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推荐文章1：71岁亚洲第一美男：“我无父无母，没有名字，一生孤独”

　　有一个人，他几乎满足了全世界对东方的幻想。

　　神秘、帅气、柔美、温润、霸道、颠倒众生，翩翩浊世佳公子。似乎一切美好的词都可以用在他身上。

　　他的名字叫尊龙。

　　因为拥有一副绝世美颜，尊龙总是频频登上热搜，有人放言：“这是我们亚洲洲草。”

　　他自带贵气，安静中气吞山河。

　　他低头梨涡浅笑，却胜过人间无数。

　　看到他才明白，我们对帅的想象太有极限了。

　　如今，很多人已经慢慢将尊龙遗忘；更年轻的一代人，甚至已经不认识他。

　　但他一身足以傲视亚洲影坛的成就永远无法被忽视：

　　两次获美国百老汇最高奖；

　　第一位将京剧融入西方舞台剧的华人；

　　第一也是唯一一位两次提名金球奖的华人；

　　第一位登上奥斯卡颁奖台的华人；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翻出他的神仙颜值和经典作品，提醒大家，我们曾有一个如此完美的偶像。

　　但你能想象，这么一个贵气逼人的大帅哥，居然无父无母，漂泊一生吗？

　　尊龙的故事，比他带给我们的美更动人。

　　因为他的人生，远比我们想象得更传奇。

　　没有人知道尊龙的父母是谁，包括他自己。

　　他一生下来就被遗弃了。他被放在一个篮子里，赤条条的。那是1952年。

　　几十年来，尊龙唯一确定的是，自己出生在香港，被一个没结婚的上海女人收养。

　　那时候，收养弃婴可以从政府手里得到补助，女人就是靠着这点微薄收入，才让小小的尊龙有了落脚的地方。

　　然而仍然有无数次，养母企图将他丢弃在火车站，却又在善意驱使下把他领回家。

　　而所谓的“家”，就是贫民窟。

　　好的时候他能吃上酱油拌饭，大多数时候，吃一顿饿三顿。

　　尊龙就在挨饿、打骂中度过了童年。

　　长大一点，养母越来越嫌他累赘，多一个人多一份开支，最终还是把尊龙送去香港春秋戏剧学院，也就是我们说的戏班子。

　　就这样，尊龙开始了另一段苦日子。

　　那个年代，戏班是极其残酷的训练场。但凡能登台表演的孩子，必定经历过严苛至极的训练。

　　他们从早到晚被迫学唱戏、舞蹈及武术；他们没有生活保障，被人打骂也无人知晓。

　　儿时的尊龙特别清楚那种滋味。那时候他没有名字，在戏班里，人人都叫他小Johnny。

　　因为无父无母，长相又欧化，其他孩子排挤他，骂他是“野种”。

　　十几岁孩童该有的天真、童趣、游戏他通通没有，陪伴着他的只有辱骂和挨打。

　　有次他甚至被殴打至严重受伤，他也根本没钱看医生，最后还是一位好心的裁缝来帮他缝了8针。

　　想没想过要逃走？

　　当然，小小的尊龙也想过，一个人流浪总好过被欺侮。

　　但无数次他逃到外面，最后都被戏班的师傅抓回来，又是一顿毒打，打完继续练。

　　就是在这样的摧残和折磨下，尊龙埋头苦练，才艺双全，最终成了戏班里“小蝶衣”一般的角儿。

　　艺术功底赋予了这个孤苦的小男孩一股富家公子的气质，而后来我们看到尊龙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仪态，暗藏了当年学戏剧的血泪。

　　哪怕很多年后，尊龙回忆起童年，仍能想起十几岁在戏班时，师傅赏过他一块肉，那块肉的滋味，他到老都记得。

　　只是他现在能买得起任何肉，却已经不再想吃了。

　　尊龙人生的转机发生在17岁那年。

　　他跟着戏班去演出，有一个美国家庭看到尊龙，非常喜欢，决定资助他去美国。

　　小Johnny才正式有了自由身。

　　但刚到美国的日子，同样不好过。

　　为了生存，他做过很多劳苦的工作，白天在迪士尼打工，卖油煎饼和汽水。晚上还去夜校补习英语，学了3年，才会讲流利的英语。

　　学艺出身的他动了当演员的念头，但他没有半点背景，只能一边端盘子一边学习。结果，他硬是凭借出色的功底和努力考入了美国戏剧艺术学院。

　　当时李小龙将“中国功夫”带到全世界，而尊龙则集舞蹈、唱曲、武术等中国曲艺于一身，在西方的舞台上光彩夺目。

　　他最终征服了美国人，通过无数剧团的面试，如一颗蒙尘的珍珠，终归要惊艳四方。

　　在舞台上，尊龙一个人就是一支团队，独自完成编舞、作曲、表演、武术等工作。

　　慢慢地，他开始挑大梁，演主角，连夺两届戏剧届奥斯卡之称的“奥比奖”。

　　尊龙熬出了头。

　　他叫自己John，也知道“龙”中国人的精神图腾，于是取中文名“尊龙”。

　　人生到了20多岁，尊龙，终于有了名字。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好莱坞，都是清一色的白人演员，亚裔演员要混出头实属不易。

　　尊龙刚出道时，也只能饰演中国厨师或者面目模糊的野人。

　　1985年，电影《龙年》大胆启用尊龙做配角，让他饰演一个黑帮老大。

　　什么是英俊挺拔，潇洒霸气，尊龙根本无师自通。

　　连撇嘴一笑都又苏又炸，作为配角却比主角更抢戏，尊龙一举惊艳了美国人！

　　美国媒体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帅黑帮老大”。他因此提名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创造了华人演员的历史。

　　也因为这个角色，尊龙收到了一份隆重的邀约——《末代皇帝》的溥仪。

　　没有人比尊龙更适合这个角色。

　　溥仪少年的忧郁与天生的尊贵气派，无比契合尊龙的气质。

　　而溥仪的凄凉落寞又像极了尊龙的前半生，这个角色的复杂和跌宕令尊龙的演技大放异彩。

　　尊龙曾说：“演溥仪，导演把我的五脏六腑都拿走了，我只能缩着，仅剩一个壳。”

　　戏里无奈，戏外精彩，尊龙再次入围金球奖影帝，影片拿下奥斯卡创纪录的九项大奖，溥仪成为当年最风光的角色，尊龙也成了“演艺国度的哲学家皇帝”。

　　那时候，全世界都来找他演皇帝，但从不走老路的尊龙拒绝了这些邀请，选择了另一个名留影史的角色——《蝴蝶君》里的蝴蝶夫人宋丽玲。

　　很多人知道《霸王别姬》，却没听过《蝴蝶君》。

　　大家知道“不疯魔不成活”的张国荣，却不认得雌雄莫辨的尊龙。

　　《蝴蝶君》里，尊龙贡献了他天才式的表演。

　　他能将片中的间谍歌伶演得出神入化，可以器宇轩昂，也能风姿绰约。

　　当他巧笑颔首，连姿态都万分妖娆，当中的神情，若男若女，非男非女。

　　最传神的是，尊龙都没有特意学“女人走路”，而是自然流淌出来的感觉。

　　他说：“我是从我自身出发去诠释，我很中性，从未被规束过。”

　　这种对角色的神级掌控以及超前的身份认同，塑造了独一无二的尊龙。

　　他注定是个巨星。

　　有人说：“尊龙最大的魅力在于，他的魅力无法被某一类想象去定义或概括。”

　　他平面又立体，神秘又简单，矛盾又纯粹，单纯又睿智。

　　有影评人这样说道：“当时在好莱坞的华裔男演员几乎都是武打明星，只有尊龙，是真正的演员。”

　　他选择了自己的剧本，既演末代皇帝，又演绝世名伶，一举成为当时片酬最高的男演员。

　　他可以美到让全世界窒息，也可以用精湛演技征服所有人。

　　当我们谈到尊龙，与他的美貌一同传世的是他的作品，而伴随着传奇的，是他始终如一的品格。

　　时间倒回20世纪90年代，因为《蝴蝶君》火遍全球的尊龙，成为陈凯歌《霸王别姬》男主角的第一候选人。

　　得知这个消息的尊龙兴奋得像孩子，因为当中的小豆子在戏班的经历，像极了自己。

　　加上当年拍《末代皇帝》第一次踏上故土，他对祖国念念不忘。

　　他曾说：“我要回来养老。”

　　这些因素，促使了他想演程蝶衣的决心，身为好莱坞巨星的他甚至自降片酬，推掉几部好莱坞大制作。

　　但最后投资方却依然以片酬太高为由拒绝了他，选择了同样优秀的张国荣。

　　而有些媒体道写的却是尊龙嫌弃片酬太低不肯出演，他成了忘恩负义，耍大牌的反例。

　　一心扑在角色上的尊龙却无知无觉。

　　为了出演国产影视剧，他拒绝了那部成就梁家辉的《情人》，回国拍了部没人知道的《乾隆与香妃》，还有与他气质完全不搭的乡村题材电影《自娱自乐》。

　　不可惜吗？

　　那可是世纪之交，尊龙随便代言一个楼盘就酬劳数千万的年代，他可以傲视亚洲影坛。

　　但54岁的尊龙坦言：“我可以更有名，更有钱，但我很满足，不愁吃穿。”

　　他只想回国拍戏。

　　《自娱自乐》里尊龙演一个农民。为了琢磨人物角色，他婉拒所有邀约，天天跟农民在一起，在村子里串门吃饭，谈天说地。

　　尊龙却丝毫没有察觉外界正大肆道他拒绝了一些知名媒体的专访，已将“圈钱”“耍大牌”等莫须有的罪名架在他身上。

　　等他知晓时，已不知如何辩解，在国内，他没有经纪团队，只有一个助理跟着。

　　黄金时期的尊龙，终归是浪费了自己的美与演技。

　　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些不适合的题材消耗了他所有的好口碑。

　　因为尊龙不善交际，不懂圆滑，与他合作的导演、制片看不起他，嫌弃他是“过气巨星”，有的甚至背地里抹黑他，磨灭他的名气。

　　他分明天真单纯，对所热爱的事物一腔热忱，却不知人们在他身上，各取所需。

　　2012年，尊龙60岁，开始不再演戏，也告别了祖国。

　　对尊龙来说，处世法则只有一条：

　　“从小没有人保护你，你必须要自我保护，就这样我关闭了心门。”

　　的确，尊龙习惯了独来独往。

　　这么多年，他只懂演戏。

　　很多电影节、记者邀请，他通通拒绝，只因不懂得面对媒体，那些圆滑的说辞，他也不会，没人教过他。

　　这一切，尊龙其实明白。

　　他坦诚：“我不是特别会做人，我没有家，没有父母，没有名字，没有读过书，没有童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不懂。”

　　他的感情世界也是如此。

　　多年来外界盛传他深爱陈冲的传闻——那不是传闻，他爱过她，却始终不懂得如何踏出第一步。

　　多少人为尊龙与陈冲感到遗憾，他们分明是《乱世佳人》里的白瑞德和郝思嘉。

　　他曾对她说：“我没用，让你跑掉了。”

　　至此，你会明白这个孤独的人背后所有的落寞。

　　他将自己包裹起来，抗拒外面的世界，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份不计回、全然完整的爱——他没有父母，没有根基，如浮萍飘零，自生自灭。

　　经历过世间情事，到最后，孤独也成了他的保护色。

　　他说：“我真的需要独处，我不能接受和人同床共枕。”

　　年轻时，他曾看着镜中的自己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

　　70岁以后，他依然觉得自己美好，坚定选择想要的生活。

　　对尊龙来说，世界仿佛刚翻开新一页。

　　他的心性也同孩童一般，热爱新鲜事物。

　　他会为一场崔健的演唱会专程回国，会保持讲汉语的习惯，从一开始的吐字不清，到后来字正腔圆，他还会纯正的老上海话、广东话。

　　他常将国内的新鲜事物挂在嘴边，回国的时候他最喜欢走街串巷，逛集市。

　　也有人在加拿大遇到尊龙，在全新的人生里，他遛狗喝下午茶，不时去森林漫步。

　　有时候，尊龙总会想起拍《自娱自乐》的一天。

　　一位农民邀请尊龙去他家吃饭，一家人围着简单的饭桌，尊龙坐在中间，感觉特别知足。

　　拍戏的间隙，他终于明白家的感觉。

　　他不再演戏，却花时间培养了一批年轻艺术家。

　　他内心善良，出身孤儿的他，尤其见不得孩子受苦，他努力帮助山区儿童，办学校，资助基础教育。

　　他失去的太多了，多到只要一点点爱就能够填满他。

　　尊龙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叫“John Lone”，其中“Lone”概括了他的一生。

　　孤独、寂寞。

　　对于身世，他无法选择；事业也没有一路成就他，作为艺术家，尊龙在40岁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40岁以后，他归于孤独。

　　即便身为巨星，也与普通人一般，有得不到的爱。

　　“无家无根”，更是他心中永恒的原生之痛。

　　直到十多年前，尊龙在加拿大的森林里看见两棵千年老树，顿时泪流满面，一种宿命感在他心里荡漾。

　　他当即认领了这两棵树，尊称他们为祖父、祖母。

　　以此证明，自己也是有根的。

　　回望尊龙的人生，他一出生便失去爱，又用了半生时间，努力想要得到爱。

　　这些年来，唯一支撑着他的，只有对自己的期待，和某种自得其乐：

　　“我没有父母，没有所谓的父母榜样，我学着成为自己的朋友，最终自己成为自己的父母。”

　　这当中，酸与涩交织，甜与苦相伴，恍若隔世。

　　但你会发现，他唯独没有恨。

　　他没有恨过父母、养母，没有恨过诋毁、伤害他的人，也没有恨过命不由己的人生。

　　这才是他的故事中最美好的部分。

　　自始至终，他以柔软的姿态，道尽那些遗憾，在最喧嚣的娱乐场，留下最美的身影。

　　更重要的是，现年71岁的他，自在自由，有所依靠，对于幸福，坦然如故。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尊龙先生，愿你往后的人生，平安顺遂。

　　：fa姐。文章经授权转自公众号：InsDaily（ID：instachina）

　　图片于视觉中国（授权）及网络，如有请联系删除。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推荐文章2：农村女性的墓碑上，没有自己的姓名

　　辛苦操劳一辈子，她们不想再被叫某氏

　　姓名是每个人来到世界时拥有的第一样东西，也是持续一生的祝福。它伴随人的出生、长大、死亡，很多人都能讲出一段关于名字的故事。

　　什么样的情况下，人会失去自己的名字，或者从未拥有过？

　　答案也许是女性。在公安部政务服务平台上查询全国同名人数，能找到某个名字对应的全部使用者数量，输入“张氏”，查询所得8352人，其中8347名是女性。

　　还有更多农村地区的女性，她们被唤作“小妞”“刘家媳妇”“赵妈”。在户口本、身份证和墓碑上，她们留下的是“××氏”“××妈”“××女”。和名字一起被消音的，还有她们的历史和生命记忆。

　　我们想知道8347名张氏，和更多宋氏、李妈、王家女的故事。她们如何生活，如何失去和找回自我，如何被记住或被遗忘。

　　一、没有姓名的一生

　　去年清明节，林舟找人代烧纸钱给奶奶。对方问她奶奶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林舟发现自己答不上来，又打电话问了父母和亲戚，大家都不知道。

　　林舟和奶奶相处不多，只记得小时候站在菜园子前，奶奶给她编辫子。篦子梳头太痛，奶奶心疼她，就用手指给她梳理头发，“酥酥麻麻的，特别舒服”。

　　另一段记忆是5岁时，林舟在奶奶家的门槛上自顾自地玩，从屋内跳到屋外，再跳回来。门边有一张堆放杂物的小桌子，林舟盯着桌上的一袋铜锣烧，馋得不得了，准备问奶奶要来吃。回过神，她看到奶奶从床褥子下面翻出来钱塞给家人。那天晚些时候，奶奶就去世了。

　　因为怕耽误学习，父母从没让林舟回家上过坟。后来每次林舟想起奶奶，就买了纸钱在路边烧。不知道奶奶的名字，连烧纸钱都怕给错人。她只能在心里默念“奶奶”，磕三个头，许愿奶奶能收到。

　　林舟家在苏北农村，但在那个时代，像林舟奶奶这样没有名字的女性，全国各地还有很多。

　　有些人从出生起就没有名字。在河南的县镇和村落，人们把小姑娘唤作“妮胞”，在田间地头喊一声“妮胞”，会有很多女孩应声。如果有妹妹出生，姐姐就改叫“大妮胞”，妹妹是“小妮胞”。还有“刘大女”和“刘二女”，她们是山西人，如果家里再生了女孩，会被叫作“刘三女”。“刘大女”和“刘二女”说，家里穷，读不起书，所以没有学名，也不需要。

　　一位“妮胞”说，那时候农村的小孩不经养，如果不是男孩，家里能给口饭吃，活着就不错了，“谁管你叫啥？”

　　顶着这些不算名字的名字一路长大，她们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农村女性一样，嫁进夫家，生下孩子，成为一个或几个人的母亲，有了新的称呼：“××的妈妈”“××的媳妇”。

　　在湖南，一位女性的名字是“成永娭毑”。“娭毑”是湖南方言中对老年女性的称呼，“成永娭毑”就是“成永的媳妇”。结婚以后，身边的人都这样叫她，甚至亲近的朋友也不清楚她的本名。她可能叫“邹玉芬”，也可能叫“周玉芬”，没有人试图弄清楚。

　　在被村里人叫作“鲁女”之前，鲁淑珠的名字有美好的含义。“淑”是淑女，“珠”和她姐姐名字里的“珍”字连在一起，就是“珍珠”。嫁到村里以后，大家记不住她的名字，渐渐叫她“鲁女”。在她们的村子里，还有“付女”“王女”“老王婆”。

　　鲁淑珠的孙女觉得，奶奶和家里的小狗、小猫坐在一起的画面很温馨

　　鲁淑珠和家里人抱怨过，说别人总是记不清她的全名。她给小辈们讲自己叫什么、是哪个字、有什么含义，但除了医院体检和做核酸，村里人很少直呼她的姓名。“鲁淑珠”这个名字渐渐被遗忘了。

　　直到死亡，姓名也没有被还给她们。

　　符怀玉下葬的时候，由她的儿子操办丧事。清明立碑，墓碑上没有刻全名，而是刻了“先妣符氏”。符怀玉的外孙女感到不解：外婆有自己的名字，为什么墓碑上不能刻？

　　家里人告诉她，写了全名对家里不好，而且路过的人会破坏墓碑。但扫墓的时候她发现，公墓里男性的墓碑上都刻着全名，女性的墓碑上却基本都是“×氏”。那个惦记着她爱吃肉丸的外婆，睡觉前絮絮叨叨地给她讲述自己的一生的外婆，也成了“×氏”。

　　符怀玉的女儿试着跟家里人商量，想在墓碑上刻下母亲的全名。但她是外嫁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不被看作是自家人，在红白喜事上没有话语权。她所在的华南农村，长辈的葬礼基本由长子操办，女儿们只参加丧葬仪式，平摊费用，却不能拿主意。

　　丧葬习俗在各地农村不同，女性不上墓碑的规矩却很相似。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外嫁女的名字不能刻在娘家人的墓碑上，自从出嫁起，她们就不再属于本家；在江苏等地，媳妇也始终被夫家当作外人，墓碑上只能刻成“×氏”或“××氏”。

　　不论是在娘家还是在夫家，她们都没有自己的位置。

　　这种忽视太过根深蒂固、约定俗成，以至于她们自己也很难察觉。孙王氏是河南农村人，一生务农，忙着把孩子拉扯大。和丈夫的交流也不多，除了偶尔互相拌嘴，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她没有对自己的名字发表过看法，因为村里的女孩一向没有正经名字，只有男孩会按照字辈来取名。

　　孙王氏的孙女三四岁时，在奶奶家的庄稼地里玩耍

　　没人统计过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女性。在那个年代的资料里，能找到很多男性的名字，他们叫“卫国”“建功”“国昌”“志华”。关于女性的记载却寥寥无几。

　　二、不属于自己的证件

　　她们真正面临“我的姓名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在1984年全国开始推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后。

　　跟着集体登记户口，或者由家中的男性代表她们把名字给登记处，等上一段时间，她们收到了一张写着“×妞”“×娃”“×妹”的身份证。户籍登记人员和她们自己都没想过，这个不算名字的名字会伴随一生。直到她们年纪大了，在医院挂号就诊，或者偶尔坐高铁出远门，才发现所有人都叫自己“×妞”。

　　邓玉芹的名字是她丈夫和儿子的。到了登记处，他们不知道她的正式名字叫“邓玉芹”，就了村里人常用的“贱名”——“琴娃”，就连“琴”字也是随便的。登记人员是村里的干部，也只知道村里人都叫她“琴娃”，就按照错误的名字进行登记。

　　收到身份证的时候，邓玉芹很疑惑：“怎么的是这个名字？”

　　年初，她生病进医院，每次换药或检查，护士都喊她“邓琴娃”。外孙女去医院照顾她，看见外婆又无奈又气愤的样子，才知道原来外婆的大名是“邓玉芹”。

　　邓玉芹和女儿一起去了湖北旅游

　　黄乜权的孙女，也是在用黄乜权的身份证预约纪念币购买时，才发现名字有问题。“乜”在广西壮语里是“妈妈”的意思，“权”是她养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她是夫家的续弦。夫家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孩子的生母早早生病去世，为了有人能照顾家庭，又迎娶了她。

　　孙女也听说，上户口时，村里把结了婚、有小孩的女性都登记成“乜”，黄乜权就是其中之一。她们的正式姓名，不是一个或几个有寓意的字，而是“××的妈妈”。

　　伴随着2010年代信息实名制的进一步落实，身份证上的名字与她们本人更深地绑定。“乜”“娭毑”“娃”出现在社保卡、高铁票上，有了正式、合法的效力。

　　正是因为信息实名，我们才能查询到那8352名张氏。但对其中的每一位张氏来说，正式姓名的缺失或错误，可能意味着更多。

　　叶月琴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夏玉成”。用浙江舟山方言读起来，两个姓名几乎完全一样。当年负责登记的办事人员只问了她姓名的读音，但没有和她确认是哪几个字，弄错了名字。

　　收到身份证，叶月琴没太在意，以为只是一张卡片，“用不上”。况且别人叫她都是用方言，听不出差别。没想到后来，她所有的证件都只能用“夏玉成”办理。

　　几年前，叶月琴夜晚出门散步时意外遭遇车祸，大出血住进医院。护士和医生用普通话叫她“夏玉成”，她不回应，转头看看女儿，看看女婿，等着女儿和女婿答应。

　　打药前，护士向她确认：“你是夏玉成本人吗？”叶月琴没有反应过来，直接纠正了护士，说我叫叶月琴。护士也有点懵：“啊？你叫叶月琴？”

　　叶月琴的女儿只能上前拉住护士。她告诉医院，是本人没错，夏玉成。

　　三、一场改名战争

　　邓玉芹和叶月琴想把她们被登记错的名字改回去。

　　多年前收到身份证的时候，邓玉芹就拜托儿子去派出所问一问，被派出所一口回绝：“改不了。”后来她换过一次身份证，也亲自跑过一趟派出所，都没能把名字改过来。

　　到了2006年，她要换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想让儿子帮忙改名。儿子嫌麻烦，不愿意跑腿，说没必要改，更何况手续也很繁琐。邓玉芹指望不上儿子，就自己在派出所找人、托关系。然而派出所第三次回绝了她的请求。

　　这次失败后，改名字成了她的心病。嫁到夫家以来，她的日子并不好过。丈夫总是打她骂她，在外面打麻将不回家，办了锅巴厂又破产，从来不管家里的一儿一女。邓玉芹几乎靠着自己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一边种地一边照顾家庭，多苦的日子都挺了过来，却一直没能用上一张印着“邓玉芹”的身份证。

　　邓玉芹住在陕西关中的农村，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骊山和漂亮的云

　　根据《民法典》的最新规定和陕西省的公民姓名变更政策，年满18岁的公民只需要向户籍地派出所提供户口本、身份证、书面申请和个人声明，就拥有变更姓名的权利。但书面申请中给出的理由能否被认定为充分，需要派出所的办事处进行主观判断。邓玉芹迟迟改不了名，也许就卡在了“主观判断”这一步。

　　办事处见过太多登错的姓名。邓玉芹所在的关中农村，很多人的身份证都是错的，邓玉芹的姐姐身份证上也出现了登记失误。姐姐不是很在意，村里大部分人也没放在心上，旁人不理解她的执著：那么多人都错了，为什么你要改？有什么必要？

　　邓玉芹觉得，“邓琴娃”不好听，况且自己明明有真名，为什么不能改？而对叶月琴来说，姓名凝结着她关于自我的历史，必须要改。

　　出生后，叶月琴父母双亡，姓名成了父母留给她的最后一样东西。用着“夏玉成”，连姓氏都是错误的，她总觉得心里不舒服，要改回叶家才有归属感。

　　她告诉儿子、女儿和外孙女，想把姓名改回来，尤其是姓氏。儿子不理解她：“姓名能有什么意义？既然姓名错掉了，那就错掉好了，反正都是我的母亲。”80多岁的叶月琴一个人生闷气，觉得儿子不尊重她。

　　村里的人也劝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叶月琴不想用不属于自己的姓氏和名字死去，到那时，“火化场的姓名都不是真实姓名。”

　　眼看着外婆年纪越来越大，叶月琴的外孙女许文开始琢磨改名的事情。今年三四月份，许文想到外婆的生日在五月底，不如就在生日前带她改名，完成老人家的心愿。

　　她查了查浙江省更改姓名的条件，发现很多人成功改了名字，其中有父母陪孩子改名的，也有刚生产完、还没出月子的母亲给自己改名。改名看起来很方便，只需要填一张申请单，等着审批通过。

　　改名当天，她和妈妈、外婆约好8点出发，叶月琴7点半就等着，逢人就说“我外孙女要带我去改名字了！”

　　1995年，叶月琴和丈夫

　　但到了办事处，她们才发现比想象中困难。如果只改名字，说明原因就能改，比如不好听、有贬义、有重名，但变更姓氏，就必须找到公证人，或者证明这是父母户口本上的姓氏。可是当年给叶月琴登记姓名的办事人员早就去世，她的父母双亡，没有留下户口本，两个亲兄弟也因去世注销了户口，没有人能证明她是叶家的女儿。

　　许文问办事人员，叶月琴的侄子能否证明亲属关系？实在不行，去检验DNA也不行吗？办事人员没有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查了很长时间的资料，尝试调取叶月琴的户口迁移记录，但能找到的所有信息都是“夏玉成”。

　　叶月琴等了两个小时，从兴奋等到沮丧，只等来“只能改名字，没法改姓氏”。她开始说不改了，要回家。

　　没想到过了几天，儿子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办事处走访调查，几经辗转找到了公证人，姓氏和名字都可以改回来了。叶月琴高兴得立马打电话给女儿。

　　2004年，叶月琴和丈夫

　　紧接着，她换掉了存折，做了市民卡，又改了银行卡和医保卡绑定的信息。每个月的退休金打到市民卡上，她没法像翻存折一样直接看到数字，只能去ATM机查看，叶月琴有些不安，但她还是经常去村里炫耀：“我的名字已经改掉啦！”

　　四、最漫长的革命

　　向历史回溯，还有很多女性以各种方式找回或改正了姓名。

　　有的人在日军侵华期间办良民证的时候，给自己悄悄改了名字。有的人解放后在扫盲班上夜校，老师给她们起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名字里有“文”“菊”“香”，也有听起来更坚硬、更与时代相关的“铁”“杰”“军”。在女性普遍没读过书的年代，她们唯一的权力，是把代表着自我的那几个字，一笔一划地写下来。

　　而沿着时间的河流向下走，许多女儿、孙女或外孙女，也正在尝试做出一些改变。从想要记住长辈的名字，或者教她们读一本书、识一个字开始。

　　田舒看到奶奶身份证上的名字也是两个姓氏的组合，觉得不对劲。问了奶奶，才知道她真实的名字。在这个家，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本名。田舒说，对爸爸和伯父来说，奶奶的名字就是“妈妈”。田舒想要记住奶奶的名字，也记住奶奶除了是母亲，还是一位喜欢社交、爱聊天的女性，以前每年夏天，她都让田舒趴在自己背上，带她去亲戚家玩。

　　几年前，田舒在乡下家里备考，奶奶喜欢遛弯去看她，给她带一小束自己摘的野花

　　杨辰问自己的太外婆想不想学识字：“我可以教你。”那时，杨辰只有11、12岁，而太外婆已经80多岁了，在给自己准备寿衣，还让杨辰帮她绣鞋底的莲花，说是能登上天梯。学了几天，太外婆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了，再学没什么用，杨辰就没有继续教。

　　现在谈起来这件事，杨辰有点后悔：“其实应该再教教她的。”

　　识字能带来什么？没有人知道。但至少村里那些需要识字才能办的事情，比如更新户口、选举村委会、登记宅基地，也许不再是读过书、上过学的男性的专属。

　　道阻且长，她们只能做出自己能做的努力。符怀玉的外孙女见证外婆从“符怀玉”变成墓碑上的“先妣符氏”。她无法插手外婆的丧葬仪式，改变不了延续千百年的规矩，但她向母亲承诺，一定不让母亲失去自己的名字。也说不论自己以后怎么死亡，都一定要留下全名。

　　直到今年8月，邓玉芹的名字还没改过来。外孙女准备趁着暑假去多开几份公证书，再带她去派出所试试：“等我闲了，带你去看看！”

　　听到这句话，邓玉芹很开心。

　　（应受访者要求，林舟、符怀玉、许文、田舒、杨辰为化名。）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推荐文章3：《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本文标题：我没有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