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是哪一年

　　人人都有一颗八卦的心，历史上的宫闱之事又总是扑朔迷离。尽管野史的描写绘声绘色，但那种亲临现场的感觉又明确告诉你这不足全信。这种朦胧的感觉，撩拨着每一位吃瓜群众。关于垂帘听政、珍妃投井这样的故事，已是妇孺皆知，残忍的慈禧、羸弱的光绪和可怜的珍妃形象都跃然纸上。慈禧自不必说，她在1903-1904年拍的众多照片早已传遍网络，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精于保养、慈眉善目的“老佛爷”，和我们以前读书产生的形象很不一样。那年轻的光绪帝和他宠爱的女人珍妃又长什么样子呢？真如书上说的那般吗？

　　故宫出版的《故宫旧藏人物照片集》（1990年）和《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1994年）两本画册都发表过同一张“珍妃”的照片：一位年轻女性的椭圆形半身像，眼神中透着无辜和稚嫩，前额有短短的刘海，梳着硕大的旗头。

　　故宫出版的两本画册中的“珍妃”照片

　　不过，这张常见的“珍妃”照片并不完整，在故宫收藏的原版中，照片上半部分还有通过暗房合成的“贞贵妃肖像”几个字。

　　原版

　　这样的处理方式说明这张照片采用的是明胶银盐纸基工艺，这种照片处理工艺直到1910年代末才开始在中国流行，而不是珍妃活着的十九世纪。清代后妃中被封为“贞妃”的只在顺治朝有一位，而且不是“贵妃”衔，那时也没有摄影术。珍妃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加恩著追，赠贵妃位号以示褒恤”，如果这是一张“官方”的照片，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讹误。除此之外，照片中人物的发型也是疑点。这种额前极短的一行刘海发型称作“满天星”，是大概在1900年代才从青楼中传出的一种时髦发型。

　　“满天星”发型

　　众所周知，在清代，汉族未出阁的姑娘要有覆额的刘海，出嫁后则会把额前的头发向后梳，露出额头。青楼女子“满天星”的发型是介于有刘海和没刘海之间，实际上是向青楼的顾客暗示姑娘们的“鲜嫩”程度。旗籍贵族女性在清代没有留刘海的习惯，特别是在婚后，头发会先经过中分或偏分才再进行处理，不会剪短额前的头发，全民刘海是“五四运动”之后才流行起来的。综上所述，这张流传甚广的照片中人并非真正的珍妃，很可能是1910年代拍摄的一位戴着大拉翅的汉族姑娘。

　　旗籍贵族女性在清代没有留刘海的习惯

　　还有其他珍妃的照片吗？如果翻翻旧资料就会发现，1930年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周刊》出版了一期“珍妃专号”，上面刊载了一张“珍妃遗像”：一名满族传统装束的年轻女子站在屋前，左手扶在一张茶几上，右手捏着手帕。

　　“珍妃遗像”

　　据此“专号”刊载，这张照片曾经一些太监和宫女的指认，一位刘姓宫女回忆说：“宫中之像，乃光绪二十一、二十二年之照，所着衣服，长袍为洋粉色，背心为月白色镶宽边，乃光绪二十一年最时髦之装束，系于宫中另做者。珍妃每早于慈禧前请安毕，即回景仁宫，任意装束，并时则各种姿势，此象则于南海所照，后为慈禧所见颇不悦。”描述得如此具体，似乎可以确定这张站像里的女性就是珍妃了。不过，这又引出了新的问题：普遍认为（史料＋实物证据）摄影术进入宫廷并为长居紫禁城的人服务始于1903年勋龄为慈禧拍照，如果这张照片是珍妃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年间在南海拍摄的，那也就是说早在1895-1896年间，就有摄影师进入宫廷为后妃拍照，这似乎比给光绪皇帝和慈禧拍照还难，皇帝最宠爱的妃子怎么能随便在外人前抛头露面？！而且这个摄影师极有可能是男性。传说珍妃喜欢拍照，还以某位亲信太监为代理人，出资在东安市场开了家照相馆，会不会是她指导某位太监为自己拍了这张肖像呢？要知道，在1900年以前摄影还处在干版工艺的时代，底片都是玻璃板，摄影师需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和化学知识，远不像现在会按快门就行。如果珍妃把在宫中拍的照片拿到外面去洗印，让皇帝的后宫抛头露面，在最讲究“礼”的宫廷，那她真是死有余辜了。那会不会是珍妃在进宫之前拍的这张照片呢？珍妃出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进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被幽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推入井中，也就是说在宫外拍照只可能是在1876-1889年之间，即1-13岁之间，这与照片中人物的年龄完全不符。

　　更重要的是，经过其他照片的交叉比对和清皇室后裔的指认，这张照片里的人是郭布罗·荣源（1884-1951）的母亲，后来宣统帝的皇后婉容的奶奶。荣源的三继妻是贝勒毓朗家的二格格，也就是婉容的养母。另有一张荣源之母穿同样衣服戴同样发饰在同一地点与亲家毓朗福晋拍摄的合影。所以，这张照片中的女性也不是珍妃。

　　荣源之母与亲家毓朗福晋合影

　　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一张可以确认是珍妃的照片。

　　相对珍妃的两张照片，光绪帝有更多的照片传世，罗列如下。

　　这张照片普遍被传为光绪帝小时候的骑马照，此种说法的之一是英国杂志《黑与白》（Black and White: A weekly illustrated record and review）1900年6月23日号第959版，是一篇庚子事变背景下介绍中国政局文章的配图。照片中持马鞭者注为“李鸿章”（Li Hung Chang），马背上的孩子注为“光绪”（Kwang-Su）。对于这一张“幼年光绪骑马照”，首先可以厘清的是，左边持马鞭者并不是李鸿章；而照片中这位显然的主角——马上的幼童，也不可能是入宫之前的光绪帝。笔者见到的一张此照片的原版，提供了更多判读这张照片的线索。

　　原版

　　这张原版照片背面左下角偏上的位置，钤有一枚椭圆形蓝色印章，顺时针旋转了90度，蓝色印章的一部分渗透到照片正面。根据这渗透出来的部分，可以看出这是19世纪70-80年代活跃在北京的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 1841-1898）的著作权印。印章外圈上层写着“THOS. CHILD”，下圈写着“PEKING”，这两部分用两个星号隔开，中间写着“No.”，后面通常会用铅笔填写照片编号。

　　印章

　　查尔德是大清海关雇用的外籍工程师，1870年8月27日抵京，1889年回国。他在业余时间跑遍了北京周边，拍摄了大量照片，并有很好的销路，因而他的作品后世存量不小。查尔德很注重自己的照片署名，大概有三种署名方式贯穿其在中国的创作生涯：1880年以前他会在玻璃底片角落的感光层上用尖针刻写姓名、年代、地点等信息，这样每张洗印的照片都会留下他的签名。但是这样对底片会产生不可逆的损害，随着洗印次数的增多，不断接触化学药片，加之保存底片环境的温湿度变化，感光层很容易从划破的地方开裂、剥落，因此在1880年后他开始用软笔蘸黑色染料在底片上签名，这样仍然可以保证每张洗印的照片上都有自己的签名，同时不会破坏感光层。但是在底片上的签名有时还是会因为底片保存状况的原因而被迫裁剪掉，因此进入1880年代以后，他开始采用第三种签名方式，即前面提到的在照片背面钤印。由此可以推断这张底片上没有签名，但背面有钤印的照片应当是查尔德在1880年代的作品。那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假设照片中的孩子是幼年光绪帝，拍照时应该在三岁左右，即1874年前后，是查尔德会在底片上签名的年代，后来由于某种原因，1880年代再次洗印这张照片时原本的签名被裁掉了，于是他在照片背后钤了印。查尔德是位很有商业头脑的摄影师，了解名人效应，会为卖照片登广告。在他1872年6月15日给妻子的家书中提到，他正准备出门赴约的时候法国公使来拍照，因为公使是大金主（a big GUN），哪怕是赴约迟到也优先给公使拍了照；还有1872年6月22日的家书中对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来访大书特书。但是他在1877年8月和1878年4月号的《远东》杂志（The far East）上却丝毫未提曾经入醇亲王府为尚未登基的载湉拍照。如果查尔德是顾及小皇帝的肖像权而没有提，那画等媒体以及照片流通市场中出现的这张“幼年光绪帝骑马照”又是哪里来的呢？说明这张照片里马背上的孩子不是幼年光绪。

　　还有一张广为流传的青年光绪帝的照片（大约十几岁），这种说法的起源之一是奥登（Ogden），英国一家老牌烟草公司发行的烟画。20世纪初，国内外很多烟草公司为了促销，都会在香烟的包装中附赠“收藏品”，最常见的就是称作“烟画”的一张小画片，甚至有放现金和彩票的。集齐一套烟画不仅可以满足顾客的收藏欲，还可兑换奖品。在奥登公司出品的十支装“几内亚金”（Guinea Gold）香烟中曾经共放入过两套中国主题的烟画，其中有两张标注为光绪帝，其一为站着的“光绪帝”与一名坐着的中年人合影，另一张是将这张合影中的“光绪帝”单独裁剪出来。

　　奥登烟草公司发行的烟画中的光绪

　　这张照片原始出处是哪里呢？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一本相册中有这张照片，系在醇亲王南府内拍摄，摄影师是中国人梁时泰。

　　原版

　　梁时泰出生在广东，早年从外国人那里习得摄影术后，开始在香港皇后大道26号开设照相馆。但彼时的香港照相业已近饱和，于是他在1876年迁往上海，在四马路（今福州路）401号开设时泰照相馆。1880年前后又转往照相馆业还很不发达的天津，在法租界紫竹林杏花邨开设照相馆，并与直隶总督李鸿章相熟，后又通过李鸿章结识了时任海军衙门总理大臣的醇亲王奕譞，在奕譞1886年大阅北洋海军时即作为两位随行摄影师之一（另一位是德籍摄影师来兴克），醇王事后“赏照相粤人梁时泰等四百两”，此后醇王的照片几乎都由梁时泰拍摄。这张照片中与年轻的“光绪帝”合影的人确实是醇亲王奕譞，并且由相册中其它照片可以判定，照片的拍摄地点是位于太平湖的“南府”。1887年朝廷赏赐奕譞位于后海北沿的“北府”，经整修后1889年举家迁入，辅以相册最前面1888年的题签，说明这本相册至晚摄于1888年。此时光绪确为十几岁的少年，但对中国古代的礼制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将照片中垂手站立的少年认作光绪帝，因为尽管两人血缘上是父子，但在当时的礼教环境下实为君臣。载湉被选定继承皇位后，奕譞先是请辞以避嫌，后来与皇帝相处也十分谦恭有礼，因而照片中这种“皇帝”站着、臣子坐着，违背彼时伦理纲常的景象，在当时中国的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不过这张照片在相册里的注释原文，确为“醇亲王与幼子”，这是相册里仅有的两张没有梁时泰所注中文注释的照片之一，即使放宽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直到1891年奕譞去世，他其余三子中最年长的载沣也不足八岁，与照片中的少年年龄不符，因而这名少年身份的确认，还有待更多资料的出现。

　　还有一张“光绪帝”与“谭嗣同”等人的合影也广为流传。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驾崩后，法国《世界画》（LE MONDE ILLUSTRé）刊发的纪念文章中，用了这张照片的局部作配图，并在左五那个年轻人下面标注“皇帝”（L’Empereur），是此种讹传的起源之一。

　　法国《世界画》的配图

　　其中一张配图的原图

　　不过很明显，这位被标注为“光绪帝”的年轻人穿的是郡王补服，他衣服上装饰的四团龙（两肩及胸前胸后各一）、胸前的行龙，正好符合清代冠服制度中郡王补服“用石青色，绣五爪行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的规制。这又是一个涉及礼制的问题，外国人依然是搞不懂的，不过我们现在能由此判断这个年轻人一定不是光绪帝。照片中也提供了一些时间上的线索，在这张照片中有两名法国军官，其中站在后排的那位帽子前方正中央有数字“17”，这表示他隶属于法军殖民地军第17团，这支部队1901年1月成立，1902年6月更名为陆军第5团，因此这张照片应拍摄于1901年1月至1902年6月之间。此外由背景中的建筑可知这里是清西陵泰陵，即雍正帝的陵寝大红门前，又由照片中众人身着冬装，同时有郡王和外国人到场，从而进一步缩小了时间范围，此时光绪帝并不在北京，这张照片里没有光绪帝。那这张合影里的人都是谁呢？实际上这张照片也曾被刊载到法国纸上，其中被认成光绪皇帝的是顺承郡王讷勒赫，他身旁的老者是贝子奕谟。

　　顺承郡王讷勒赫

　　流传甚广的这三张“光绪帝”照片都不对的话，那到底有没有光绪帝的照片存世呢？抛开那些存在于文字上的光绪帝照片和画像不算，答案是有的，有一张照片可以确定拍摄的是光绪帝。1902年1月8日，两宫回銮，据《德宗实录·卷四十九》载：“上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自保定府御火车启銮。未刻至京师，诣正阳门关帝庙、菩萨庙拈香还宫。”时任怀来知县的吴永，因迎驾服侍有功，被慈禧任命为前路粮台会办，随扈西行，他在回忆这段历史的《庚子西狩丛谈》中也提到，“火车抵马家堡，稍停；旋见军士擎枪奏乐。两宫先后下车。皇上御八抬黄缎轿，舁轿夫均穿紫红色缎绣花衣，四围由侍卫、内监拥护，轿前排列兵丁、乐工、大旗……皇太后黄轿仪仗，均与皇上相同。又次则为各亲王、宫嫔，由马军门玉昆拥护。殿以皇后，同御黄缎轿，仪仗随从，视两宫稍减。宫嫔则用绿轿一顶，马车六辆……约末未正五十分，始抵正阳门。尚有留京洋兵，同在城上观看，有脱帽挥拂以示敬礼者。太后在舆中仰视，似以含笑答之。”就在拈香的时候，城墙上围观的外国摄影师拍下了光绪帝的身影，美国作家立德夫人在她的《我的北京花园》（李国庆、陆瑾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p47）里有更生动的描述：“皇帝的行动还是闪电般地迅速，几乎连一眼都不让人看到。他跨出轿子，祭过供奉护国大帝关羽的武庙，立即又被抬走了，叫人都不敢相信他曾下过轿。反之，慈禧太后则停留了很久，向城墙上各色外国观众先是挥手，再是挥手帕，然后又要来了一副看戏用的眼镜，以便更仔细地打量他们。”慈禧太后向城墙上的外国人挥手帕和光绪帝下轿的照片都被摄影师记录下来，遗憾的是，光绪帝动作如“闪电般地迅速”，而且未像慈禧太后那样抬头看外国人，因此没能看清容貌，但这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张可以看清光绪帝身影的照片。

　　外国摄影师拍下的光绪帝身影

　　外国摄影师拍下的慈禧太后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丁晓

　　光绪二年是哪一年推荐文章3：探寻光绪三年：揭开历史时间的神秘面纱

　　探寻光绪三年：揭开历史时间的神秘面纱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长河中，光绪年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特殊时期。而光绪三年，更是承载着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与时代印记。那么，光绪三年究竟是哪一年呢？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一同揭开这一历史时间的神秘面纱。

　　一、光绪帝即位与纪年规则

　　1. 光绪帝登基背景

　　光绪帝，名载湉，是清朝第十一位皇帝。1875年1月，同治帝驾崩，因其并无子嗣，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年仅4岁的载湉被拥立为帝，年号“光绪”，寓意“光大未竟之功业”。光绪帝的即位，开启了晚清一段复杂而又充满变革的历史时期。

　　2. 年号纪年法

　　在古代中国，采用年号纪年法来记录时间。新皇帝登基后，会确立自己的年号，从即位当年或次年开始，以年号来纪年。例如，汉武帝首创年号“建元”，此后各朝代皇帝纷纷效仿。光绪帝即位后，便以“光绪”为年号纪年，光绪元年即为1875年。按照这种纪年规则，依次往后推算，便可得知光绪三年的具体年份。

　　二、光绪三年的具体年份推算

　　1. 简单数学推算

　　已知光绪元年是1875年，那么光绪二年就是1875 + 1 = 1876年，光绪三年则为1875 + 2 = 1877年。这种基于年号纪年的简单数学推算，是确定光绪三年年份的基本方法。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清晰地在历史时间轴上找到光绪三年的位置。

　　2. 历史文献佐证

　　众多历史文献也能为光绪三年是1877年提供有力佐证。在当时的官方档案、地方志以及文人笔记等资料中，对光绪三年发生的事件都有相应记载，且时间标识均指向1877年。例如，一些关于光绪三年各地自然灾害、社会民生等方面的记录，都明确标注为光绪三年，与我们推算得出的1877年相契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准确性。

　　三、光绪三年的历史事件与时代意义

　　1. 重大历史事件

　　光绪三年（1877年），中国多地发生了极为严重的旱灾，史称“丁戊奇荒”。这场旱灾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受灾地区包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省份，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据记载，此次旱灾致使千万人受灾，饿殍遍野，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景象。同时，在这一年，左宗棠指挥清军在新疆取得重大军事胜利，成功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大部分领土，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为后来伊犁的收复以及新疆建省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时代意义

　　“丁戊奇荒”凸显了晚清时期中国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脆弱性，暴露了当时社会经济、水利设施、赈灾机制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促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反思和调整相关政策。而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则彰显了中国军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对中国近代边疆治理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光绪三年所发生的这些事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内忧外患的局势，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走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光绪三年即1877年，这一年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晚清社会的复杂面貌与时代的风云变幻。通过对光绪三年的探究，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脉络，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更好地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

　　光绪二年是哪一年推荐文章4：书香望族中的翘楚-外高祖清光绪拔贡李润深轶事（一）

　　文|孙玉海

　　李润深（1867-1937），字滋甫，光绪乙酉科（1885）拔贡，山东省平原县前曹镇官道张村人。曾任泰安府训导，赏戴蓝翎直隶州用候选知县，高唐统领衙门幕僚（师爷），系笔者外高祖父。他天资聪颖，品行优异，文武双全，才华横溢，精通书法、中医、文史，晚年编修《平原县志》。作为平原名士，晚清、民国时期，李润深在济南府、泰安府、高唐州，特别是黄河以北各州县，颇有声望。

　　关于李润深的故事，曾在平原长期流传。直到上世纪80年代，许多老人还能讲“官道张小拔贡”的故事。为创作“平原东南乡”系列长篇小说，笔者多次回乡采访，搜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书香望族中的翘楚

　　据老人讲，李氏家族是明初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定居于平原东南乡官道张村，世代为耕读之家、书香门第。明清之际，家族人才济济，曾一年中考出一文一武两个举人。由于家族中不断有人考取功名做官，加之七代行医，老李家门庭显赫，家道丰裕，闻名遐迩。据说，清代除夕，出平原县城向东南望，可见天角被灯笼映红，人们都说，那里就是官道张老李家的府邸！

　　由于老李家是声名显赫的望族，明清几乎历任平原知县上任之初，都要先到李府拜会，以争取老李家的支持。李鸿章在鲁西北剿捻时，也曾到李府拜访，并题赠了一副对联。据族中老人李炳友回忆，他从小就记得官道张老李家的南北两大院，南院二层青砖楼，正中大门楼上，悬着清代山东巡抚、学政赐给的大匾“天鉴贞心”；下方是一个“书香门第”匾。

　　解放后，族谱被不肖子孙毁坏。经查《平原县志》，笔者梳理出该家族自嘉庆年间以来的家族谱系：李润深的曾祖父名叫李方，嘉庆间人，附贡生，20多岁去世。其妻张氏为望族之女，守寡60余年，寿84岁。县志载，张氏“教督孤子，慈严并至，持家勤俭”，李氏家族因而“书香绵延，田产日增”。咸丰二年（1852），济南知府赠其“守正不移”匾。李润深祖父李文元，30多岁去世。其妻沙氏。育有二子，长子李鸿林（更名为李华堂），附贡生；次子李雁林（更名李振堂），武庠生。李沙氏孝老育幼，不惮劳苦。县志载：“沙氏，年三十一岁守志……东抚陈、学政汪，题准旌表‘天鉴贞心’，入节孝祠。”李润深之父李华堂，精通中医、书画、文史，为人谦和、大度、仁厚、淡泊。民国续修《平原县志》称其“天资聪敏，性孝友，读书务求详解，素精医术，善丹青，尤长于山水，生平不作诳语。”华堂公育有四子三女，李润深为其长子。

　　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北伐、捻军起事，德州境内战事频仍。太平军逼近平原时，为保住财产，拔贡的祖母李沙氏曾率家人用独轮车推着银子秘密倒入村内井中。躲过灾难后，老太太又亲自监督，率仆从将井中银子捞出，然后一车一车地推回家。太平军之后，捻军继起，平原受兵祸尤烈。当时老李家又紧急埋藏了4缸银子。但由于华堂公宅心仁厚，没防备下人，后来银子多数被人偷走了。

　　经过两次大战乱，老李家元气大伤。时隔数年，家人开始找寻银子。在发动下人到处挖找后，一无所获。李沙氏坐在门槛上伤心地哭泣。时年6岁的李润深走上前安慰老人：“奶奶，您哭什么呀？ ”老人说：“孩子，咱家的银子‘走’了，老李家要败了！ ”李润深说：“我去找找。 ”老太太说：“这么多大人都找不到，你一个6岁的孩子，哪能找到呢？ ”他说：“我试试看。”便扛了一个小镢头，走到墙根底下，只刨了几下，就找出一缸银子。阖家为之惊叹！老太太一把搂住宝贝孙子，激动地说：“孩子，看来你是老李家的贵人啊，咱老李家家道振兴，以后就靠你了！ ”

　　李润深没有辜负家族厚望，年仅18岁就“明经及第”，考取了号称“五贡之首”的拔贡。当时，依靠找到的这缸银子，老李家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由于祖上英才辈出，少年李润深资质超群、课业勤勉，很快崭露头角。光绪乙酉（1885）年，经山东学政严格考查，李润深被荐为拔贡，从济南府选送京城面试，当时他年仅18岁。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作为“五贡”之一的拔贡，当时是各种贡监生中素质最高、最受朝野重视者，号称“五贡之首”。由于拔贡12年拔一次，且每州、县只选1名，所以前人说：“举人无数，拔贡有数”，称拔贡为“小状元”。考选拔贡时，但凡世家大族优秀子弟，莫不摩拳擦掌，放手一搏。据载，考选拔贡，相貌不佳者无缘参选。参选者越年轻越受重视，而且要求“面白、无须”。有些老秀才不甘心，竭力修饰容貌，甚至忍痛一根根地拔掉胡须。故而当时盛传一首《拔胡诗》：“未拔贡兮先拔胡，贡未拔兮胡已无；早知拔胡不拔贡，不如不贡不拔胡。 ”说的是拔掉了胡子，仍考不上拔贡的尴尬。由此可见拔贡功名的珍贵。李润深晚年时，后人不明白“拔贡”是什么功名，曾就此问他，李润深笑道：“反正给个县太爷也不换！ ”

　　查阅资料得知，在德州地区，只有明代临邑大书法家邢侗于18岁考上拔贡。但明代拔贡是每3年一考，难度比清代要小得多。可见，滋甫公如此年轻就考取拔贡，实在很了不起。当时，在黄河以北各州县，李润深都是鼎鼎有名——几乎无人不知平原县出了个“小拔贡”。据老人讲，当时滋甫公从京城荣归故里，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挂彩。入平原境后，换乘大轿。在经过县城东颜家寨的长街时，全县前来的围观者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大轿从早晨一直走到中午，才走出那道长街。（待续）

　　孙玉海，男，汉族。诗人、作家、青年辞赋家、新闻工。首届德州文化英才。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德州市董子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德州市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理事、德州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德州市写作学会副会长、德州市诗歌学会副秘书长、《新世界诗刊》编委、为中国文艺家俱乐部、中国诗赋网等多家文艺网站创作员。现为《德州日》特刊部主任、德州日文艺副刊《柳湖》主编。

　　1972年出生，山东平原县人，山东大学毕业。自大学期间开始写作。作品及传记收入《中国当代诗人作家大辞典》、《中国诗典》、《南吟北唱》、《中国新世纪诗人诗选》等多部大型辞书、文集中。作品发表于《地火》《伯乐》《山东文学》《时代文学》《青年文学》《当代诗坛》《鲁北文学》《长江日》等刊，多次在全国性文学大赛中获奖。2007年出版个人大型诗集《一个人走路》，获德州市第三届精神文明精品工程奖。2009年出版长篇散文诗集《流浪者之歌》。创作涉猎诗、词、歌、赋、散文、小说、杂文等各类文体，尤其擅长辞赋，所创作的《德州赋》《幸福德州梦赋》《蒙阴地下银河赋》《三在赋》等作品，或刻碑立于景点，或写成书法、弁于画册、拍成朗诵光盘流传。作品《孙玉海旧体诗词选》获2010年“中国作家金秋诗会”全国大赛一等奖。2019年，出版诗词歌赋集《了然斋集》。目前，正潜心从事“平原东南乡”系列长篇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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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年是哪一年推荐文章5：光绪三年是哪一年_

　　光绪三年是哪一年？光绪三年对应的是公元1877年，以下是详细的解释和相关的历史背景。

　　·光绪年号的使用：光绪是清朝时期光绪皇帝的年号，他的在位时间从1875年持续到1908年。光绪三年具体指的是1877年，这一年是农历丁丑年。

　　·历史背景：清朝内部在光绪三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例如清军在这一年收复了南疆东四城及附近各城镇，这是对阿古柏势力的一次重要军事胜利。

　　·国际事件：1877年也是国际上发生诸多重大事件的一年，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完成了他的著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85。此外美国天文学家阿萨夫霍尔发现了火星的两颗卫星--火卫一和火卫二。

　　综上所述，光绪三年对应的是公元1877年，这一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通过了解这些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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