意思。直到周进第三次审阅范进的试卷时，才叹息范进的水平确实不错，只看一两遍不能理解他的文章，得看三遍才行。

　　古时科举，考官一般都是怎么阅卷的呢？每个考生的试卷能看三遍吗？众所周知，阅卷是一门技术活，必须又快又准。根据相关资料记载，由于时间紧迫且阅卷量特别大，考官其实根本没有时间仔细看考生的试卷。况且，明、清考试完毕后，试卷要经过封装、誊录、校对等程序，然后才送交主考、同考评阅。评卷的期限一般为十天，但一套程序走下来，留给考官的时间事实上只有三四天。您说，这些考官可能逐一细读每个人的试卷吗？考官不是不想细读，而是根本做不到。于是，有些考官开始开发自己的阅卷方式。比如清代的杨士聪是这么做的，他每次阅卷时不会从头到尾去看一篇文章，而是只瞥几眼，如果是好文章自然会与众不同。当他发现一篇文章吸引自己的时候，才会认认真真、从头到尾地看下去。用这种办法，他可以很快就看完几百张试卷。可以想象，如果范进遇到的是采用这种方式阅卷的考官，恐怕他依旧中不了举，还是要名落孙山。

　　还有更玄乎的阅卷办法，那就是抓阄。对，您没听错，有的考官根本懒得看卷，本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想法，把试卷排列成一个圆，在其中放置鼻烟壶，将壶一转，壶嘴指向哪份卷子，哪份就高中。考官把这么严肃、关乎天下读书人出路的事情弄得如此荒唐、草率，令人气愤。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统治阶级也不是没想过办法。康熙就曾连发谕旨，要求主考官增加阅卷时间，可主考官们除了时间紧迫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影响着他们的判断和阅卷结果。比如主考官个人对文章的喜好不同，有的人喜欢规矩复古的文章，有的人偏爱有才气的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考生们为了高中，必然要针对阅卷机制开展策略研究，所以有一种应试理念开始流传开来，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不求文章中天下，只求文章中试官”。清代文学家李渔就在《闲情偶寄》中传授后辈考试之法。他说到了考场上写文章，一种办法是在开卷之初要以奇特的句子吸引主考官的目光，让他一看到就挪不开眼；另一种办法是在文章结尾处以媚语留住考官的心神，让他流连忘返。还有人分享自己对科举满分文章的理解：要么是一篇离奇光怪凶神恶煞人见人畏的奇文，要么是一篇涂脂抹粉人见人爱的美文。总之，从考官到考生，他们各有各的方法应对科举考试。

江湖人的武林外史

　　说完书中关于科举的事，我们再来讲讲江湖人的武林外史。《儒林外史》中的部分人物颇具江湖气息，他们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骑着一匹瘦马勇闯天涯，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一位叫做张铁臂的侠客，其实武功还不错，至少他给娄家公子表演舞剑的时候，还是能够震慑住围观群众的，只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用来行骗的，有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客精神，让人看得啼笑皆非。某日深夜，张铁臂从娄府的屋檐一跃而下，手中提着一个血淋淋的包裹，号称里面装着仇人的头颅，他现在需要500两银子去远方答恩人，事毕后，即可回来舍身为娄家两位公子所用。张铁臂的表演可谓真实，先有舞剑展示武艺，后有飞檐走壁展示轻功，娄家公子自然深信不疑。直到这位张大侠迟迟未归，而留在堂前的血包裹已经发臭时，娄家方才醒悟，连忙打开包裹一看，这哪里是什么人头。

　　还有一位叫做凤鸣岐的侠客，人送外号“凤四老爹”，一出场就被人介绍为义薄云天极讲义气的江湖人士。他做了什么事呢？在一位名叫万里的人冒充中书招摇撞骗被戳穿入狱之后，与他仅有一面之缘的凤四老爹却开始了积极的营救工作。最后，在凤四老爹的努力下，靠1200两银子愣是让万里这位假中书成了真正的中书大人，这显然是件十分滑稽的事情。凤四老爹身上有《水浒传》里鲁智深的影子，书中有个拔柱子的场面就和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有得一拼，但两人的行为却天差地别。鲁智深好打抱不平，凤四老爹则更像一位老顽童，行侠仗义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时高兴。为此他可以帮助招摇撞骗的万中书，可以帮助吝啬鬼陈正公，说来说去，也并没有什么真正值得称道的侠义之举。

从饮食看人物性格

　　民以食为天，上至皇帝权贵，下到黎民百姓，吃是件很重要的事。在《儒林外史》中，饮食被赋予了新的重任，从刻画人物性格到讽刺世态人情都少不了它的踪迹。马二先生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古道热肠，有正人君子的作派，就是有点迂腐。《论语》中强调“食不语，寝不言”，马二先生吃饭也有自己必须遵循的章法。书中最精彩的莫过于他游西湖的事了，虽然这件事在情节上写得极为平淡，无非就是第一天逛街，他看到了什么吃的，买了什么吃的；第二天闲逛，他又看到了什么吃的，吃了什么；第三天，他要往回走了，吃点什么再上路等。马二先生面对天下少有的美景，脑子里思考得最多的居然是吃，所谓游览了三天西湖风景，不过就是大吃大嚼了三天而已。

　　“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烫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里蒸着极大的馒头。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只得走进一家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倒觉得有些滋味。”书中通过对饮食的描写，让马二先生一板一眼的形象立即生动起来。

　　《儒林外史》中还借人物对话讽刺了世态人情。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假侠张铁臂，当旁人问他为何非要让自己的儿子去考取功名时，张铁臂笑道：“我家儿子出去考个府、县考，骗两回粉汤、包子吃。”这里说的骗东西吃虽有玩笑的意味，但也从侧面体现了当时有些读书人参加科举的意图只是为了混些糊口的东西罢了。

　　哲学家费尔巴哈说过：人就是他吃的东西。这句话可以从通俗的角度理解：一个人如果抠门，吃饭时大概就像严监生一样，有钱舍不得花，每日只喝两碗米汤；一个人如果大手大脚，吃饭时必然就像严贡生一样，想吃猪肉一次就买五斤，没钱买鱼就赊账，想吃肉包子就拿屋里的花梨椅子去换。《儒林外史》中尽管对饮食的描写都很平淡，但正是这种平淡才让这本书的生活气息越嚼越有味。

　　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我们为您总结了《儒林外史》中三个值得探讨的讽刺方向，分别是文人的科举、侠客的江湖和天下人的饮食。作为一部优秀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每个情节都是精心构思而成的，如果您听完我们的分享，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不妨在闲时翻翻看。

　　到这里，这本《明清小说脞谈录》的精彩内容就全部分享完了。明清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瑰宝，我们通过对这些经典小说的研读，向您展示了它们在人物刻画、情节推进、结构设计、遣词用语上的妙处。作为中华文化的明珠，结合厚重的历史背景，创造了复杂的人物形象，在漫长的时空里书写了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值得我们不断去探索和品味。

　　：微信公众号：“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原为你读书 | 漫谈《儒林外史》）（原文 有删减）

　　：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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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写作背景推荐文章4：《儒林外史》：回望长三角的市井风俗

　　长三角地区素称人文渊薮，文脉深厚，俊彦辈出，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著就出自这一地区。《儒林外史》《红楼梦》《浮生六记》……从本期开始，“文脉”版将带你跟着名著畅游长三角，在字里行间感受这片土地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诞生于清朝的小说《儒林外史》，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不论是“范进中举”的故事，还是“吝啬鬼”的典型代表严监生，都在文学长廊上留下了生动的人物肖像。一般认为，《儒林外史》书中假托以明代社会为背景，实际上该书反映的主要是清代社会生活。正如书中所言，“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如今，我们重新走入《儒林外史》这部巨著，可以一窥当时长三角地区的市井风物以及文化交往的生动风貌。

　　地缘相近 流动频繁

　　《儒林外史》吴敬梓（1701年-1754年）出生于安徽滁州全椒，虽然是名门世家之后，但他命运不济，科举不第又逢家道中落，乃至漂泊浪荡，移居南京秦淮河畔。《儒林外史》书中上百人物如走马灯式轮番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从空间结构上来看，这本书涉及了山东、广东、江西等中国多个地区，但是长三角无疑是其中最热闹的地区。从第八回蘧公孙的故事开始，整个故事框架开始转入浙江地区，随后笔墨多在南京、杭州、扬州、芜湖、天长等地逗留，秀才、举人、进士以及各色官员，乃至僧道、戏子等各色人等纷纷登场，为我们描摹出一幅长三角市井生活的浮世绘。

　　长三角地区，江河湖海纵横交错，孕育出丰富的水文化，《儒林外史》中也处处可见行船之景。流落他乡的落魄年轻人匡超人要从杭州回老家温州，过了钱塘江，要搭船。看见一只船正走着，他就问对方可带人。船家说，这是抚院大人差上郑老爹的船，不带人。匡超人正要走，船舱里的老者对船家说，看他是个单身客人，带着也罢了，“添着你买酒吃”。从这个细节里可见，当时有钱人乘船比较洒脱，可以包船，经济不宽裕的只能搭乘客船或者“蹭船”了。

　　在当时，在长江、运河上行驶的客船，已有一定的航线，比如江船、南京船、扬州船等。牛浦是芜湖人，想去淮安，于是他搭了江船，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矶，他在这里转搭扬州船，在船上结识了“叔祖”牛玉圃。水的流动，赋予了长三角地区交通的发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因此我们才能在书中看到各类人命运的碰撞。

　　《儒林外史》还善写湖景。书中多见文人雅集，其中，莺脰湖、西湖和莫愁湖三次聚会都在湖边。虽然对于这些“雅集”多有嘲讽之意，但是吴敬梓也用一支灵动之笔，写出了江南旖旎风光。

　　长三角地区两大名胜玄武湖和西湖，名闻天下。吴敬梓笔下的玄武湖：“这湖是个极宽阔的地方。左边台城，望见鸡鸣寺。那湖中菱、藕、莲、芡，每年出几千石。湖内七十二只打渔船，南京满城每早卖的都是这湖鱼。”西湖更诞生了“马二先生游西湖”这一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书中称赞：“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 然而，马二先生却满脑子的迂腐思想，一路只顾“逛吃逛吃”。而一看到宋朝皇帝御书，却恭恭敬敬，扬尘舞蹈，拜了五拜。在这里，吴敬梓用轻松的笔调嘲笑了这位先生迂腐的性格，一展绵里藏针的笔法。

　　六朝烟水 繁盛旖旎

　　在实际生活中，吴敬梓在南京度过了人生中后期大部分时光，南京城的富贵繁华、温柔旖旎，在他的笔下都有着细致刻画。根据一份统计，《儒林外史》全书共56回，其中以南京为背景的内容就有25回。

　　书中，吴敬梓用优美的笔触，刻画了南京城的“六朝烟水气”：“每年四月半后，秦淮景致渐渐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楼子，换上凉篷，撑了进来。船舱中间，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摆着宜兴砂壶，极细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游船的备了酒和肴馔及果碟到这河里来游，就是走路的人，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洗练的几笔白描，将南京城生活的闲适惬意描摹得栩栩如生，读来恍如置身其中。此外，三山街、大恩寺、雨花台、清凉山等一系列南京经典地标，都纷纷出场，成为书中人的活动空间。

　　如同《红楼梦》一样，江南的风物美食，在这本书中也随处可见，不过《儒林外史》中的食物更加接地气。《儒林外史》中，南京美食的高频词是“鸭子”。端午节，庄濯江给杜少卿送来礼物，“那礼是一尾鲥鱼，两只烧鸭，一百个粽子，二斤洋糖，拜匣里四两银子。”鲥鱼、烧鸭都是地道的南京传统美食。此外，书中出现的茯苓糕、软香糕等金陵美味小吃，也都朴实亲切，让人垂涎。这些精细的日常生活描写，凸显的还有人物性格。比如杜慎卿是个矫情的人，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要徘徊大半日。“他勉强吃了一块板鸭，登时就呕吐起来”，令人忍俊不禁。

　　书中，寄托着文化理想的一件盛事“泰伯祠祭祀”，就发生在南京。泰伯奔吴，开启吴文化之先河。《儒林外史》全书中的高潮，就是通过一丝不苟的描摹，再现了杜少卿、迟衡山、虞博士等群儒祭祀泰伯的过程。这一件盛事之所以发生在南京，也体现了南京文化之繁盛、对天下文人士子的向心力。

　　诗性文化 照耀人心

　　江南文秀典雅、人物风流，但是吴敬梓也并非一味颂扬。《儒林外史》曾被鲁迅先生誉为“指摘时弊”，吴敬梓通过批判性视角冷峻审视江浙之地的人物，剖析人性、针砭时弊。

　　湖州娄府两位公子喜欢结交名士，然而他们单纯幼稚，先是被伪名士杨执中、权勿用欺骗，继而又被张铁臂蛊惑。张铁臂吹嘘自己的手臂上可以行车，结果他用一颗猪头当人头，骗走了两位公子五百两银子。娄府两位公子的遭遇，充分说明了文化浮夸风对人心的蒙蔽。

　　扬州盐商群体，也在《儒林外史》中亮相。盐商万雪斋喜欢附庸风雅。文人牛玉圃听信别人传谣，以为程明卿是万雪斋的朋友，于是便向万雪斋吹嘘，说程明卿是自己“拜盟的好弟兄”，结果把万雪斋得罪得不轻。原来，万雪斋曾经是程明卿的书僮，后来因缘际会成了暴发户而赎身，对过去的身份十分羞耻。这里，所谓的“文化”，只是装点门面的招牌。

　　另一方面，也热情歌颂自己心中的理想人物。自安徽天长移居南京的杜少卿，全书倾注笔墨较多，甚至被研究者视为吴敬梓“自我代入”的角色。他性格豪迈，重义轻财，洋溢着人性的光辉。另外，一批重要角色如南京人庄绍光、句容人迟衡山、常熟人虞育德、常州人沈琼枝等，他们在南京的风雅相会，也为沉闷的现实生活带来一丝理想的光亮。

　　“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地消磨尽了”，吴敬梓一边哀叹，一边在普通人当中找寻理想生活。书中，杜慎卿同友人同游南京雨花台，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茶，回来再到雨花台看落照。’”于是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

　　长三角地区的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也是一种包容力极强的文化。《儒林外史》不仅写人，更写出了文化性格与文化理想。所谓六朝烟水气，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一种诗意的生活态度。在书结尾处，吴敬梓描写南京市井中出现的几个奇人：写字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个性独立、人格自由。至此，将漫游四海之笔落实于江南的市井浮生，这些平头百姓身上绽放出理想的光芒，惹人神往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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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写作背景推荐文章5：《儒林外史》为什么从山东汶上写起？

　　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被认为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书中把故事发生年代假托在明朝，故事发生地主要放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有一部分人和事涉及四川、广东、山东等地，而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据很多学者系统研究，他生前并未到过这几个地方，尤其是正文（第二回）故事从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写起，其用意何在？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贵晨认为，吴敬梓的儒家情怀与史官思想，使《儒林外史》全书有非常浓重的“天下”“古今”意识，影响故事地点与人物隶籍、游历之地的设计等，都有特别的考虑。最突出是从“山东汶上”写起，又写周进、王惠为汶上人和王冕、虞博士等也要来山东等等，都是一种深曲的笔法，有深隐的寓意。

　　读小说的“索隐”心态

　　《儒林外史》是一部写实性很强的章回小说。它的写实性，不仅表现在其主要人物大都可考，有真人的影子，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也往往有所根据，而且人物活动、故事发生的地点也不尽虚构。

　　这个情况，一方面使读者容易往它处处有“真事隐”的方向去想；另一方面对于确认无“真事”可求的描写，也不免生出其有象征性或寓意的疑问来。这固然不是读小说的正途，但是，读中国古代的小说，特别是读《儒林外史》这部手法独特的著作，上述“索隐”的心态却是不可多，也不可少的。

　　这让人想到书中人与事所涉及的地域，除江苏、浙江、安徽、江西诸省的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天长(实即的老家安徽全椒)、南昌等地之外，经常提到或写到的还有四川、广东、山东等省的一些地方。

　　据胡适、陈美林、李汉秋等诸家系统研究，吴敬梓生平并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因此书中有关这些地方的描写多不具体。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一下想到把他的部分人物、故事写在这三个省份，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而读者专家也不曾做过这一方向上的思考。例如陈美林先生就曾不无诧异地注意到,“‘楔’中王冕曾经避难离开故乡诸暨去山东济南府，周进也正是济南府临州兖州府汶上县人”。但是，陈先生并没有对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的讨论。

　　当然，这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毕竟这三个省份在书中的出现，不会是信手拈来，为无所选择的随意布置。即使可以认为其并不完全出于故事情节设计的需要，也应该考虑到兴之所至的可能，即在潜意识支配下笔端造化，作出引入这三个省份的安排, 而正合全书之旨。这就有了无论有意无意，这三个省份作为故事背景被安排于书中，都有思想艺术上的合理性存在，可以而且应该有适当的说明。

　　如果想准确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先了解《儒林外史》一书的“天下”“古今”观念，进而可以讨论何以关注到这三个省份,特别是山东以及其中的山东人，或到过山东的人。

　　《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观

　　《儒林外史》虽系小说，但由其题材、书名可知，命意甚高，实有孔子《春秋》以降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情怀，而突出表现为书中应用了许多“天下”“古今”“自古及今”之语。由检索可知，全书中直接用“天下”有58次，用“古今”有5次，用与“古今”同义而表意更重的“自古及今”也有5次。

　　这些用语自然是为了刻画人物的性情，但也同时显示了从“天下”“古今”的角度，就是以宇宙意识观察把握儒林的创作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决定了他的故事非徒托于明代而写清朝，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实写明代，对“明亡于八股”的历史作了深入切实的反思；另一方面影响了他对故事地域背景的设置，那就是其所写虽然基本只是“江左烟霞，淮南耆旧”，但其为人物所托籍贯与活动的地域，却不限于江淮，而是“天下”。这个“天下”，就是以书中所写所及的北京(中)与重点写到的南京(东)、四川(西)、山东(北)、广东(南)四地，成东、西、南、北、中的格局，为“天下”的概观。这两面的结合，外内一致地构成吴敬梓话说“天下”“古今”之“儒林外史”的特质与风貌。

　　从“山东汶上”写起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不仅用了如上“天下”“古今”的安排，而且作为一部以“江左”“淮南”为故事实际地域背景的小说，其正文(第二回)故事并未从描写的中心地江淮开始，反而从看来他并不熟悉的“近北的省份”——山东写起。这样构思的原因何在呢?

　　对于《儒林外史》的要把周进写为山东汶上县人，陈美林先生早就注意到了。他说:“‘楔子’中王冕曾经避难离开故乡诸暨去山东济南府，周进也正是济南府临州兖州府汶上县人。”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现在看来，吴敬梓如此用笔并非如《红楼梦》中写刘姥姥。因为显然第二回山东周进、王举人等人及其故事有正文开头的作用，但全书已有了“楔子”，这个开头犹如接下来写广东范进的故事，就不再是过场或引子，而是正文居首的重要人物和情节,也就是《儒林外史》切入“天下”“古今”的入手处。对于《儒林外史》来说，这一入手处放在“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是最恰当不过了。其原因无他，只在“汶上”最适合于做话说“天下古今”之“儒林外史”的象征。

　　历史上的山东汶上，是除鲁都曲阜之外，与《儒林外史》之“儒”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汶上春秋时期称中都，是孔子最初出仕为邑宰的地方,《史记·孔子世家》载:“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孔子家语·相鲁》中也有“孔子出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等较为详细的记载。

　　由此可知，汶上曾是孔子“为政”牛刀初试之地，当年政绩突出，为“四方则之”的榜样，但在看来，如今这个“四方则之”的地方，却成了周进(士)、王举人、梅秀才一班“八股”先生的“天下”“古今”之变，“儒林”堕落，可胜叹哉!

　　这一寓意正与书中每对比周孔的古代以斥当今礼乐不兴、八股泛滥的做法相一致。书中第十三回写马二先生与蘧公孙论学，马二先生对历代“举业”有一番详细述评。这里马二先生的话虽句句符合当时的实际，不容置疑，但之意，肯定不是赞成马二所说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而是由他道破这“法则”与孔孟之教背道而驰。由此可知，无论“天下”与“举业”，都是以“孔夫子的周朝”为好或为参照，对比“本朝”的不遵古道，实际都是“弄坏了”，以表达自己今不如昔的感慨之情。

　　这样的思路施于全书的构造，正文故事从春秋孔子曾为邑宰的“中都”即山东汶上开始，就不仅是自然的，而且由此一下把“儒林”的问题提到了“天下”、“古今”的层面，有高屋建瓴、大笔如椽之致，真乃妙于发端。

　　王冕、虞博士等为何也要来山东

　　《儒林外史》不仅以正文人物故事从“汶上”发端，体现尊崇孔孟之道的儒家情怀，而且以其全书最重要的正面人物大都到过山东，加强全书崇儒的倾向。

　　如历史上的王冕，是元末明初诸暨(今浙江绍兴)人，一生并未到过山东，但是，第一回“楔子”以他为“隐括全文”的“名流”，写“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云云，却又没有做什么事，只成就了他后来应付乡民打探其与吴王关系的一个托词。可见写王冕来“山东”一趟非关情节，而是故意为之，以济南之为山东首府，切近邹鲁，拟其恍惚有朱熹《春日》诗“胜日寻芳泗水滨”句意的行迹，皴染其儒者气象。

　　此外，第三十四回、第三十六回也都提到山东，但大致也近乎闲笔，也不必非要写在山东的，所以看起来也与写王冕山东之行为同一思路。这样说似过于深求了，但参以上述从汶上县写起的故意，实可确信《儒林外史》对三位“名流”“真儒”“贤人”必要有山东之行的描写，与尊崇孔孟古道的儒家情怀不无关系。

　　事实上我国古代小说以地域环境写人寄意不是个别的现象。《儒林外史》正文开篇从“话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个乡村”开始，又频频使他心仪的人物有一游山东的经历，就与《平山冷燕》借汶上先贤遗迹以叙事达意为同样的安排。当然，如果我们肯定了以上的推测，可能会带出另一个问题，《儒林外史》为什么没有把故事的起点直接写到孔子故里曲阜？其实，这是不难明白的，即在那样尊孔的时代，一定是不敢也大概不忍去冒犯其所崇敬的圣人。

　　总之，《儒林外史》正文故事自山东汶上开始，又写诸名流、真儒、贤人都要到“山东”，略如为之作儒学“镀金”的样子，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一事实自然也与所写汶上县的周、王、梅、荀等都是“小人儒”不够和谐，然而对于心目中有“古今”之严格区别的来说，并非真正的矛盾，而是表达同在邹鲁洙泗之地，而雅者自雅，俗者自俗而已。

　　这样的推考极易被视为穿凿附会，但这样的考论，即使不是今人阅读所可能注意到的，却未必一定不是心中笔下所有意为之的。而如果再要考虑到《儒林外史》“以史、汉才，作为稗官”的情况，又与“公子妓院说科场”的故事环境设计的手法相参观，则更应该相信如上的推断，乃无可置疑的结论。因此，尽管可以肯定今天的读者不太会觉察、关心和不容易理解的这种深曲用意，而且以当今艺术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写法也许已不便视为正面的经验，但我们却不能忽略当年有如此深曲的笔法，如此深隐的寄托。从而无论喜欢、赞赏与否，我们都不能不面对《儒林外史》这一方面的特点，认真看明白了，才可能有对这一名著全面深入的认识，作出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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