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和肖是一个姓吗

　　萧和肖是一个姓吗推荐文章1：北京小学生肖和：入学6年与父亲往返220封手写家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联系方式。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00后”来说，他们鲜有机会体验木心笔下的“车，马，邮件都慢”的生活。即时通信工具如此方便快捷，收到一封手写纸质书信已变得十分“奢侈”。然而，对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学生肖和来说，写信却是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惯。他入学伊始开始与爸爸通信，近6年时间父子往返家书220封……

　　初心：一个承诺走过六载寒暑

　　“当时我去拿信，周围的同学都看着我，觉得特新鲜，可我心里却很骄傲。”肖和至今还记得在学校收到爸爸第一封来信时的情景，这也是他第一次收到邮局投递的家书。

　　“爸爸与老辈学人交往，保持了‘见字如面’的传统做法。他征求我的意见：跟老爸一起写信怎么样？”肖和说，“听到这，我没有半点犹豫，只说了一个‘好’。从此，我和父亲之间的书信往来就开始了。”

　　6年过去了，肖和也渐渐地明白了爸爸的用意：打牢传统文化根基的途径无非是“多读、多背、多写”，而写信是重要的传统抓手之一。

　　“‘肖和先生’……”肖和还记得，爸爸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中，用了这样的称谓。

　　“那年我才7岁。”肖和说，“我回的第一封信不长，连标点才110字。问了爸爸两个问题，我的名字和奥运会的‘和’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叫萧和？因为学书法的缘故，信中还夹杂了几个刚学会的繁体字。”

　　“与七八岁的孩子通信，当然会一波三折……”说起这些，肖和的爸爸感慨万千，“刚与儿子通信时，为了突出书信文化的‘仪式感’，他特意到琉璃厂荣宝斋选购木板水印信笺，每次写信前打底稿，然后用毛笔一笔一画誊抄到信笺上。从称谓到落款、时间都一丝不苟。肖和耳濡目染，渐渐上路了。这时，我抬高了门槛，对写信内容、字数都提出要求。见此，肖和抗议了，甚至将‘肖和敬上’成‘肖和敬下’。但抗议归抗议，他的家书却是越写越有味道。”

　　“我手写我心，写信要表达真情实感。”肖和的爸爸再三提醒着儿子。最严厉的一次逼着肖和重写。

　　“被老爸、老姐批评，例子太长，看不懂。重写一封信，这张留作纪念和反面教材……”看到儿子肖和挨批后写下的“补记”，肖和的爸爸特别欣慰：几年的努力终于看到了成果。

　　如今，双休日成了父子“法定”的通信日。如无特殊情况，每周一中午肖和的爸爸必到邮局寄挂号信。随后，也会收到肖和的回信。

　　6年中，即使出差、休假、旅游也不曾间断过。2020年父子往返家书多达64封。

　　肖和还是孩子，当然喜欢玩游戏、玩手机。对此，他的爸爸时常提醒：“电子设备总在更新换代，而写信作为最原始的通信方式，自有它的生命力和价值。我们在这个时代更应该珍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传统。”

　　共鸣：增进了父子之间的情感

　　庚子岁杪，肖和受爸爸“委托”点校家书，他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自己的思想变化和成长进步，不时发出会心笑声。

　　肖和牢记爸爸嘱咐：“凡事要过脑子，大胆怀疑，独立思考。”他不时向爸爸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昨天看电影《狮子王》，看到木法沙摔死时，不知你这个做父亲的有何感想？看到辛巴从逆境中成王时，又有何感想？”肖和爸爸感慨：“童言无忌，儿子的提问总能给我带来思考，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当我的老师了。”

　　肖和说：“信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可以传递语言无法表达的想法。多年的通信悄无声息间增近了我跟老爸的感情。”

　　肖和说，“2017年暑假去浙江旅游，爸爸‘出尔反尔’让我带诗文，我写信据理力争‘不负责任的老爸’，并将这封信抄录参加‘全国青少年家书写作暨家书征集活动’，还获得了青少年组优秀奖。爸爸也抄录回信参赛，获得了成人组三等奖。我和父亲的家书同时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肖和喜欢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看法，甚至反驳爸爸的观点，觉得这样写信才有意思。爸爸劝他“远离沉溺游戏的同学”，还抛出了名人效应……父子之间的思想、情感，就这样通过书信一点一滴地交流融合。

　　肖和的家书中能读出不少少年的家国情怀。

　　爸爸曾经在信里提出对儿子的希望：这代多出几个诺贝尔奖。

　　肖和回信：“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代没有，以后会有。”

　　父子俩还探讨社会的公平正义、教育的城乡差别等问题……

　　约定：一直写到天荒地老

　　在2016年的最后一封信中，肖和写道：“还有不到五天，2016年就过去了，我长了一岁，但岁月，还留着，在纸上。”

　　那时，肖和与爸爸通信刚刚一年多，彼时的他大概想不到家书会贯穿他的小学，爸爸还会在他六年级上学期《成长手册》上留言提出长远规划：“我们爷俩再坚持三十年，将是一千多封家书，放在书柜何其壮观！这样，老爸就可以用庄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为人生画句号了，何其幸哉！”

　　父子俩探讨过家书写作有何收获问题，觉得这种特殊的、传统的交流方式带给两人的意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家书犹如周作人笔下的《北京的茶食》：“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它与柴米油盐酱醋无关，与分数似乎也关系不大，但这种看似“无用的装点”却颇似“农家肥”，在慢慢滋养着什么。

　　肖和也爽快与爸爸约定：“一直写下去。”

　　目前，肖和正用心练小楷，他期待不久的将来能够用毛笔在精美信笺上给爸爸写信。许多年后，当肖和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足迹，或许会在鱼封雁帖中寻找到童年的回忆、青春的记忆——“岁月，还留着，在纸上”，在“父子昨日书”中。

　　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萧和肖是一个姓吗推荐文章2：逝世12年后，他的党员身份得以公开

　　萧华清

　　我的外公萧华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重庆早期中共党组织诞生地、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中法学校，是外公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在这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这里，他与我的外婆陈觉人喜结良缘，成为革命伉俪；在这里，他度过了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在我儿时记忆中，外公是一位慈祥可爱的老人。长大后，我从母亲所写外公传略以及中共党史文献中，特别是近期搜集整理外公资料和他所写的文章中，进一步了解了外公的革命事迹，也从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发展历程，以及革命先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

　　寻求真理投身革命

　　萧华清，字子泉，1894年农历冬月十五生于四川省彭县（今彭州）。他四岁时，父亲病逝，家里主要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生活。萧华清自幼聪颖，很早在私塾读完了“四书五经”，后转入公立小学就读。

　　由于家境贫寒，萧华清小学期间曾被迫辍学，当了半年印刷工人。后来，他在师友的资助下，在彭县中学读完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后，他投考了邮政局。当时，邮政局由外国人开办，萧华清因考试成绩优秀、英语口试流利而被录取。然而，当他前往到时，却碰上邮政局的外国人正用英语训斥辱骂中国职工，他的民族自尊心顿时受到挫伤。他默默地走出邮政局大门，撕毁了录取通知书。此后，他当了一年小学教师。母亲病逝后，他在师友的帮助下，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英语部。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四川学生积极响应，成都掀起反帝反军阀运动的高潮。年仅25岁的萧华清立即投身时代洪流，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向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苏俄。之后，他毅然放弃学业，告别在成都益州女中读书的未婚妻陈觉人，约同朋友前往北京，设法取道东北赴苏俄学习，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可是，从东北去苏俄的道路被军阀张作霖阻塞，萧华清只得转道上海，另取海路前往。

　　他到上海后，结识了王维舟。王维舟是四川宣汉人，当时加入了朝鲜共产党。萧华清和王维舟经常在一起，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21年夏，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有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学生参加。王维舟和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认为，这是一次宣传爱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在华罪行的好机会，决定在运动会上散发传单，号召广大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豪绅。经过王维舟的组织与联系，萧华清首先名，与王维舟、许持平、孙壶东等九人参加了这次行动。

　　那天上午8点，运动会一开幕，萧华清等就散发传单。不久，他们的行动被租界巡捕发现，萧华清当场被捕。审讯中，巡捕问他叫什么名字？萧华清蔑视地回答：“Nobody。”（意思是“没有此人”）他们却愚蠢地写下“罗巴德”。

　　萧华清等被捕后，王维舟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他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当时住在上海的杨沧白（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重庆人），通过杨又找到孙中山的英籍法律顾问林白克，设法营救。最后，租界开庭宣判将萧华清等驱逐出租界。

　　实际上，萧华清又由租界巡捕房移押至上海龙华监狱，前后被囚禁13个月。狱中，他用草纸记下了这段经历，后改写成中篇小说，交刊物发表时题为《别墅》，寓意监狱是革命志士的“别墅”，表达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当时，龙华监狱归浙江督军卢永祥在上海特设的军事机构上海护军署管辖。孙中山曾两次派杨沧白与卢永祥商谈，内容之一是要卢告诫其部将、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不得重施北洋军阀的残酷手段，杀害革命志士。在这一背景下，四川同乡、老同盟会员陶闿士会见杨沧白，说：“我们四川有个萧华清，是我的学生，现关在上海龙华监狱，是否叫卢永祥给他的参谋长说一声，放了他。”杨沧白找到卢永祥，亲自出面保释萧华清出狱。

　　身兼要职光荣入党

　　萧华清出狱后，追求真理的意志更加坚决。既然苏俄不能去了，他决定前往北京寻求革命道路。

　　1923年8月，萧华清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他一面读书，一面当家庭教师，自谋生计。

　　1925年3月，童庸生（一排右一）在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期间，和北京YC团成员萧华清（一排左一）、李嘉仲（二排右一）、饶欲止（二排左一）合影

　　1924年，萧华清在北京秘密参加了由杨闇公、吴玉章在成都建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即中国YC团），并与四川籍在京大学生发起建立北京YC团。1925年初，吴玉章到北京后，拿出50元银钞作经费，让他们办一本刊物，取名《新世纪》。刊物主要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

　　同年3月，童庸生到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萧华清约同在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读书的李嘉仲，一起前往看望这位在成都高师时期的老同学，并合影留念。在北京YC团成员会议上，讨论YC团是集体还是个别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时，萧华清积极支持吴玉章和童庸生的意见，明确主张YC团成员个别加入共产党。

　　1925年5月，萧华清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随即到河南安阳省立第十一中学任教。同年底，他应吴玉章之聘，到重庆接替童庸生的职务，担任重庆中法学校教务主任兼英文教员。正是在这个时候，萧华清由杨闇公、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担任党支部书记。

　　因校长吴玉章经常外出参加革命活动，中法学校日常校务由萧华清和训育主任杨伯恺负责。杨伯恺着重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萧华清主管教学工作。中法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许多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

　　1926年初，萧华清担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5月，他同中法学校教员陈觉人（中共党员）结婚。这一时期，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移至莲花池办公，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通过它组织群众开展各项革命斗争。萧华清在地委书记杨闇公的直接领导下，在莲花池省党部参与中共对刘湘的统战工作。

　　萧华清与陈觉人的结婚照

　　同年冬，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急需大批军事干部。党中央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名义特派招考委员陈维中到重庆，招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陈维中和杨闇公经过商量，成立了由杨伯恺、萧华清等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萧华清等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保证了招收学生的政治素质。这次，从中法学校招了一批学生，其中徐彦刚、张锡龙后来成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游曦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罗瑞卿、陈伯钧也被招入武汉军校。

　　“摆起机关枪也还要去”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地群众集会庆祝。为阻止北伐军前进，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公然炮轰南京，武装干涉中国革命，造成死伤千余居民的暴行。蒋介石不但不抗议，反而和帝国主义勾结，阴谋背叛革命。他还派密使杨引之、向育仁入川，勾结军阀刘湘，密谋镇压四川革命。

　　刘湘公开叛变革命的迹象已经显露，萧华清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三三一前夕。自从上登出召开群众大会的启事后，各色各样的反动分子即四处散布谣言，说三月三十一日那天“共产党要暴动”“工人学生要打洋人”等等，妄图找寻借口迫害革命群众。南岸团阀申文英、曹燮阳把他们的民团调往黄桷垭、凉风垭和南岸沿河一带，煞有介事地声称是为了“保护”洋行、英美教会、教会学校及外侨住宅，实际是耀武扬威。英美帝国主义停泊在玄坛庙的兵舰亦无端地卸去了炮衣，炮口直指重庆市的中心区域。但是，革命的群众不是任何恫吓所能吓得到的。

　　三月三十日那天，刘湘派他的师长罗仪三去恫吓闇公同志，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部队的大炮已脱去了炮衣”，遭到闇公同志的斥责。第二天，闇公同志又收到一封他的一个亲戚（刘湘的参谋）派人送来的信，信中说：“若能不去赴会，军座（指刘湘）定有好音……”闇公同志看了信后，冷笑置之不理。

　　郭勋祺旅长因为和我们常常接近，丢掉了旅长一职。三月三十日，我和他在街头碰着，他好心地劝我说：“我看明天的大会不要开了吧，现在市面的谣言太多了。”

　　“群众的反帝情绪这么高，怎么能够不开！”我回答他。

　　大约晚上八九点钟，我已回冉家巷家里休息，重庆《大中华日》的编辑谢琴西突然来访。这人平日在他们面前，亦常装着说几句“革命”的词句。他这个时候来会我，表现出非常惋惜的样子说：“你们的纠察队怎么今天牵一条狗，在大街上沿途喊着‘这是蒋介石的走狗，刘湘！’……督办听着非常生气呀！”

　　“绝对没有这回事！”我坚决地回答他。

　　“革命，未必我还不赞成？”他说，“不过不要太过火了！”

　　“根本没有那回事嘛！”我又坚决地回答他，“怎么谈得上‘过火’呢？！”

　　我把这个献“好心”的人送走之后，郭勋祺旅长这时派人送一封信给我，说“明天的会恐怕凶多吉少”，劝我不要去参加大会。我心中想着：“怕什么？摆起机关枪也还要去！”

　　三月的重庆，寒风飒飒。夜深沉，萧华清脱衣入睡，准备参加第二天抗议英美炮击南京的群众大会。

　　在惨案中虎口脱险

　　1927年3月31日，重庆各界民众在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在打枪坝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萧华清不顾危险，很早就前往会场。当天，蒋介石勾结刘湘屠杀集会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

　　萧华清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重庆是有名的“山高路不平”的山城。三十多年前，学校里要找一个篮球场都是不容易有的，至于一个足容一万人左右的群众大会的场所更是不易得。打枪坝，是在通远门内西北角上，城垣边的一个空旷坝子。平时作演习打靶之用，故名“打枪坝”。进通远门经右，循着金汤街经五福宫的唯一大道走去，便可以看见一段高耸的城垣。迤逦往南，倾斜着一片广大的草地，这便到了打枪坝了。它的南边是一段危岩，西南角有一小道通往下面的领事巷。

　　大革命时代，重庆群众经常集会，小会在夫子池，一万人左右的大会便只有在打枪坝开了。三月三十一日，我一早起床，照常先到学校。早饭后即集合学生队伍，和教师们一道率领学生前往打枪坝参加群众大会。一路上只见各界群众队伍打着队旗和横幅标语，陆续赶往会场。

　　我们到达会场，只见许多队伍已经照预先指定的地段分别站好，工人纠察队和学校的童子军把会场的秩序维持得有条不紊，群众的队伍一队接一队地前来会场。这时，杨闇公、李筱亭、冉钧、周贡植、杨道庸、程秉渊等同志及各界群众的领导人都先后来了。闇公同志又一次对负责会场的同志嘱咐：要严密地维持场内的秩序。

　　“旅长请你到他家去一下。”郭勋祺旅长的一个勤务兵突然走来这样对我说。郭勋祺虽然早已免去了旅长职务，他的部下仍然以旅长称他。郭的公馆离此不远，我便随着那勤务兵去了。

　　“听说有人要捣乱，你可以不必参加今天的大会！”郭一见我就这样地说。

　　“没关系！”我回答他，“我们不能对群众失信，如有什么事情，我们更不能先群众而跑开！”接着，我便想起昨晚他给我一信时的思想情况，对他说：“怕什么？机关枪摆起我也还要去！”

　　“对嘛，我也去！”他受到我的鼓舞，表示也要去参加大会。当时他带着几个背枪的弁兵和我一道再到会场。

　　“啊！武装同志来给我们维持秩序了！”筱亭同志用手抹着他的胡子，笑着对郭勋祺说。

　　“到会的群众已经超过一万人了！”一个负责会场秩序的同志向我说。这时，无组织的群众总是不大听指挥，东一堆、西一团地站着。

　　“把那些人请到指定的地方去！”负责会场秩序的同志向着纠察队一再发出指示。

　　突然，潘文华司令部的一个传令兵飞也似地跑到郭勋祺面前告说：“师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旅长快回去！”郭笑着向我们说：“我回去了，我看今天亦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好吧，你回去。”我这样回答。

　　这时，场内场外人声嘈杂，秩序有些动荡起来。“大家不要说话，快开会了！”主席台上一个司仪的同志拿着传话筒高声地叫着。

　　这时，《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一书的著者、《新蜀》主笔漆南薰（字树棻）从场口进来了，我们正相对地笑着点头招呼。突然，“砰！砰！！”会场入口处枪声连续响了几下，一些人往内面拥进。紧接着会场西南角和城墙上又砰砰地响了一阵。“打呀！打共产党，打呀！”的吼声从那些无组织的人群中发出来。我才发现这些喊“打”的人原是混进来的暴徒。他们一起拿出手枪、铁尺或木棒，向手无寸铁的群众乱打乱杀，一时场内混乱，枪声四起。这时，闇公同志正在主席台上，他连忙叫大家不要惊慌，就地卧倒。

　　后来枪声更密，群众队伍被冲散了，场内大乱，哭叫声震动全场。暴徒从东边打来，群众向西边躲开；暴徒从西边攻来，群众从东边跑去。这时，会场入口处早已被暴徒占据，枪声就是从那里开始发出的。南边是一段危岩，下面是一片房屋，群众不能往那里跳下。通往领事巷的小道口早已被蓝文彬的军队堵住，他们借口是来“保护”领事馆的，不许群众通过。

　　“向城墙上冲！”群众中有人这样喊。接着，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向城墙上冲去。我也向城墙上冲去，但城墙上散开的暴徒用枪、铁尺和木棒向群众乱打。不管怎样，还是有大部分群众冲上了城墙，跳城脱险，但因此跌伤的亦多。

　　这时闇公同志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也找不着。我在场内东躲西避，跑了几处，发现李筱亭同志和一群人蹲在东边的墙脚下，便跑到他那里去。

　　这时，我们面前有一队商团，持枪未动，对暴徒的乱打乱杀作壁上观。“你们是商团吗？”我走去质问商团的队长。

　　“是啊！”队长把我上下打量一下，有声无气地回答我。

　　“群众当中有许多人就是商民和商民的子弟，你们为什么让这些流氓土匪乱打乱杀见死不救呢？”我严厉地指责他们。

　　“我们怎敢惹他们啊！”队长把我上下望一望，也不明白我是什么人。后来，他说：“我们要走了，你们可以跟我们出去。”

　　“立正，向右转，跑步走！”队长呼了口令，商团持枪向入口处冲出去，一些群众夹杂在商团中间，一齐冲出了会场，我和筱亭同志亦就在这时跟着挤出去了。我远远看见杨道庸同志忽然亦从会场内跑出来了。

　　“这是中法大学的杨道庸！”一个叫肖治安的国民党右派，向一个暴徒指点。那暴徒立即举起手枪向道庸同志的头部开枪。鲜血，从他的头皮上朝面部直流下来。“这是我们的教官，不许乱打！”忽然一个穿制服的军官出来挡住，暴徒正在莫明其妙，道庸同志就由这位军官护送出来了。

　　我挤出打枪坝后，到天主堂街一个熟朋友开的一家书店楼上暂避。从楼上，我看见王陵基的兵队正在街上巡逻，对面的墙上贴出了一张江巴卫戍司令王陵基预先石印好的布告，街上的人正在围着看。书店的主人告诉我，布告的内容有所谓“本日打枪坝工人与学生冲突，因而互有死伤，各色人等不得造谣惑众……”等语。他还告诉我，街上茶房酒店里，对今天打枪坝的暴行议论纷纷，一致地表示愤慨：“王陵基、蓝文彬和申文英、曹燮阳他们干出来的滔天罪行！”有些人悄悄地这样议论。也有人说：“听说刘湘还不知道呀！”“哼！土地菩萨不开口，老虎敢吃人吗？”这种论调遭到反驳。

　　这时，街道上来回不断地有被难者的家属从打枪坝抬死尸回去，或挟着受伤的人去求医治疗的。当时已经知道被打死的有四五百人，被捕的有百多人，至于挤伤、压伤或跳墙跌伤的更是不计其数。山城的大街小巷充满了哭儿哭女的声音。

　　1957年3月31日，萧华清在《重庆日》上发表纪念三三一惨案30周年诗作《向“三·三一”烈士们致敬》

　　流亡十年回川抗日

　　萧华清从会场脱险后，跑到附近一位朋友开的书店楼上暂避，并托店里的伙计把情况通知妻子。

　　此前，萧华清开展党的工作，和刘湘部的郭勋祺有所接触。加之萧的妻子和郭的妻子是成都益州女中的同学，萧和郭进一步熟识。

　　三三一惨案当天，郭勋祺的妻子派人到萧家，接陈觉人去公馆暂住。正当陈觉人锁门之时，两个持手枪的暴徒闯进萧家。暴徒没有抓住萧华清，只得骂骂咧咧地走了。郭勋祺从陈觉人口中得知萧华清暂避地点，便派四个士兵到书店，把萧华清护送到他的公馆。

　　萧华清到郭家后，和周钦岳不期而遇，周也在这里避难。萧华清和周钦岳交换了相互了解的情况，焦虑事态的发展，他们都关心杨闇公是否脱险。1927年4月1日夜，萧华清用暗语写了一张字条，请郭勋祺找亲信带到二府衙杨闇公家，向中共重庆地委告，并请示动向。晚上11点钟，萧华清和周钦岳收到杨闇公的亲笔指示，要他们“速赴武汉”。

　　4月2日早晨，萧华清和周钦岳化装成郭勋祺的弁兵，跟随郭的大轿，通过了警卫森严的通远门。他们在临江门渡过嘉陵江，到江北才脱下军服，与郭告别。随后，萧、周到唐家沱河边，沿江东下。

　　萧华清因被刘湘通缉，流亡到宜昌，代理宜昌地方的组织工作，不久即赴武汉。在武汉期间，他被派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寻一部分川籍学员，并给他们讲课。

　　同年秋，萧华清偕妻子前往上海，在招商公学任教。不久，杨伯恺也来该校教书。次年秋，任白戈到上海后和萧华清等同在招商公学共事，他们在上海度过了一段革命流亡生活。

　　这一时期，萧华清的女儿肖鸣锵出生。由于当时处在革命低潮，肖鸣锵的出生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和安慰，她的小名就叫“慰娃娃”。

　　1930年，萧华清到安徽泗县中学任教。其间，因被泗县国民党反动派盯上，他于1931年回到河南安阳第十一中学教书。

　　萧华清充分利用学校这一阵地，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指引革命方向。他用笔名发表了一些讽世的杂文，还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理鞭挞黑暗的若干短篇小说，并结集交杨伯恺、任白戈、沙汀等在上海开办的辛垦书店出版。

　　萧华清在安阳活动的情况，后来被一个川籍特务密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刘峙令地方专员查询，幸得校长张尚德力言他是个“纯粹教育工”，萧华清才免于被捕。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萧华清决定带着妻儿返回四川，投身抗日民族救亡运动。1938年1月，他经西安回到成都。

　　在成都，时任川康特委组织部长兼工委书记的程子健（即程秉渊），很快和萧华清取得联系，他们经常在成都市中心总府街智育电影院见面。同年，萧华清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都分会聘请，担任学术委员会指导。

　　两任校长坚持地下斗争

　　1939年4月，萧华清出任成都协进中学校长。为躲避日机轰炸，他带领师生，把学校从成都少城外西胜街迁往新繁县乡下龙藏寺内。他“力求以革命精神办抗战教育，为祖国多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他与群众的关系极好，以教师为友，视学生为子弟”。

　　学校里秘密的党、团组织很活跃，师生在校园里可以阅读《新华日》及《群众》周刊。在党的领导下，学校救亡活动如火如荼，这里成了学生革命的摇篮。当时有人称“协进是成都的陕北公学”，“龙藏寺是小延安”。

　　萧华清一向关心学生的思想和学习。他主动兼课或代课，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如抗战宣传、课外自学、文化娱乐等。他在政治上尤其爱护学生，不仅坚决抵制国民党在协进学生中发展三青团员，且经常在全校师生的周会上发表讲话，针锋相对。一些进步学生为萧华清担心，在会下对他说：“你可以说隐讳一些，我们听得懂！”萧华清却说：“怕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他还常对学生说：“我宁愿丢掉饭碗，也不做对不起师生的事。”“要我出卖灵魂是办不到的！”

　　萧华清担任校长期间，聘请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这些革命者和萧华清一样，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共产党员方敬是诗人、作家，曾撰文回忆萧华清：“我是学校中共党小组长，萧华清同志以他从20年代起长期参加革命斗争的经验，来多方掩护和支持我们党小组的地下工作，加强联系、沟通信息、交换情况、提供便利条件，他总是相信党、尊重党、爱护党。成都从抢米事件到皖南事变，又掀起反共高潮，布开白色恐怖，政治风险大，萧华清同志处境艰危，但他仍能坚定地顶住险风恶波。学校经费拮据，人事更迭，萧华清同志不辞艰苦，奔波劳碌，以献身精神坚持办学。萧华清同志是一个永远令人怀念的好同志。”

　　1942年10月，国民党教育部以萧华清系“老共产党”为由，秘密勒令其辞职。萧华清被迫离开了协进中学。1943年，经党组织同意，萧华清由张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在张澜主持的慈善团体“慈惠堂”任职，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在民盟内担任领导职务，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春，萧华清重新回到协进中学任校长。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是年10月，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得知国民党要逮捕萧华清，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协进中学，通知萧撤离。而后，萧华清经雅安转重庆，后赴上海。他一路艰辛，于1948年6月抵达香港，参加民盟总部工作，任组织委员。

　　1949年1月，萧华清与李相符奉组织派遣潜赴武汉。他们与武汉地下党取得联系，做湖北、武汉民盟的工作，“说服那里的同志们不要轻信，不要麻痹，要继续加紧革命工作”。完成任务后，萧华清等由汉口通过封锁线进入江汉军区，随军前进，于同年5月抵达北京。

　　1950年1月，受中共中央调遣，萧华清回到四川，留在重庆。他历任重庆市第一届文教局长、教育局长、市府文委主任、体委主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重庆市主任委员、市政协副主席等。1953年，萧华清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重庆分团副团长。1969年2月21日，萧华清去世，享年75岁。

　　外公萧华清一生刚强，恪守初心，从不显露自己。他严守党的机密，即使在其回忆录中，也很少涉及他的革命活动。

　　1981年，外公逝世12年后，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意，公开了萧华清是1925年入党的中国共产党老党员。他的骨灰盒上，庄严地覆盖上了中国共产党党旗。

　　（崔健）

　　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宋慧 题图：上观图编 图片编辑：苏唯

　　：：红岩春秋

　　萧和肖是一个姓吗推荐文章3：都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1000万人集体改姓是有什么苦衷吗？

　　全球没有哪个国度像中国人这样重视姓氏文化。

　　只许生一孩的时代，小孩随父姓还是随母姓是争论非常大的话题。

　　因为传统文化观念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姓氏是一族血脉延续的见证。大丈夫行走江湖，哪能随便就改名叫做“阿猫阿狗”，即便在实行“连坐”的旧时代，有族人犯罪可能会被牵连灭族，很多人也是不愿意改姓的。

　　可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千万人集中改姓，现在看来仍是咄咄怪事。

从二简字说起

　　生活中同姓的两人初次见面，总是以“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来拉近关系。

　　以下这几个“不同”姓氏的人，大概都不用追溯到500年前，50年前就可能是一家。

　　典型的案例有萧和肖、傅和付、阎和闫、戴与代、樊和凡等。

　　二简字简化的姓氏用字（部分）

　　造成这个奇怪现象的原因的汉字简化运动。

　　1977年12月，咱们国家颁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试行版，方案中规定，“萧”字简化为“肖”、“阎” 简化为“闫”……

　　这版“二简字”在前后断断续续试行九年后，因为种种原因，1986年6月被废止，但是给涉及到的部分姓氏带来的问题影响至今。

　　因为在当时很多人就已经将户口本姓名改成简化字，这么一来往往导致一个家庭父子（女）不同姓，甚至一家几兄弟都存在姓氏混乱的情况。

　　如上图汇总的因简化字改姓的重点案例，目前人口数量大约1680万以上，占目前全国总人口为14亿的1.2%左右。

　　时光倒推到80年底初期二简字盛行时，全国人口大约10亿。

　　假设全国各姓氏人口增长率大约相等，折算一下，80年代初期以上“简化字改姓”的人口数量大概在1200万左右，去除一部分该“简化”姓氏原本就有的人口（如肖，萧简化前有此姓，极罕见），保守估计，批量改姓的人口也在千万左右。

　　二简字简化的姓氏用字（部分）

　　姓氏用字简化，在“二简字”表里大概分为两类。

　　一是字形简化，如“阎—闫”、“傅—付”，还有表里没提及的董姓简化为苳，檀姓简化为枟等。

　　二是同（近）音字代替，如“萧—肖”、“戴—代”“蓝—兰”等。

　　还有一些是二简字里面没有的，如“樊—凡”、“詹—占”等，这一类是老百姓长期使用，约定俗成的情况。

几个典型案例

　　萧与肖

　　萧和肖是两个不同的姓，前文提及二简字之前，肖姓已有，不过古时萧是大姓，肖是稀姓。萧姓是殷民六族之一所建的萧国之后，载入二十四史的名人好几百，留下过“萧规曹随”这样的成语。肖姓虽然汉朝已有，但历代人丁稀少，直到二简字推行才迎来大规模爆发。

　　萧劲光大将

　　以开国大将萧劲光一家为例，萧将军六子三女是三四十年代出生的，自然姓萧，但是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这些子女都有被姓“肖”的情况，而三子萧卓能（著名歌唱家李谷一丈夫）的女儿，1977年出生，正好碰上简化字施行，所以姓“肖”名一，很典型的祖孙三代乱了姓。

　　傅与付

　　傅和付也是两个不同的姓, 不能相混。

　　傅姓始于商朝的傅说(悦)，古代也有付姓,春秋时鲁有付乙，但付与傅不同宗。二简字之后大量“傅”姓被简化成“付”姓。

　　傅作义将军

　　如：“傅作义”将军的名字被写成了“付作义”。

　　阎与闫

　　阎和闫也是古时候就有的两个不同的姓氏，但“阎”不能简化成“闫”姓。

　　著名艺术家阎肃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收1840年至1888年期间历史人物10750 人，其中没有一位闫姓人物，据此来看，简化字运动之后“阎”错讹成“闫”的不在少数。

　　戴与代

　　戴姓和代姓也是古代就有, 只不过是发展到近现代，姓代的已经很少了，如果不是简化字造成的错写，代姓会更少。

　　中国远征军名将——戴安澜将军

　　樊与凡

　　大学有个同学姓“凡”，这是我首次接触到这个奇怪的姓，后来聊起来才知道他们家族谱和先人墓碑上的姓都是“樊”，又一个简化字简化了姓的典型案例。

　　充分说明，尽管凡姓虽然古代就有，但是个非常稀罕的姓氏，简化字运动 “成功”增加了凡姓人口。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看完上面的案例，我们明显感觉到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

　　传统的声音认为：

　　1、姓氏是家族的传统符号, 要敬畏先祖, 姓氏不可随便改。

　　改萧姓为肖，是为不“肖”，

　　改戴姓为代，不可乱“代”，

　　拒改樊为凡，不甘平“凡”！

　　2、二简字是特定时期的产物，那时候民众文化普遍不高，为了推广识字普及率可以理解。后来二简字方案都废除了，“肖”“付”等已不再是 “萧”“傅”的合法的简化字，国人文化素质也已大大提高，废除简化姓氏是顺理成章的。

　　3、有的简化字不尽合理，用来做姓氏更是荒唐。

　　如有“窦”姓简写为“豆”，原本对“窦”的印象是两汉望族之后，看到“豆”本能直呼“吃饭睡觉打豆豆”。另有，“董”姓简化为“苳”，“檀”姓简化为“枟”，简化字笔画是少了，可大家反而不认识了，这本来就与“简化”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而持有现代思维人士看来，已简化的姓氏不必强行恢复：

　　1、“将错就错”，习惯成自然，大家用得多了就成对的了。历史上各种原因改姓的不在少数，简化字只是其中一种，试问“司马”改成“冯”、“同”的需要改回去吗？

　　2、权威辞书已经接受了，如《新华字典》：“萧”（姓）俗作“肖”。

　　3、现在的“新新人类”都讲求自由、个性，凭啥非要改回去，只要我高兴，新换一个姓也不是不可以，现代公民有选择自己“姓”和“名”的权利。

　　在慕容君看来，姓氏是一代代薪火传承而来，有的已经走过了几千年，中华民族了不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能够传承历史文化五千年连绵不绝。姓氏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确系因为简化字造成改姓的，我赞成改回去！毕竟，改回祖姓合乎天理人伦，现在的法律也是有明文支持的，很多地方的简化姓氏，已经成功恢复为祖姓。

　　回到现实，现在国家繁荣，人民生活富足，故而各地修族谱之风盛行，不少人也削“简”姓回“本”姓，实现认祖归宗。但从目前现有“简化姓氏”数量来看，安于现状不愿折腾的不在少数，恢复祖姓的道路显得任重道远。

　　生活中您还碰到过哪些被“简化”不当的姓氏，您认为这些简化姓氏是否需要恢复祖姓呢？欢迎留言讨论。

　　萧和肖是一个姓吗推荐文章4：逝世12年后，他的党员身份得以公开

　　萧华清

　　我的外公萧华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重庆早期中共党组织诞生地、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中法学校，是外公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在这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这里，他与我的外婆陈觉人喜结良缘，成为革命伉俪；在这里，他度过了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在我儿时记忆中，外公是一位慈祥可爱的老人。长大后，我从母亲所写外公传略以及中共党史文献中，特别是近期搜集整理外公资料和他所写的文章中，进一步了解了外公的革命事迹，也从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发展历程，以及革命先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

　　寻求真理投身革命

　　萧华清，字子泉，1894年农历冬月十五生于四川省彭县（今彭州）。他四岁时，父亲病逝，家里主要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生活。萧华清自幼聪颖，很早在私塾读完了“四书五经”，后转入公立小学就读。

　　由于家境贫寒，萧华清小学期间曾被迫辍学，当了半年印刷工人。后来，他在师友的资助下，在彭县中学读完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后，他投考了邮政局。当时，邮政局由外国人开办，萧华清因考试成绩优秀、英语口试流利而被录取。然而，当他前往到时，却碰上邮政局的外国人正用英语训斥辱骂中国职工，他的民族自尊心顿时受到挫伤。他默默地走出邮政局大门，撕毁了录取通知书。此后，他当了一年小学教师。母亲病逝后，他在师友的帮助下，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英语部。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四川学生积极响应，成都掀起反帝反军阀运动的高潮。年仅25岁的萧华清立即投身时代洪流，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向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苏俄。之后，他毅然放弃学业，告别在成都益州女中读书的未婚妻陈觉人，约同朋友前往北京，设法取道东北赴苏俄学习，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可是，从东北去苏俄的道路被军阀张作霖阻塞，萧华清只得转道上海，另取海路前往。

　　他到上海后，结识了王维舟。王维舟是四川宣汉人，当时加入了朝鲜共产党。萧华清和王维舟经常在一起，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21年夏，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有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学生参加。王维舟和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认为，这是一次宣传爱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在华罪行的好机会，决定在运动会上散发传单，号召广大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豪绅。经过王维舟的组织与联系，萧华清首先名，与王维舟、许持平、孙壶东等九人参加了这次行动。

　　那天上午8点，运动会一开幕，萧华清等就散发传单。不久，他们的行动被租界巡捕发现，萧华清当场被捕。审讯中，巡捕问他叫什么名字？萧华清蔑视地回答：“Nobody。”（意思是“没有此人”）他们却愚蠢地写下“罗巴德”。

　　萧华清等被捕后，王维舟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他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当时住在上海的杨沧白（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重庆人），通过杨又找到孙中山的英籍法律顾问林白克，设法营救。最后，租界开庭宣判将萧华清等驱逐出租界。

　　实际上，萧华清又由租界巡捕房移押至上海龙华监狱，前后被囚禁13个月。狱中，他用草纸记下了这段经历，后改写成中篇小说，交刊物发表时题为《别墅》，寓意监狱是革命志士的“别墅”，表达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当时，龙华监狱归浙江督军卢永祥在上海特设的军事机构上海护军署管辖。孙中山曾两次派杨沧白与卢永祥商谈，内容之一是要卢告诫其部将、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不得重施北洋军阀的残酷手段，杀害革命志士。在这一背景下，四川同乡、老同盟会员陶闿士会见杨沧白，说：“我们四川有个萧华清，是我的学生，现关在上海龙华监狱，是否叫卢永祥给他的参谋长说一声，放了他。”杨沧白找到卢永祥，亲自出面保释萧华清出狱。

　　身兼要职光荣入党

　　萧华清出狱后，追求真理的意志更加坚决。既然苏俄不能去了，他决定前往北京寻求革命道路。

　　1923年8月，萧华清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他一面读书，一面当家庭教师，自谋生计。

　　1925年3月，童庸生（一排右一）在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期间，和北京YC团成员萧华清（一排左一）、李嘉仲（二排右一）、饶欲止（二排左一）合影

　　1924年，萧华清在北京秘密参加了由杨闇公、吴玉章在成都建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即中国YC团），并与四川籍在京大学生发起建立北京YC团。1925年初，吴玉章到北京后，拿出50元银钞作经费，让他们办一本刊物，取名《新世纪》。刊物主要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

　　同年3月，童庸生到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萧华清约同在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读书的李嘉仲，一起前往看望这位在成都高师时期的老同学，并合影留念。在北京YC团成员会议上，讨论YC团是集体还是个别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时，萧华清积极支持吴玉章和童庸生的意见，明确主张YC团成员个别加入共产党。

　　1925年5月，萧华清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随即到河南安阳省立第十一中学任教。同年底，他应吴玉章之聘，到重庆接替童庸生的职务，担任重庆中法学校教务主任兼英文教员。正是在这个时候，萧华清由杨闇公、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担任党支部书记。

　　因校长吴玉章经常外出参加革命活动，中法学校日常校务由萧华清和训育主任杨伯恺负责。杨伯恺着重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萧华清主管教学工作。中法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许多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

　　1926年初，萧华清担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5月，他同中法学校教员陈觉人（中共党员）结婚。这一时期，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移至莲花池办公，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通过它组织群众开展各项革命斗争。萧华清在地委书记杨闇公的直接领导下，在莲花池省党部参与中共对刘湘的统战工作。

　　萧华清与陈觉人的结婚照

　　同年冬，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急需大批军事干部。党中央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名义特派招考委员陈维中到重庆，招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陈维中和杨闇公经过商量，成立了由杨伯恺、萧华清等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萧华清等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保证了招收学生的政治素质。这次，从中法学校招了一批学生，其中徐彦刚、张锡龙后来成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游曦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罗瑞卿、陈伯钧也被招入武汉军校。

　　“摆起机关枪也还要去”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地群众集会庆祝。为阻止北伐军前进，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公然炮轰南京，武装干涉中国革命，造成死伤千余居民的暴行。蒋介石不但不抗议，反而和帝国主义勾结，阴谋背叛革命。他还派密使杨引之、向育仁入川，勾结军阀刘湘，密谋镇压四川革命。

　　刘湘公开叛变革命的迹象已经显露，萧华清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三三一前夕。自从上登出召开群众大会的启事后，各色各样的反动分子即四处散布谣言，说三月三十一日那天“共产党要暴动”“工人学生要打洋人”等等，妄图找寻借口迫害革命群众。南岸团阀申文英、曹燮阳把他们的民团调往黄桷垭、凉风垭和南岸沿河一带，煞有介事地声称是为了“保护”洋行、英美教会、教会学校及外侨住宅，实际是耀武扬威。英美帝国主义停泊在玄坛庙的兵舰亦无端地卸去了炮衣，炮口直指重庆市的中心区域。但是，革命的群众不是任何恫吓所能吓得到的。

　　三月三十日那天，刘湘派他的师长罗仪三去恫吓闇公同志，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部队的大炮已脱去了炮衣”，遭到闇公同志的斥责。第二天，闇公同志又收到一封他的一个亲戚（刘湘的参谋）派人送来的信，信中说：“若能不去赴会，军座（指刘湘）定有好音……”闇公同志看了信后，冷笑置之不理。

　　郭勋祺旅长因为和我们常常接近，丢掉了旅长一职。三月三十日，我和他在街头碰着，他好心地劝我说：“我看明天的大会不要开了吧，现在市面的谣言太多了。”

　　“群众的反帝情绪这么高，怎么能够不开！”我回答他。

　　大约晚上八九点钟，我已回冉家巷家里休息，重庆《大中华日》的编辑谢琴西突然来访。这人平日在他们面前，亦常装着说几句“革命”的词句。他这个时候来会我，表现出非常惋惜的样子说：“你们的纠察队怎么今天牵一条狗，在大街上沿途喊着‘这是蒋介石的走狗，刘湘！’……督办听着非常生气呀！”

　　“绝对没有这回事！”我坚决地回答他。

　　“革命，未必我还不赞成？”他说，“不过不要太过火了！”

　　“根本没有那回事嘛！”我又坚决地回答他，“怎么谈得上‘过火’呢？！”

　　我把这个献“好心”的人送走之后，郭勋祺旅长这时派人送一封信给我，说“明天的会恐怕凶多吉少”，劝我不要去参加大会。我心中想着：“怕什么？摆起机关枪也还要去！”

　　三月的重庆，寒风飒飒。夜深沉，萧华清脱衣入睡，准备参加第二天抗议英美炮击南京的群众大会。

　　在惨案中虎口脱险

　　1927年3月31日，重庆各界民众在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在打枪坝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萧华清不顾危险，很早就前往会场。当天，蒋介石勾结刘湘屠杀集会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

　　萧华清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重庆是有名的“山高路不平”的山城。三十多年前，学校里要找一个篮球场都是不容易有的，至于一个足容一万人左右的群众大会的场所更是不易得。打枪坝，是在通远门内西北角上，城垣边的一个空旷坝子。平时作演习打靶之用，故名“打枪坝”。进通远门经右，循着金汤街经五福宫的唯一大道走去，便可以看见一段高耸的城垣。迤逦往南，倾斜着一片广大的草地，这便到了打枪坝了。它的南边是一段危岩，西南角有一小道通往下面的领事巷。

　　大革命时代，重庆群众经常集会，小会在夫子池，一万人左右的大会便只有在打枪坝开了。三月三十一日，我一早起床，照常先到学校。早饭后即集合学生队伍，和教师们一道率领学生前往打枪坝参加群众大会。一路上只见各界群众队伍打着队旗和横幅标语，陆续赶往会场。

　　我们到达会场，只见许多队伍已经照预先指定的地段分别站好，工人纠察队和学校的童子军把会场的秩序维持得有条不紊，群众的队伍一队接一队地前来会场。这时，杨闇公、李筱亭、冉钧、周贡植、杨道庸、程秉渊等同志及各界群众的领导人都先后来了。闇公同志又一次对负责会场的同志嘱咐：要严密地维持场内的秩序。

　　“旅长请你到他家去一下。”郭勋祺旅长的一个勤务兵突然走来这样对我说。郭勋祺虽然早已免去了旅长职务，他的部下仍然以旅长称他。郭的公馆离此不远，我便随着那勤务兵去了。

　　“听说有人要捣乱，你可以不必参加今天的大会！”郭一见我就这样地说。

　　“没关系！”我回答他，“我们不能对群众失信，如有什么事情，我们更不能先群众而跑开！”接着，我便想起昨晚他给我一信时的思想情况，对他说：“怕什么？机关枪摆起我也还要去！”

　　“对嘛，我也去！”他受到我的鼓舞，表示也要去参加大会。当时他带着几个背枪的弁兵和我一道再到会场。

　　“啊！武装同志来给我们维持秩序了！”筱亭同志用手抹着他的胡子，笑着对郭勋祺说。

　　“到会的群众已经超过一万人了！”一个负责会场秩序的同志向我说。这时，无组织的群众总是不大听指挥，东一堆、西一团地站着。

　　“把那些人请到指定的地方去！”负责会场秩序的同志向着纠察队一再发出指示。

　　突然，潘文华司令部的一个传令兵飞也似地跑到郭勋祺面前告说：“师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旅长快回去！”郭笑着向我们说：“我回去了，我看今天亦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好吧，你回去。”我这样回答。

　　这时，场内场外人声嘈杂，秩序有些动荡起来。“大家不要说话，快开会了！”主席台上一个司仪的同志拿着传话筒高声地叫着。

　　这时，《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一书的著者、《新蜀》主笔漆南薰（字树棻）从场口进来了，我们正相对地笑着点头招呼。突然，“砰！砰！！”会场入口处枪声连续响了几下，一些人往内面拥进。紧接着会场西南角和城墙上又砰砰地响了一阵。“打呀！打共产党，打呀！”的吼声从那些无组织的人群中发出来。我才发现这些喊“打”的人原是混进来的暴徒。他们一起拿出手枪、铁尺或木棒，向手无寸铁的群众乱打乱杀，一时场内混乱，枪声四起。这时，闇公同志正在主席台上，他连忙叫大家不要惊慌，就地卧倒。

　　后来枪声更密，群众队伍被冲散了，场内大乱，哭叫声震动全场。暴徒从东边打来，群众向西边躲开；暴徒从西边攻来，群众从东边跑去。这时，会场入口处早已被暴徒占据，枪声就是从那里开始发出的。南边是一段危岩，下面是一片房屋，群众不能往那里跳下。通往领事巷的小道口早已被蓝文彬的军队堵住，他们借口是来“保护”领事馆的，不许群众通过。

　　“向城墙上冲！”群众中有人这样喊。接着，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向城墙上冲去。我也向城墙上冲去，但城墙上散开的暴徒用枪、铁尺和木棒向群众乱打。不管怎样，还是有大部分群众冲上了城墙，跳城脱险，但因此跌伤的亦多。

　　这时闇公同志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也找不着。我在场内东躲西避，跑了几处，发现李筱亭同志和一群人蹲在东边的墙脚下，便跑到他那里去。

　　这时，我们面前有一队商团，持枪未动，对暴徒的乱打乱杀作壁上观。“你们是商团吗？”我走去质问商团的队长。

　　“是啊！”队长把我上下打量一下，有声无气地回答我。

　　“群众当中有许多人就是商民和商民的子弟，你们为什么让这些流氓土匪乱打乱杀见死不救呢？”我严厉地指责他们。

　　“我们怎敢惹他们啊！”队长把我上下望一望，也不明白我是什么人。后来，他说：“我们要走了，你们可以跟我们出去。”

　　“立正，向右转，跑步走！”队长呼了口令，商团持枪向入口处冲出去，一些群众夹杂在商团中间，一齐冲出了会场，我和筱亭同志亦就在这时跟着挤出去了。我远远看见杨道庸同志忽然亦从会场内跑出来了。

　　“这是中法大学的杨道庸！”一个叫肖治安的国民党右派，向一个暴徒指点。那暴徒立即举起手枪向道庸同志的头部开枪。鲜血，从他的头皮上朝面部直流下来。“这是我们的教官，不许乱打！”忽然一个穿制服的军官出来挡住，暴徒正在莫明其妙，道庸同志就由这位军官护送出来了。

　　我挤出打枪坝后，到天主堂街一个熟朋友开的一家书店楼上暂避。从楼上，我看见王陵基的兵队正在街上巡逻，对面的墙上贴出了一张江巴卫戍司令王陵基预先石印好的布告，街上的人正在围着看。书店的主人告诉我，布告的内容有所谓“本日打枪坝工人与学生冲突，因而互有死伤，各色人等不得造谣惑众……”等语。他还告诉我，街上茶房酒店里，对今天打枪坝的暴行议论纷纷，一致地表示愤慨：“王陵基、蓝文彬和申文英、曹燮阳他们干出来的滔天罪行！”有些人悄悄地这样议论。也有人说：“听说刘湘还不知道呀！”“哼！土地菩萨不开口，老虎敢吃人吗？”这种论调遭到反驳。

　　这时，街道上来回不断地有被难者的家属从打枪坝抬死尸回去，或挟着受伤的人去求医治疗的。当时已经知道被打死的有四五百人，被捕的有百多人，至于挤伤、压伤或跳墙跌伤的更是不计其数。山城的大街小巷充满了哭儿哭女的声音。

　　1957年3月31日，萧华清在《重庆日》上发表纪念三三一惨案30周年诗作《向“三·三一”烈士们致敬》

　　流亡十年回川抗日

　　萧华清从会场脱险后，跑到附近一位朋友开的书店楼上暂避，并托店里的伙计把情况通知妻子。

　　此前，萧华清开展党的工作，和刘湘部的郭勋祺有所接触。加之萧的妻子和郭的妻子是成都益州女中的同学，萧和郭进一步熟识。

　　三三一惨案当天，郭勋祺的妻子派人到萧家，接陈觉人去公馆暂住。正当陈觉人锁门之时，两个持手枪的暴徒闯进萧家。暴徒没有抓住萧华清，只得骂骂咧咧地走了。郭勋祺从陈觉人口中得知萧华清暂避地点，便派四个士兵到书店，把萧华清护送到他的公馆。

　　萧华清到郭家后，和周钦岳不期而遇，周也在这里避难。萧华清和周钦岳交换了相互了解的情况，焦虑事态的发展，他们都关心杨闇公是否脱险。1927年4月1日夜，萧华清用暗语写了一张字条，请郭勋祺找亲信带到二府衙杨闇公家，向中共重庆地委告，并请示动向。晚上11点钟，萧华清和周钦岳收到杨闇公的亲笔指示，要他们“速赴武汉”。

　　4月2日早晨，萧华清和周钦岳化装成郭勋祺的弁兵，跟随郭的大轿，通过了警卫森严的通远门。他们在临江门渡过嘉陵江，到江北才脱下军服，与郭告别。随后，萧、周到唐家沱河边，沿江东下。

　　萧华清因被刘湘通缉，流亡到宜昌，代理宜昌地方的组织工作，不久即赴武汉。在武汉期间，他被派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寻一部分川籍学员，并给他们讲课。

　　同年秋，萧华清偕妻子前往上海，在招商公学任教。不久，杨伯恺也来该校教书。次年秋，任白戈到上海后和萧华清等同在招商公学共事，他们在上海度过了一段革命流亡生活。

　　这一时期，萧华清的女儿肖鸣锵出生。由于当时处在革命低潮，肖鸣锵的出生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和安慰，她的小名就叫“慰娃娃”。

　　1930年，萧华清到安徽泗县中学任教。其间，因被泗县国民党反动派盯上，他于1931年回到河南安阳第十一中学教书。

　　萧华清充分利用学校这一阵地，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指引革命方向。他用笔名发表了一些讽世的杂文，还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理鞭挞黑暗的若干短篇小说，并结集交杨伯恺、任白戈、沙汀等在上海开办的辛垦书店出版。

　　萧华清在安阳活动的情况，后来被一个川籍特务密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刘峙令地方专员查询，幸得校长张尚德力言他是个“纯粹教育工”，萧华清才免于被捕。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萧华清决定带着妻儿返回四川，投身抗日民族救亡运动。1938年1月，他经西安回到成都。

　　在成都，时任川康特委组织部长兼工委书记的程子健（即程秉渊），很快和萧华清取得联系，他们经常在成都市中心总府街智育电影院见面。同年，萧华清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

本文标题：萧和肖是一个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