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叫边红旗

　　我的爸爸叫边红旗推荐文章1：一家三代人的特别故事丨咱的国家，咱的红旗

　　国庆节即将到来，长春的大街小巷已经陆续插上了鲜艳的五星红旗，风中的中国红染红了这个季节。而与此同时，地上也有一抹抹“红色”在街道上穿梭，一辆、两辆、三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红旗车成了路上常见的汽车品牌之一。

　　我身边很多人，开的都是红旗车。我曾问他们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因为是红旗啊!

　　我是个一汽子弟，国庆节前，爷爷带着全家去一汽一号门合影，用我家的方式过节。现在，让我给大家讲讲我家三代汽车人的故事吧!

　　我爷爷叫李忠信，算是第一代“汽车人”，1955年进厂，被分配到当时的铸造车间。那年国庆节，爷爷穿着工作服，别提多高兴了，也是从那时开始，爷爷再没离开过一汽。

　　爷爷是个普通工人，一辈子没有大成就，但教给我们的是做人做事的认真、踏实，还有，做个“汽车人”有多自豪。

　　爷爷退休已经20多年，记得刚退休那些年，爷爷爱和老同事聊聊从前单位里的事儿，这几年听力下降了不少，爷爷就爱到处走走。爷爷说，这些年一汽变化大，身在这变化中，总想多看看，记住从前，也记住现在。

　　“愿意干，啥活都干，高兴，得劲儿!”这是爷爷回忆刚进厂那些年时，说得最多的话。“当年，连班、献工，不给钱也去，知道信儿，就去。”爷爷就一个想法，努力认真干。“那时候，评上好几年的先进生产者，奖状就别在家里镜框上，后来搬家都弄丢了!”这件事儿，让爷爷一直挺遗憾!

　　那时候，爷爷住在四道街，“天天走着上班，连跑带颠走快一个小时到单位。”浑身是劲儿，一走就是几年。

　　80多岁的爷爷，年轻时的不少事儿已经记不太清，但一说起1958年2月13日，立马就兴奋。“那天我白班，在过道边打芯，毛主席来我们车间，就从我身边过的。那时候简直太高兴了，谁能见到毛主席啊!”虽然没能说上一句话，没能握一下手，但却让爷爷高兴了一辈子。同年8月1日，仅用33天，新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红旗”试制成功，又让一汽的汽车人们备受鼓舞!

　　爷爷和奶奶是经人介绍认识的，1957年先订婚，再结婚，那年的国庆节，爷爷和奶奶期待着第一个孩子的来临。第二年，我爸爸就出生了，接着大姑、老姑接连出生。两个人变成两口子，两口子又变成五口之家。

　　1964年，一家人从四道街搬到了现在飞跃路附近居住，奶奶因为打磨车身快又好，也进入了一汽工作。“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强了!”爷爷说。那年国庆节，一家五口整整齐齐，吃了顿有肉、有蛋的大餐，至今还记得那味道。

　　孩子们渐渐长大，爷爷就给他们讲“一汽人”有多能耐，建厂几年就生产出了解放卡车，连国庆时，毛主席坐的都是一汽生产的红旗小轿车。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三个孩子将“汽车人”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深植内心。

　　我爸叫李斌，是我家二代“汽车人”之一，1984年进厂，“那时候没别的想法，就想做个汽车工人。”这是爸爸最质朴的表达。

　　那年，在国庆阅兵式上，检阅车用的就是一汽生产的红旗车。大姑李春凤和老姑李春洁看到阅兵画面时感到特别兴奋和自豪，“从来没想过干别的，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在一汽工作。”大姑说。

　　老姑进厂就分配在爷爷的车间，爷爷的徒弟，又成了老姑的师傅。就这样我家的三位二代汽车人又在一汽工作了一辈子。生活越来越好，1999年国庆节，一家老小决定去饭馆吃饭，庆祝节日。那天，奶奶说:“从前哪敢想，现在咱们也能下馆子。”

　　如今，父辈也都退休了!他们说，这辈子没啥大成就，虽平淡但也幸福，因为他们这辈子认真、踏实地工作，因为他们爱一汽。

　　三个人在一汽工作的这些年，也是一汽大跨步发展时期，有过低谷，也迎来了繁荣。中、重、轻、微、轿、客多品种、宽系列、全方位的产品系列，解放、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和大众、奥迪、丰田、马自达等合资合作品牌让一汽多点开花。

　　尤其是红旗品牌，作为历次国庆检阅车，对一汽的汽车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汽车品牌，不仅是一种深深的情怀，同时还承载着希望与期待。

　　随着一汽的发展，大家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吃好穿美，有房有车，还有余钱去旅游……“造一辈子车，就想开上车，几年前也实现了。”爸爸说。

　　吃在一汽、住在一汽、学在一汽、工作在一汽，这是一个个一汽家庭的平凡写照，我家亦是如此。身在这其中，对一汽、对红旗的爱深入骨髓。到了我们这辈，两个姑姑家的两个弟弟也在一汽工作，作为我家第三代汽车人，他们年轻、有干劲儿。

　　去年国庆节，全家又聚在一起，爷爷看着孙辈们都工作、结婚了，高兴，喝了不少酒!

　　大姑家的弟弟宋昌徽延续着这个家庭一贯的认真、踏实，努力工作，也努力生活。他是集团公司模范团干部，也是7岁男孩的爸爸，他说:“儿子也喜欢汽车，我也希望他能是这个家的第四代汽车人。”

　　老姑家的弟弟徐宏超就在生产红旗车，“对于红旗，我还是个新人，要做的就是学好艺，做精品。”他说，未来，他还想继续学习，努力工作。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曾来到一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这让弟弟激动不已，更坚定了学习的信心，希望自己也能为民族品牌的发展出把力。

　　1993年

　　2020年

　　1993年，得知要提前退休，爷爷带着全家在一汽一号门前拍了张合影，那时候，正赶上国庆节刚过完不久。这几天，又快到国庆节了，他又带着家里人去一汽一号门拍了一张合影。他说:“咱的国家，咱的一汽，咱这一家人，现在都挺好!”

　　又是一年国庆将至，看着街头悬挂的五星红旗与街上行驶的红旗车，我家三代汽车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

　　我们笑中带着骄傲，因为红旗已经从过去的追赶者，快速跃升成为中国汽车智能制造的创新者与引领者，红旗品牌见证着中国轿车工业崛起之路，而我们，就是其中一份子。

　　我们笑中带着自豪，因为从带着新中国历史烙印的国家汽车品牌，到新时代随着工业振兴而探索新空间锻造新高度，红旗前进的步伐有我们参与!未来的路还长，我们想跟着吉林高质量发展的脚步一直认真、踏实地走下去，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中国吉林网 吉刻APP记者 李易书 摄影 张秋磊 手绘 方雪婷

　　我的爸爸叫边红旗推荐文章2：“父老”与“子弟兵”（四）：“下乡”之路

　　编者按：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为切实增强对全国青少年的党史教育、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传奇人生的了解，《中国青年》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同志撰写了《“说空话”与“办实事”》《“父老”与“子弟兵”》与《“赶考”》三篇文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聚焦中共建党之初的1921-1925年，着重阐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与使命、道路与路线的曲折探索，阐明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务实干事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基础与主体力量所提出的远见卓识。

　　《“父老”与“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1931年，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创造性地开辟“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的艰险历程，尤其是在对传统“农战”的继承创新基础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

　　《“赶考”》则聚焦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的艰辛历程，并着重阐述了国共两军、两党性质的根本不同，我们也能由此体会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深刻含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祝彦认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为经，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为纬，经纬结合，开合大气，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得天衣无缝，兼具有穿透力的语言风格，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党史知识，更给读者以画龙点睛的思考提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好读本。

　　经此三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大党，是如何从新生时的不成熟、不自主，经由革命风雨的洗礼，一步步成长、成熟与壮大的。从中，读者既能明晓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拥戴的根本之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更能从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领略忌谈空话、专办实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统一。

　　中国青年杂志新媒体特辟专栏刊发三篇文章，《中国青年》杂志从2021年第七期起对三篇文章予以连载，以飨读者，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父老”与“子弟兵”（四）：“下乡”之路

　　文/韩毓海

　　调查研究1928年4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社会的性质如何？中国、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对这些问题，不但中共党内的认识不一致，共产国际内部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与争论，而这种争论，又因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被进一步放大了。

　　在斯大林看来，大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中共领导集体的软弱，因为陈独秀等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大革命已经实现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政权，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为争取自身的合法地位，而进行合法的斗争。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分歧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12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停止陈独秀职务的决定。但是，对于这一在革命危急时刻做出的决定，陈独秀本人并不服气，他一直坚持大革命失败不是自己的责任。随后，陈独秀经彭述之之手，接触到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章，而苏联内部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观点，顿使陈独秀感到觅得了知音。他陆续给中共中央去了三封信，一方面指责大革命失败，是因为贯彻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同时又援引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既然国民党已经夺取并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那么中国资产阶级的任务就已经完成。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以“国民议会”为口号进行合法运动，长期地积蓄力量，准备迎接再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应将“封建残余”继续视作革命的目标。

　　中共六大是在苏联国内清除托洛茨基余毒的背景下召开的，它批判了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观点，但却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右翼”，通过建立工农苏维埃，直接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左论断。

　　这一论断缺乏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认真分析。特别是——这个论断没有对中国农村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细致的研究，而是简单地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剥削和被剥削两大阵营；同时也没有分析土地资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之间的区别，更没有深入分析在帝国主义时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断言，“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国无产阶级要“力争革命底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保证胜利的可能”，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把“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种错误的纲领，进一步造成了六大以来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

　　中共六大召开期间，毛泽东正在井冈山，他无法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也在深刻思考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问题。当然，毛泽东当时不可能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何在，以至于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而毛泽东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不是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通过独立思考，调查研究。

　　1927年11月，毛泽东刚到茨坪不久，就开始做调查研究。毛泽东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个别访问，一个是开座谈会。他先拟出问题，亲自主持座谈会，会后亲自整理，整理出来的材料，名为《宁冈调查》。

　　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又在永新的秋溪乡一带搞了《永新调查》。

　　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到井冈山后，毛泽东立即把这些调查告送去，但杜修经只是随手翻了翻毛泽东工工整整地写在账本上的这些材料，马上就让人还给了毛泽东。

　　1930年，毛泽东在闽西苏区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那时，他已经得知了六大的决议，而他对这个决议是有保留的，因为这个决议体现的，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它是从共产国际那里来的，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中调查研究得来的。因此，他尖锐地说：“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再好没有了，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毛泽东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但是，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的方法。他们所说的科学，就是照搬外国人的结论，而不知道所谓科学方法的基础就是观察，就是亲身的观察，就是调查研究，而不是朱子所说的静坐读书，格物致知；离开了调查研究，就不能致知。正确的知识不能从书本里得来，无论是古人的书本，还是洋人的书本。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反复强调，共产党要学习的不是文件、不是“本本”，而是科学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本质，就是调查研究。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感慨万千地谈到了这篇文章。他说，平日袖手看文件，那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就“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告”。而文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教条，“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毛泽东当时还说:“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了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

　　这里提到的“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就是指《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

　　正是根据这些调查，毛泽东于1928年11月25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告，这就是《井冈山的斗争》。

　　在这份告里，毛泽东提出了与六大决议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种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

　　正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性质，因此，我们就必须团结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中间势力一起革命。六大的决议案太左了，如果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如果鼓励烧杀、如果实行对城市中等商人实行没收，对乡村小地主富农不断派款，“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驱逐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结果就是造成我们的孤立。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在红军的斗争中，我们无时不感到这样的孤立：

　　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关于阶级矛盾和党内斗争问题，毛泽东指出，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必须认真分析中国的现实。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土客籍矛盾问题，历史上，几百万客籍人主要住在山区，而土籍则住在平地，客籍一直感到受土籍的压迫。所以，革命一来，客籍最为积极，而国民党和土豪就利用了这个矛盾，把革命说成是客籍要杀土籍，这就造成了土籍在革命中容易反水动摇，结果是：一旦革命失败，土籍就被鼓动着去复客籍；而一旦革命顺利，客籍就不准土籍参加革命，甚至反过来去压迫土籍。

　　毛泽东说，阶级与阶级斗争，都不是书本上抽象的东西，只有正确处理土客籍矛盾，才谈得上阶级意识的形成。土客籍矛盾问题是特定历史与现实的产物，由于土客籍矛盾问题与阶级矛盾紧密地搅扰在一起，并反映为党内的矛盾，所以，这是革命中所面临着的极为深刻的问题，这种矛盾中包含着革命的危机，一旦处理不好，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是从十分具体而特殊的角度出发，去分析阶级问题的，他说：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在此长篇引用毛泽东的话，是因为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乃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工作方法——必须一切从现实出发，一切从具体的实际出发。

　　而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分析，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预言——这个预言洞察到了此后井冈山根据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工农革命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第四军，从此被称为“红四军”。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发动平江起义，成立了红五军。这一年的11月27日，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有5位出自井冈山，他们是:朱德、林彪、彭德怀、陈毅和罗荣桓。其中，罗荣桓是唯一一个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元帅。

　　有人叛变了，而更多的人在极其残酷的斗争中牺牲了，绝大多数是倒在了战场上，但也有人是被自己人所清洗。其中就包括王佐和袁文才。

　　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第10条是“对土匪的关系”。这一条明确写道：“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他们的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这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首领看待，均应完全歼灭。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这表明:那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中国传统和中国社会缺乏深入了解，对于什么叫“父老”，何谓“子弟兵”惘然不知。对中国传统和基层所蕴含的革命性力量缺乏了解。

　　当毛泽东在井冈山传达六大决议时，他担心在座的袁文才和王佐敏感，就没有念这一条。毛泽东随后跟参会的同志打招呼解释说，袁文才和王佐不是土匪，而是与我们一样的革命者，这一条，不适合他们——大家也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下乡”井冈山区域狭窄，红五军上山后，给养越发困难。1929年1月14日，蒋介石发兵3万“会剿”井冈山。敌人来势汹汹，毛泽东于是决定，刚上山的彭德怀负责留守，毛泽东、朱德率3600余名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希冀以此“调虎离山”。

　　自1月26日起，敌人向井冈山五大哨口发起猛烈攻击，至29日下午，井冈山全面失守，小井医院百余名红军重伤员来不及转移，全部遇难。30日凌晨，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撤离井冈山。

　　自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上井冈山，到1929年1月30日井冈山失守，这期间只有一年又五个月。

　　上井冈山是九死一生，下井冈山，同样是九死一生。

　　在下山的途中，毛泽东亲历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战斗。那次，毛泽东亲自持枪参战——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1929年2月10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一，在距江西瑞金县城(现为瑞金市)约60里一个叫作大柏地的地方，红军与追剿他们的赣军主力刘士毅部展开殊死激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提枪亲率警卫排向敌军发起冲锋。

　　鏖战持续了一天一夜，直到12日下午，才全歼敌军。

　　随后，红军举旗东向，进入吉安东固。2月20日，红四军与活跃在东固的李文林、曾炳春等领导的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会师。

　　那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建立革命根据地，有两条路——一条是袁文才的‘上山’之路，一条是李文林的‘下乡’之路。”

　　离开了井冈山，红军能去哪里呢?毛泽东说：“我们可以继续走下乡之路，到乡村去建立根据地。”毛泽东为红军选择的第二个落脚点是闽西，而像井冈山一样，那里同样是客家人的聚居地。

　　“客”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客家”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北宋，宋代把人口划分为“客户”与“主户”，所谓“主户”就是有土地的地主，而“客户”则是无土地的佃户。北宋灭亡后，大量北方人口迁徙南方，由于平地早被当地人占据，这些迁徙的人口只能聚居于山区，他们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由中原万里迁徙而来，他们是最能吃苦、最能战斗的汉族人。地主和官府是客家人天然的对立面，而客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的异教。

　　1929年3月，毛泽东指挥红军进入闽西长汀。在占领长汀之后，红军夺取了一个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从那时起，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中国工农红军，终于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

　　同年5月，毛泽东指挥红军再占龙岩、永定，开辟了闽西红色根据地。

　　红军进入龙岩时，当地客家百姓涌上街头，想看看传说中的“朱、毛”是什么样子。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一支衣衫褴褛但斗志昂扬的军队，这支队伍当时只有一匹马，那匹马上驮着的却是个得了疟疾的小兵，而牵马的马夫则是军长朱德。

　　从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红旗一直在闽西的红土地上飘扬，闽西根据地存在了5年，它是除陕甘宁外，共产党经营时间最长的红区。

　　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能够迅速地占领闽西并站住脚跟，除了后来广为人知的闽西共产党人张鼎丞、邓子恢的呼应外，与又一位当地“父老”的帮助最有关系，这个人叫傅柏翠。他的传奇，与广东海陆丰彭湃的故事极为类似。

　　傅柏翠，1896年9月出生，小毛泽东三岁，是上杭蛟洋镇一个大财主的儿子。1914年傅柏翠赴日本留学，1917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而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苦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留日期间，傅柏翠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傅柏翠成为福建第一个开业律师。他劝说父亲把田地分给农民，并替穷苦人打官司，与官府衙门相对抗。在故乡上杭乃至整个闽西，傅柏翠一时颂声四起。

　　由于军阀混战，为保卫乡里，傅柏翠号召组织成立了一千多人的农民自卫团。军阀恨他、怕他，称他为“学生皇帝”；而老百姓敬他、爱他，称他为“闽西百姓的王”。

　　年轻的傅柏翠被闽西百姓视为“父老”，而他组织的农民自卫团，则是一支闽西子弟兵。

　　大革命期间，傅柏翠在上杭国民党党部工作。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但因为是大财主出身，他的入党申请被拒绝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傅柏翠再次向福建特委书记罗明提出入党申请，这一次，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像彭湃一样，傅柏翠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阶级。1927年8月，在共产党到处被屠杀的关头，傅柏翠毅然加入共产党。他参加革命，出于毫无功利的目的，出自纯粹的信仰。

　　1927年9月，傅柏翠率部队迎接南昌起义的残部入闽，因此结识了周恩来和陈毅。1928年6月，傅柏翠发动上杭农民暴动，参与创立红七军。1929年3月，他再次张开怀抱，迎接井冈山下来的毛泽东和走投无路的红四军进入自己的闽西故乡。

　　傅柏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都有极为精深的了解，而当时的毛泽东被张国焘说成是混在土匪和草寇堆里的羽扇纶巾的“白衣秀才王伦”。能够在闽西这种地方遇到博古通今的傅柏翠，毛泽东自然大喜过望，他们立即互相引之为至交和知音。从此，擅长辞赋的毛泽东与傅柏翠经常在一起互相唱和，谈古论今。

　　虽然傅柏翠小毛泽东三岁，但毛泽东却一直尊称他为“闽西傅先生”，且终生没有改口。

　　傅柏翠极为钦佩毛泽东。初到闽西的红军连统一的军装也没有，而面目清瘦的毛泽东竟是穿着一身蓑衣来见傅柏翠的。于是，傅柏翠立即将自己的坐骑赠送给毛泽东。可惜那匹宝马认生，一下子就把毛泽东掀翻在水塘里，而当傅柏翠把湿淋淋的毛泽东从水塘里拉出来时，两人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

　　进入闽西，红军方才第一次穿上了自己的军装，而且是每人两套，官兵一致。遇到了傅柏翠，毛泽东则找到了无所不谈的知音。

　　正像刘邦当年入咸阳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一样，入闽之初，毛泽东、傅柏翠二人，互相酬唱。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如下意气风发的诗句: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在闽西，井冈山下来的红四军改编为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第二纵队司令胡少海，胡少海的父亲是湖南大地主胡沣藻，胡少海革命，就是革自己的老子的命；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而第四纵队司令则是傅柏翠——与胡少海一样，傅柏翠革命，同样也是革自己阶级的命。

　　1930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离开闽西进军赣南，而傅柏翠则留守闽西。毛泽东带走的是闽西子弟兵，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想起了傅柏翠，他写下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原词起首二句原本是: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柏翠。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毛泽东后来说，这首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而毛泽东当时的坐骑，正是傅柏翠赠送的那匹宝马。

　　1957年，在人们的反复建议下，毛泽东方才将“雪里行军无柏翠”一句，改为了“雪里行军情更迫”。

　　毛泽东与傅柏翠的友谊，由此可见一斑。

　　闽西上杭这个地方，出了两位姓“傅”的“父老”，他们对红军的成长与发展举足轻重：一位是傅柏翠，而另一位则是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基督医生”的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

　　那个时候，毛泽东结交的是“绿林”“侠客”和“父老”，而在这些人背后，站起来的则是成千上万的子弟兵。

　　一条浩瀚的汀江，环绕着客家人美丽的家园。闽西曾经接纳了万里逃难的客家人；而1929年，闽西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福建成为红军的“福地”和故乡。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在闽西这块英雄的红土地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天际悬明月”然而，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他井冈山时代最好的革命战友，也是他最早的坚定崇拜者——袁文才。

　　就在东固会师期间，已经担任了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却私自离队了。这里的原因，是他从东固的红军那里，偶然看到了六大决议案中关于诛杀土匪首领的话。袁文才不敢相信中央会有这样的文件，他心中十分害怕，害怕连毛委员也保不了自己，于是就擅自逃回了井冈山。

　　井冈山失守后，宛希先、何长工和王佐被留下打游击，袁文才逃回宁冈，立即去找了王佐。王佐当时是新组建的边界红军第一团团长，看到袁文才回来，心里非常高兴，立即请袁文才当团长。袁文才其实很有组织纪律观念，他说私自离队，这是严重错误，还请王佐先找宛希先、何长工汇后，“先讨个保再说”。

　　宛希先和何长工认为，袁文才离队是有苦衷的，何况如今井冈山是斗争最残酷的地方，袁文才回井冈山，并不能说是逃跑。于是，他们决定给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便任命袁文才为宁冈县赤卫队大队长。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处分，高高兴兴地开始了新的工作。

　　这个时候，由于红军主力撤离，井冈山的土客籍矛盾蔓延起来，这种矛盾，首先导致了宛希先被永新的赤卫队所杀害。

　　袁文才与宛希先具有深厚的革命友谊，得知宛希先牺牲，他破口痛骂当时的永新县委负责人，说要为宛希先仇。这些话传到了宁冈土籍革命派龙超清那里，龙超清便主张用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土匪问题的政策，杀掉袁文才和王佐。

　　1929年底，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作为巡视员来湘赣边区巡视。他听信了龙超清的汇，1930年2月22日，彭清泉以边界特委的名义致信彭德怀，让他派部队解决袁、王，同时，他又伪造“毛委员来信”，通知袁、王带队来永新听编，会合红五军打吉安。

　　袁、王历来崇拜毛委员，听说是毛委员有信来，便兴高采烈地带队到了永新。

　　1930年2月23日，袁、王到永新后，由于没有看到毛委员的信，王佐开始生疑，他对袁文才说：“老庚，看样子他们没有毛委员的信，我们不能不防。”但袁文才安慰他说：“不能多疑，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2月24日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的房间，开枪将袁文才打死在床上。

　　王佐听到枪声，赶紧往宁冈方向跑，但不料东门的浮桥已经被事先拆掉，王佐在涉水过河时，因水深流急，沉入水中。

　　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经为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英雄，倒在了错误路线的枪口之下。

　　袁文才、王佐被杀后，跟随他们的干部被红五军抓了起来。他们宁死不屈，集体致信彭德怀并特委、军委，愤怒指责杀害袁文才、王佐的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为革命者所不齿，信中慷慨陈词：“我等16人，舍共产无他从，期待上级让我等继续革命，为共产殉身。”

　　肝胆长如洗，天际悬明月——这封《宁冈县16位共产党员就袁王事件致彭德怀转特委、军委的信》，近年被发现。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封烈士们最后的慷慨激昂的告白，彭德怀究竟是否知情，当时的特委、军委究竟是否知情，我们只是知道，这16位共产党人以及袁文才、王佐部下的40位共产党干部，被残酷地杀害了。

　　1965年5月29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接见了井冈山群众代表。毛泽东拉着王佐和袁文才遗孀的手说:“王嫂子、袁嫂子，你们可好?”

　　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泣不成声，良久之后，她方才说:“毛委员!您总算回来了。那年，您是穿着我给您做的新鞋，到的茅坪，就像昨天一样啊，就在眼前啊……”

　　王佐的遗孀兰喜莲则说:“毛委员，您记得吗?那天晚上，您第一次上了茨坪，和王佐一起说了一宿的话，那晚上，我炖了鸡，您那时好瘦啊……”

　　言罢，兰喜莲泪如雨下。

　　这时，毛泽东问及大苍林风和现在在哪里，并说：林风和家，是他和袁文才第一次见面的地方，而当地干部却欺骗毛主席说，林风和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事实是林风和被错划为恶霸地主，被残酷斗争致死）。毛泽东听说林家再无后人，摇头连连叹息，然后，他郑重地转向大家，一字一句地说了这样的话:“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贡献的!他们是有极为重大贡献的！”

　　那次接见之后的晚上，毛泽东夜不成寐，写下了《念奴娇·井冈山》。

　　其中有诗句曰:

　　犹记当年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王佐、袁文才被害后不久，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王佐的哥哥王云龙，收拢袁王残部，投靠了国民党。从此，井冈山根据地彻底陷入敌手，由红区沦陷为白区，直到1949年解放。

　　1930年，龙超清在广昌被错杀；1931年，朱昌偕也在肃反中自杀了。龙超清、朱昌偕错误地杀害了袁文才和王佐，但是，他们自己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

　　井冈山的道路是伟大的，伟大的井冈山道路，将鼓舞着我们奋勇前进。

　　井冈山的道路是曲折的，曲折的道路警醒我们：只有不忘历史，我们今天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 中国青年杂志

　　我的爸爸叫边红旗推荐文章3：40年前“红旗中学”的兴趣小班，为略阳教育事业发展薪火相传

　　【编者按】改革开放40年，陕西略阳城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略阳教育事业，更可谓日新月异，硕果累累。有这样的结果，离不开略阳教育战线上全体教职工的辛勤付出。本文以纪实手法，记录了四十年前略阳一中教师杨鼎盛夫妇义务创办英语兴趣班的事迹，以此讴歌为略阳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的教育工，希望老一辈优秀教师的精神能够薪火相传，新时代教育工能够登高望远，为略阳教育事业发展再立新功。

　　杨鼎盛和学生在一起

　　一

　　一九七五年，在秦岭南坡的一个小山城——陕西省略阳县境内，一切还是那么平静。

　　一对从晋中平原来的中年夫妇，拖着疲惫的身影，携着简单到可以称之为寒酸的行李，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一步一步向略阳一中走去，脚步急促而坚定。那时候的一中还不叫“一中”，叫“红旗中学”。

　　当年的红旗中学就坐落在县城北郊的半坡上，背后是何家坟生产大队（即现在的同心村）的耕地，前面是轻缓流淌的略阳母亲河——八渡河。在那个年代，红旗中学接纳了这对疲倦不堪的夫妇，一如宽厚包容的八渡河，腾出了一席之地，让两个疲惫困惑的身心得以小憩。

　　二

　　这对夫妇来到红旗中学的几年后，一个略阳教育史上的奇迹诞生了。

　　廖滢辅导学生学英语

　　当时，略阳这座嘉陵江畔的小山城虽然平静，但也是闭塞的。闭塞的环境不免带来一系列的发展滞后，教育事业更是几乎停滞不前。1977年之前，全县考上大学的学生凤毛麟角，然而，这种落后局面在这对夫妇到来后被打破了。

　　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连续几年，略阳高考上线人数每年增加，特别是在1980年，当时全汉中地区十一区县高考预选上的外语专业只有十五人，而略阳一个县就占了五名，这样的成绩就连当时的地委领导都感到震惊。也许是相对安宁的环境激发了深层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或是想用培育更多人才的方式来感恩接纳他们的略阳人民，这对业务精湛，学养深厚的夫妇在1977年开始创办了英语学习小班。这个小班完全免费，由这对夫妇利用节假日，课余时间教学。

　　小班由全校爱好英语的学生自由参加，不分年级班级。就是这么一个课外兴趣小班，在1977年至1981之间，为略阳和整个国家输送了多达几十位的英语专业人才。今天，追溯这段历史，当年英语学习小班的成功，可算是创造了略阳教育史的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正是杨鼎盛及其夫人廖滢老师！

　　时至今日能查找到的信息显示，当年受业于英语小班同学有：

　　冯国彪，西安方正补习学校副校长

　　郭 英，西安财经学院英语系教授

　　杨晓明，中国二重集团高级工程师

　　李筱彦，德阳市第三中学英语教师

　　吴家彤，西安航天六院翻译

　　杨爱华，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教授

　　严 辉，进出口公司董事长

　　高卫平，中国工商银行略阳分行干部

　　候爱萍，中国工商银行略阳分行干部

　　杨 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学院院长

　　杨 宜，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

　　高万林，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

　　张义昆，北京城建精工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春霞，略阳二中英语教师

　　陶定平，汉中师范大学教师

　　魏利群，略阳二中教师、略阳教育局干部

　　……

　　春去秋来，叶落又生。今天距杨鼎盛老师故去已将近一年，距杨鼎盛廖滢老师调离略阳也近四十年。但是当年杨鼎盛和其夫人廖滢在略阳义务创办英语小班，为略阳县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的事实，并没有被历史遗忘；今日已成人立业弘道的英语小班学生们，没有把恩师遗忘；老师经用汗水和热血浇灌的这片土地，已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而老师执着的精神和理念也如火种播入万千心田，生根发芽，至今已是繁星满空，光辉灿烂。

　　三

　　一九四八年。北平。

　　杨鼎盛和当时千千万万渴望光明的知识分子一样，誓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把热血和青春与国之命运紧紧相连，并为她的壮美奉献一生。

　　也许是经历了羸弱不堪的满清政府和战祸连绵的军阀时代，杨鼎盛的父辈们特意取了“鼎盛”这个名字给他。所谓“鼎盛”，语出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是兴盛到极致的意思。之所以起这个名字，不仅仅希望其家族兴旺发达，更有希望国家和民族繁荣昌盛的内在涵义。

　　据考证，杨鼎盛祖籍辽宁省建平县，祖父在民国初年担任过当地道尹（县长），父亲还是光绪三十年进士，先后在辽宁阜新、北京密云等地做过知县，民国以后又在北平国民政府任职。而杨鼎盛的两个叔叔一个姑姑也都是留学博士。其叔叔之一是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后，归国后就任国民党政府国大代表，后到台湾行政院任职；另一个叔叔留学德国，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娶德国女子后并开了诊所，在文革中受到打压而其姑姑则留学法国学习美术，和徐悲鸿是同学，归国后在天津大学教书，后来也受到打压。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杨鼎盛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全在当时的教会学校——崇实小学和崇实中学读书。也许是在学校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杨鼎盛并没有像他的叔叔姑姑一样，选择出国读书，而是义无反顾地投奔了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军。

　　据杨鼎盛的亲人回忆，究其一生，杨鼎盛也没后悔过，从来没有后悔过从白区走向红区的那个抉择。

　　四

　　在采访过程中，杨鼎盛的妻子——廖滢老师一再强调，他们只是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很平凡，谈不上什么崇高和伟大。是的，一对以教书育人为业的普通夫妇，流离颠沛，辗转大半个中国，落脚到了略阳山城，在艰苦的环境下，凭着本心和使命，利用节假日义务开办一个以学习英语为主的兴趣班，培养了一些孩子，这或许真谈不上伟大。但是，通过对那些在英语小班学习过的同学后来发展经历来看，杨鼎盛、廖滢夫妇在创办英语小班这件事上的确是伟大的。

　　有人说过，知识分子的命运即国家命运。通过杨鼎盛、廖莹夫妇略阳办学和他们几十年的教学经历，不难看出，在这对夫妇身上承载了太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无比珍贵的，足令我们好好回味和思考。

　　进步青年杨鼎盛到了石家庄解放区，经过短时间的甄别后，参加了解放军，被分配到华北军政大学当文化教员，给指战员们传授文化课。 华北军政大学是由毛主席于1948年初春亲自指示成立，并由当时的解放军参谋长叶剑英担任校长兼政委，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萧克兼任副校长，朱良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其目的是为新形势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培养更多军政人才。毛主席还明确提出办学要求：“要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为战争服务”。

　　在华北军政大学期间，杨鼎盛一边工作一边持续学习，革命思想和革命信念也得到进一步升华。随着全国解放事业完成，战火熄灭，光荣的解放军教员杨鼎盛，却因为长期高强度的军事生涯，患上了肺结核，不得已于1953年复员回北京天坛疗养院疗养。

　　就在北京疗养期间，1954年国家出台了鼓励复转军人和优秀社会青年考大学的优抚政策。不甘落后的杨鼎盛及时了名，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被山西大学录取。同时被山西大学录取的还有北京的优秀女青年廖滢，廖滢当时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以前叫皇家图书馆，后来成为国家图书馆），也响应了国家号召考，两人大学期间被分在了一个班级，这也使他们二人后来婚姻的结合成为可能。

　　杨鼎盛山西大学毕业照。

　　五

　　山西大学又称山西师范学院，解放后隶属于国家教育部。其创办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是我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最初称山西大学堂，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由英国人李提摩太和山西巡抚岑春煊共同创办。校址在太原市侯家巷（现太原师范专科学校）。民国初改名为山西大学校，1918年确定为国立山西大学，1931年改名为山西大学，抗战期间，曾迁至晋南、陕西三原、秋林等地，于1937年至1939年停办。1949年春，中国大学理学院并入山西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山西大学设有文、理、医、工、法五个学院，著名进步学者邓初民任校长。1953年院系调整后，取消山西大学建制，文、理两院合并，改称山西师范学院，医、工两院相继独立建院，法学院称财经学院，后划归入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由太原市侯家巷迁入现校址。1959年，再度组建山西大学，1961年与山西师范学院合并，仍定名为山西大学至今。就是这所赫赫有名的大学，为解放初期的新中国培养了大量优质人才。

　　在大学之初，正值中苏关系处在蜜月期，两国在各个领域中密切交流。所以山西大学一开始的外语学习就是以俄语为主，只是到了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时，大学外语教材又以英语为主。这样的结果，反倒培养了一大批双外语人才。杨鼎盛和廖滢就是大学一二年级学俄语，到了三四年级又学习英语。

　　也许是书香门第的优良家风使然，杨鼎盛和廖滢在山西大学期间的成绩格外突出，尤其是杨鼎盛，毕业成绩居然各科都是满分五分。这使当时大学系主任都赞叹道，这样的成绩不能说是绝后的，但绝对是空前的！

　　杨鼎盛参加华北军政大学期间照片。

　　六

　　然而，就在杨鼎盛、廖滢于山西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即1957年，全国上下刮起了来势迅猛的反右倾风，阶级斗争口号也越喊越响。到了1958年，这种形式变得更加严峻。出生于旧官僚家庭，又有海外关系的杨鼎盛毕业分配情况由此可想而知。廖滢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只能被分配到山西文水县中学教俄语。也许是大学成绩特别优秀和解放前就参加解放军的缘故，在苦苦等待了8个月之后，组织上终于把杨鼎盛分配到了山西省太谷县中学，和廖滢一样，也是教俄语，这样的结果虽然不是太好，但也足令闻者欣慰。

　　就这样，两个家庭出身基本相似，又是大学同学的北京青年，一个在山西省文水县，一个在山西省太谷县，开始了他们终生都没放弃的教书生涯。在参加工作的头一年，这对年轻人因为相遇、相知、相爱而走到了一起。太谷县在太原市的南面，文水县的东面；文水县在太原的西南面，太谷县的西面，两地相距近八十公里，连接着这八十公里两头的，是两颗火热而又晶莹的心。直到婚后的第五个年头，即1963年，杨鼎盛，廖滢老师才结束了劳燕双飞的日子，妻子廖莹从文水县调入了太谷县中学，夫妻二人终于团聚了，当年还有了第一个孩子。

　　太谷中学在太谷县的东南隅，围绕着始建于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的文庙布局。杨廖夫妻就在文庙边上的孔祥熙故居里居住，一间通房，两张炕，一张他们的，一张孩子们的，房间里唯有的家具就是两张备课桌椅。生活也是清苦的，在困难时期，每天中午的主食基本就是玉米面窝窝头，掺杂了榆树皮粉末的高粱面，就着白菜萝卜，晚上是小米稀饭，人一天到晚都处在半饥半饱状态。最困难阶段，廖滢老师生了女儿杨宜，坐月子时连颗鸡蛋都不容易吃到。就是在这样苦的条件下，杨鼎盛、廖滢夫妇也毫无怨言，依然满怀激情，每天准时站在三尺讲台上答疑解惑，播撒知识的火种。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词叫“安贫乐道”，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真正在生活中，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还能体现出来那就是圣人君子。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在我们的共和国，这样的君子实在太多，杨鼎盛、廖滢就是这样的君子。

　　七

　　杨鼎盛老师平常话不多，这和多少有些开朗的廖滢老师略有不同。尽管两人的性格有所差异，但是在教学工作中，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太谷县中学教学期间，夫妻二人各自带的班级，总是在历次测验中名列上游，师生们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然而，平静得生活没过多少年，先是杨鼎盛老师因为夜以继日工作劳累，肺结核病复发了，暂时处于半休养状态。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太谷中学自然也不安宁，就连学校边文庙里矗立了近九百年的孔子和其配祀塑像也被砸得面目全非。一些毕业于清华、北大的优秀教师留无可留，恋无可恋，只好想尽一切办法调回家乡或是进偏远山区躲过这场灾难。与其在山西等着苦熬，不如想想办法，说不定走出去会有一条活路。杨老师和廖老师盘算来盘算去，两人家中亲戚不是被打倒就是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就剩廖滢的大姐还在甘肃兰州铁道学院工作。可是，大姐托付了很多人，进了很多门，得到的回答是，调廖滢一人可以，杨鼎盛不可以。其中原因不说也清楚，杨鼎盛老师的家庭成分太高，兰州那边不敢接收。知道这样的结果后，廖滢想都没想就打消了调往兰州的念头，选择留下来陪着丈夫和孩子过着心惊胆颤的日子，由此可见夫妻二人感情之真挚。

　　就在走投无路之际，一份发自秦岭南坡，嘉陵江畔的来信给这对还在忧虑中的夫妇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这封信，使后来创造略阳教育史上的奇迹成为可能，这也使后来的略阳几十近百名学生学有所成，受益终生。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一段“善缘”吧。杨鼎盛、廖滢二位先生因为一封信而辗转千里来到略阳传道授教，而且教有所成，对那么多受益学生而言，怎么就不是一个冥冥中注定的善缘呢？

　　杨鼎盛在略阳一中工作时照片。

　　 八

　　公元一九七六年，也就是杨鼎盛、廖滢夫妇在略阳红旗中学教书育人的第二年，四人帮反党集团被镇压，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浩劫终于结束了。紧接着1977年，邓小平同志也于当年正式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在1977年8月4日至8日，正式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参加。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中央。这引起了与会者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送中央的告追回来，拍板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并要教育部追回上午刚送出的给国务院的告。邓小平亲自修改了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关于招生的条件，主要抓两条：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由于邓小平的果断拍板，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的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是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考。1977年12月10日，中国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虽然按当时的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高考的恢复，却激活了成千上万人的大学梦，促使他们重新拿起书本。恢复高考是在结束“文革”后，在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大事。

　　恢复高考，大快人心。激活了大学梦的自然有略阳红旗中学的莘莘学子。可是，处在秦岭大山深处的红旗中学，却因环境闭塞，以及“十年浩劫”的影响，能考上大学的学生微乎其微，面对国家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面对求知如渴的学生们，怎么办，怎么办？

　　九

　　熬过了寒冷的冬夜，在一个旭日东升的早晨，这对夫妇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决定利用业余休息时间义务开办一个英语小班，开启一扇引领学生们走出大山，甚至拥抱世界的大门。当时扎根山区闹“革命”的杨鼎盛老师还曾言，山区的孩子好奇，好学，但能考上大学的不多，不如也“种一块试验田”，教孩子们学习英语，看看这些山里孩子们究竟能不能考上外语院校。在杨廖夫妇决定办英语小班的时候，大多地区外语教育还是以俄语为主，略阳红旗中学也不例外，所以开设一个以学习英语的兴趣班，在当时多少还是有些非议的，这些非议来自边上冷眼旁观又准备等着看笑话的人。这种现象很正常，那时有，现在有，历史上更多，当年圣人老子就喟然长叹到：上士闻道，堇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也。这个英语小班，由杨老师负责台上讲课、廖老师负责台下的编写教材，刻蜡板印讲义等。学习地点也不固定，可以在空闲的教室，也可在宿舍、树下，水泥台子上等一切能利用的地方。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小班办起来了，而且越来越红火，从一开始的三四个人，到后来一间教室都坐不下的六七十人。英语小班的消息传到校外后，连县城郊区厂矿子弟学校的学生都赶着来听课学习。

　　也许是粉碎了四人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的复出，给了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激情。杨鼎盛和廖滢老师也是分秒必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办好英语小班。没有教材，就四处寻找，自己翻译，自己油印；没有空闲教室，就在学校宿舍楼下的白杨树下水泥台子上上课，自己宿舍里上课；没有时间，就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周末课余时间；停电了，就点着蜡烛上课。在办英语小班期间，杨鼎盛老师因为过硬的教学水平，被学校委任以教导主任之职。担任教导主任后，工作更忙了，但再忙也不影响英语小班的教学计划，夫妻二人宛如呵护自己的婴儿般对英语小班倾注了无限的深情和希望。在办英语小班期间，杨鼎盛老师一家基本都是在学校食堂打饭，节约下来的时间，可以给英语小班教学备课。据廖滢老师回忆，就是因为给英语小班赶着上课，大多数时候都是他们给英语小班上完课后回家，给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女儿杨宜煮挂面条当晚饭。结果孩子吃面条都吃害怕了，杨宜至今尚心有余悸，由此可以看出杨鼎盛老师一家为英语小班的付出。

　　采访记录到这，我突然想起孔子有段话：“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己。”这话里所说的和杨老师、廖老师所做的何其相似也！还有《汉书盖宽饶传》之：“（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以此相比，和杨鼎盛、廖滢老师一样为了国家兴旺，民族强盛的千千万万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人民教师，他们就是如盖宽饶（汉朝之忠臣）一样，就是“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的国之忠良。

　　在那段时间，红旗中学后院教工宿舍的那排平房中，始终有一扇窗户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窗外星光闪闪，窗内灯火通明。杨鼎盛、廖莹老师除了要批改自己所带课的作业外，还要批改大量的英语小班作业，并准备新的教案。八渡河的水落了又涨，涨了又落，冬去春来，寒退暑进，英语小班的学生有的来，有的去，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在这两个老师这里得到了很多很多。

　　十

　　杨鼎盛老师是真诚和执着的。

　　他所带的班级纪律性是最好的，这不是学生们怕不怕谁的问题，而付出了真诚和善良换来的回。鲁迅先生说过一句名言：哪里有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杨鼎盛老师经常用这句话来激励他的学生。是啊，所谓的天才不过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当国家的命运正在发生转折，一种全新的气象正蓬勃升起的时候，有多少如他们一样的知识分子，满怀激情，把黑夜当白昼，如饥似渴地为共和国的强盛而奉献一切。

　　杨鼎盛老师是严肃的，谨慎的。

　　也许是出身世家，中国传统文化中“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不重则不威”的教义早已深入骨髓，杨老师上课是非常严肃的，严肃到很多调皮学生只要一看见他或者听说他要来了就立时噤声，规规矩矩。当年有个调皮学生和杨宜同桌，因为受过杨老师批评之故，就经常拿杨宜出气，课桌上划三八线呀，揪小辫子呀等。有一次在操场上，这个学生又把杨宜惹哭了，而且哭得非常伤心，这一幕刚好被杨老师看见。杨老师只用眼睛看了看两个孩子，什么也没说，此时的两个孩子，闹的也不敢闹了，哭的也不哭了。几十年后在杨宜回略阳参加初中同学聚会时，那个同学还一脸认真地对她说，你爸爸当时真正直啊。我想这个“正直”的意思就是严肃下的宽宏吧。还有个事例，说是一天杨鼎盛老师正在聚精会神地讲课，一个学生大声在门外喊告，被打断的杨老师停下来，抑扬顿挫地问道：某某同学，你做什么来着？（北京人习惯这么说话，意思就是你干什么去了，这么晚才来）这位学生老老实实地用方言回答：我是坐拐八幺来（781）的。迟到的学生没听懂，还以为杨老师是问他乘什么交通工具来的，所以出了所乘火车车次，台下当时就哄然一片。杨老师却一点没笑，转过身，扫了一眼全班，笑声便戛然而止。杨老师不笑的原因是，这个孩子来至偏远山区，固然方言语音重，但却不是被嘲笑的理由，在教育面前，众生平等。当然，也不是小班学生歧视这位同学，只是因为他的方言太正统而已。杨老师从一开始就要求学生必须用普通话回答问题，坚决不允许在课堂上使用方言。这样的要求虽然对于内地山区的学生显得严格，却是必须的，初学外语，最大的拦路虎就是发音问题，只有学生平常养成标准发音的良好习惯，才能有所进步。请记住，这只是在英语小班上发生的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但从这件小事中不难看出杨老师当年教学之严谨，学生对杨老师之恭敬，师生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十一

　　因为出身和经历的问题，杨鼎盛老师又是谨慎的。

　　其实，在当年的红旗中学，

本文标题：我的爸爸叫边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