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隐的原因

　　陶渊明归隐的原因推荐文章1：陶渊明归隐真相：不为五斗米折腰竟是政治避难一、被误读千年的“高洁人设”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让陶渊明以清高隐士的形象流传后世。然而，这一看似孤傲的选择背后，实则是东晋末年至刘宋初年权力更迭中的一场政治求生。陶渊明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名将，家族虽已衰落，但“寒门逆袭”的基因与门阀世家的联姻背景，让他始终被裹挟在政治漩涡中。他先后五次出仕，历任桓玄幕僚、刘裕参军等职，亲历了桓玄篡位、刘裕夺权的血腥动荡，最终在41岁彻底归隐——这恰是刘裕清洗前朝旧臣的关键节点。

二、彭泽辞官：一场精心策划的逃离

　　公元405年，陶渊明任彭泽县令仅80余日便挂印而去。传统叙事将导火索归为“拒迎督邮”，但深挖史料发现：当时刘裕已控制东晋军政大权，正对桓玄旧部展开清算。陶渊明早年曾为桓玄心腹，又与刘裕阵营存在理念冲突，其“折腰”说辞实为掩盖政治站队的烟雾弹。辞官后，他多次拒绝刘宋政权征召，甚至将新朝权贵檀道济赠送的粮食“麾而去之”——这种决绝态度，暴露了他对篡位者的抵触。

三、归隐本质：门阀崩塌中的自保策略

　　东晋门阀政治崩溃后，寒门出身的刘裕集团大肆屠戮士族。陶渊明作为旧贵族联姻网络中的一员（其外祖父孟嘉系桓温谋士），若继续涉足官场，极可能成为权力清洗的牺牲品。归隐诗中“误落尘网中”的慨叹，不仅是对官场虚伪的厌恶，更是对乱世求生艰难的隐喻。他在《饮酒》诗中写道：“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拒绝同流合污的背后，是清醒的政治风险评估。

四、田园背后的“文本密码”

　　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真正超脱。他在《桃花源记》中构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乌托邦，暗讽刘裕篡位后的暴政；《读山海经》借精卫、刑天等神话形象，寄托对旧王朝覆灭的悲愤。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坚持用东晋年号纪年，直至逝世前仍在诗文中以“晋臣”自居，这种姿态在刘宋高压统治下堪称危险的政治宣言。

五、被重构的隐士符号

　　官方史书《宋书》《晋书》刻意将陶渊明塑造为淡泊名利的隐士典范，实为淡化其政治立场。直到唐代，房玄龄才在修史时点破：“（陶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道出了归隐背后的忠晋情结。而今人重读《归去来兮辞》，更应看到“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中，那个在乱世夹缝中守护精神火种的清醒者。

　　渊明的归隐绝非简单的“洁癖式”逃离，而是门阀贵族在寒门崛起时代最后的体面退场。他的田园诗篇，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港湾，也是一曲埋葬旧时代的无声挽歌。当我们在南山菊影中追寻诗意时，不应忘记：那片桃花源里，藏着多少血雨腥风的政治密码。

　　陶渊明归隐的原因推荐文章2：陶渊明没那么有节操，辞官归隐真相不是想的那样，是你也这么干

　　古代公务员高工资

　　本文 倪方六

　　

　　从去年底开始，“2019年涨工资”就成为话题。

　　在2018年底，国家财政部已发布《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应优先考虑调整工资等增支因素。

　　最近涨工资又成新闻，搅动了职工的心绪。

　　（源于网络）

　　?教师首先心动了，见诸媒体的消息显示，2019年教师工资改革方案已出台，教师的基本工资整体上调，人均涨幅在300-400元左右。

　　就“涨工资”话题，这篇“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来聊聊古代工资。

　　其实，涨工资声音在古代也不时响起，且历代不绝。

　　（清朝大家庭生活）

　　通贯古代中国公务员的薪资水平，总的来说是偏低的，古人称之为“薄俸”。由于工资较低，“涨工资”的也是贯穿中国古代官场的愿意，因为俸禄太薄而辞职的并不鲜见。

　　古代官场常说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原因除无法为民作主之外，还有俸禄太薄、养不起一家老家的原因——贪官另说。

　　这种“卖红薯”的市场行为，可以理解为古代官员的“下海”行为。

　　早在先秦时，因为工资低而拒当公务员的便大有人在。其中最著名的因降薪而辞职走人事件之一，记载于《墨子·贵义》（卷十二）中。

　　（先秦人形象）

　　当时的文化名人墨子，曾推荐一人到卫国做官，不久此人便回来不干了。原来挺尴尬的，但很实现。原来，卫国国君起初答应给他一千盆禄粮，结果到岗后只给五百盆。

　　墨子当即问此人：“授子过千盆，则子去之乎？”意思是，如果给你的工资超过一千盆，你还辞职吗？那人说，“不去（不辞职）。”

　　（古代男人更要养家）

　　可见，古代公务员对工资水平的高低同样很在乎，并不因为现代职员才“向钱看”。

　　工资低会影响公务队伍的建设和稳定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最明显，不少人根本不想当官。虽然有国家动荡，政局不稳，世风有变的客观原因，也与时人厌世有情绪有关，但与俸禄太少更有关。

　　（明仇英绘《竹林七贤》）

　　以三国时期的曹魏来说，魏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相当低。魏明帝曹叡当皇帝的景初年间（公元237年-239年），公务员的俸禄只有以前的五分之一。

　　此说载于《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卷二十五），时大臣、关内侯高堂隆在奏书中是这样说的：“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

　　（古人用的硬币——铜钱，考古出土）

　　高堂隆明说了降低工资对公务员的不利影响，认为工资福利是一个官员养家糊口的活命钱，砍掉它无异于要他的命，即所谓“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导致公务员对朝廷大为不满，进而对当朝皇帝产生怨恨。

　　这一时期，读书人并不热衷于官场，用宋朝文人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的话来说，魏晋读书人“在乎山水之间也”。

　　（《斗茶图》中闲适的宋人）

　　这一时期借口工资低而退出官场的代表人表，当是东晋人陶潜（陶渊明）。

　　据《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退出公务员队伍，归隐南山前，说了这么一句话：“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五半米”，虽然在史学界有日俸和月俸之争，但属低薪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用今天的俗话来复述陶的原话，大概意思是这样——我陶渊明怎能为那个两个小钱，而向那些那些孙子们点头哈腰献殷勤？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老子不干了！

　　千百年来，大家一直认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其节操所在。事实上，陶渊明并不那么高尚，他也是俗人一枚，你碰到这种事也会这么干的！

　　由于当时县令的俸禄很低，有点想法的人都会不干的，并非陶渊明一人。因为有能力、年富力强者平愿意干，多由年老胥吏或退役的下级军官充任，这些官员的形象很差，为当时士人所不齿，如此恶性循环，有追求的文化人当然都不想当官，不齿当官。

　　既拿不到什么钱，民间口碑又不好，所以，陶渊明选择辞官，便很好理解了。

　　（古代的量器——斗）

　　由于公务员工资普通太低，东晋及南朝官员“兼职现象”普遍，是历代公务中最集中的，即便高级官员也多兼职，这样可以多拿一份俸禄，以弥补本职工资的不足。

　　南北朝时的“低工资”现象，到隋唐时方得以改观，但到明清时，公务员的工资又大幅下降，在影响公务员队伍稳定的同时，也导致官场贪腐成风。

　　（古代农村家庭生产生活）

　　陶渊明归隐的原因推荐文章3：陶渊明“守拙归园田”的导火索是什么？

　　公元405年的秋天，陶渊明又一次出仕为官。

　　这一次主要还是为了生计，家里有五个孩子，手头那几分地实在养活不了一家老小。

　　而在当时，给国家当差的话，还是能分到不少土地种的，有地种，就相当于生活有了保障。

　　就这样，为了一家人的生计，陶渊明来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当了县令。

　　然而没多久，陶渊明就又“辞职”了，原因是他收到了上面的命令，向百姓加征赋税。

　　那时候，百姓的情况特别苦，经历了连年的征战，民不聊生，很多人因为交不上税，甚至逃到山里去过活。

　　再向百姓加征赋税的话，岂不是雪上加霜！

　　刚上任的父母官上任以来还没给老百姓干啥事儿呢，就先加上税了，这算哪门子的父母官？不干了！

　　陶渊明这次愤而辞官，并不是冲动的选择，而是陶渊明高洁的心性使然。

　　作为一个父亲，一家子的依靠，他深知自己背负着整个家庭的生计，但底线不能破，违心之事万不能做。

　　陶渊明虽然被冠以“隐逸之士”的名号，但他的身上，却一直兼具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

　　他的归隐并不是不关心百姓疾苦，反而是因为心怀苍生，却无力改变现状而做出的无奈之举。

　　这从他的《桃花源记》里便能看出来，在理想的桃花源里生活的，并不是神仙，而是一群普通的人，一群躲避战乱的人，在他的心里，装的并不只是个人的进退清浊，还有广大人民的幸福。

　　告别彭泽县令后，陶渊明便回到了老家九江，回到他出生的那座“南山”脚下，彻底归隐田园，日日躬耕田野，赏菊饮酒，与诗书为伴。

　　九江的山水，滋养着陶渊明的心，也为他潜心创作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灵感，《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归园田居》都是写于归隐之后。

　　陶渊明为后世留下了一百多篇诗文，成就了中国田园诗歌的辉煌。一千多年来，他的品格，他的诗歌，他的田园，连同他的那份悠然，成为无数文人心中向往的境界。

　　编辑 | 王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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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归隐的原因推荐文章5：陶渊明为什么四十二岁就辞职归隐？原因不仅是看破红尘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我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邈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

　　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淡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与世长辞。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仕与出仕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道：“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文 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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