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蜀记翻译及原文推荐文章1:

  入蜀记翻译及原文推荐文章2:沿着《入蜀记》找到回家之路

  ◎唐山


  1171年7月3日,45岁的陆游携家眷出发,作别家乡绍兴江阴(今属浙江省绍兴市),去夔州(今属重庆市)当官。


  陆游没意识到,这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此后160天,行程5000余里,换船5次,一次遇险,一次搁浅,穿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七省市,经吴越、荆楚、巴蜀等文化区,最终写出了《入蜀记》(陆游著,钱锡生笺注,陕西师范大学总社出版,2024年10月),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


  此时,陆游更纠结于两个问题:


  首先,自认年迈,已惧远行,即“少年亦慕宦游乐,投老方知行路难”,这次旅行真有必要吗?


  其次,仕途多艰,陆游少年科举屡败,后得推举,36岁受赐“同进士出身”,38岁被排挤出朝,得张浚提拔,40岁当上八品通判,又因张浚失势,不久被罢官,在家赋闲4年后,终于等来再被征召,却还是八品通判,且远在夔州,倍感“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


  其实前一年的12月25日,陆游便收到了任命,因生病,拖了半年多才上路。


  只看《入蜀记》,如老僧入定,波澜不兴,明末萧士玮称“随笔所到,如空中之雨,小大萧散,出于自然”,编《四库全书》的馆臣也称其“雅洁”。可陆游同时期写了数十首诗,每首都很情绪化,比如出发前给好友梁克家写的《投梁参政》:


  流离鬓成丝,悲吒泪如洗。


  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


  《入蜀记》是一个悲愤者写下的安静文字,只是少有人能明白:陆游为什么要这么写。


  千年演化才有了行游日记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说:“陆放翁《入蜀记》,有酷好者。夫无意为文,文之至也。状物适状其物而止,叙事适叙其事而止。不增不减,自尔错落,然是通神明、类万物,古今称谓,信笔淋漓,乃能物如物、事如事,而成至文耳。”


  方以智这么说,是基于文学史视角:从日记到行游文学,经历了上千年演化,至《入蜀记》始有大成。


  日记出自起居注,史官逐日记录帝王言行,一是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二是存留帝王嘉言,以教化后人。此传统始于周代,现存最早文本是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记录了建武三十二年(56年)正月,汉武帝刘秀至泰山封禅的全过程。


  《封禅仪记》体现出早期日记的特点:它是写给别人看的,有强烈的舞台感,“我”被排斥在外……这使它无法成为文学。


  唐代李翱的《来南录》是日记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从写君主变成写“我”,由此带来的困境是:“我”有什么可写的?《来南录》记录了李翱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全家从洛阳到广州的行程,历时半年,仅1000多字,所记皆治病、宴饮之类生活琐事,胜在文笔典雅、从容不迫,让人看到:“我”其实也可以成为叙述对象,也能写得有趣。


  接下来是北宋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等,陆游在写《入蜀记》时,受到了这两部作品的影响。《于役志》记录欧阳修被贬官后,从汴京到夷陵(今属湖北省宜昌市)的旅途见闻,即“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但记录自己参加宴饮的内容太多,被讥为“酒肉账簿”。《郴行录》记录了从汴梁到郴州的沿途风光,“凡风景佳胜处,几游历殆”。与李翱的《来南录》不同,这两部作品不再纠结于“我的行程”,聚焦于“行程中的我”。但《于役志》《郴行录》未彻底解决“我有什么可写的”的困境,为避重复、单调之病,篇幅均不长。


  《入蜀记》能成为里程碑,因文本上有突破。


  宋代行游类日记作家大多有治史背景,如欧阳修、张舜民、黄庭坚、范成大、吕祖谦等,陆游也三任史官,修过《两朝实录》《三朝史》,并著有《南唐书》,熟悉当时日记体的文本规范,即必须呈现出“日记的史学传统”,在此镣铐下,陆游依然能“把‘我’讲丰富”。


  陆游找到了新的平衡点——让“我”来讲历史。行游日记由此从客观走向主观,从记事走向文学。


  真正想写清的是“我是谁”


  陆游对《入蜀记》相当看重,嘱其子:“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入蜀记》不是完全的文学作品,不能只看文学价值,它真正关切在:转型时代中,人该如何找到“我”。


  宋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一方面,经济空前繁荣,如史家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的)说:“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另一方面,富裕未转化为强大,反成诅咒,“贫穷却强大”与“富裕却弱小”俨然只能二选一,即文天祥所说:“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


  陆游生于北宋灭亡之际,即“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少年时“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可他们的忠诚不被理解,他们的努力皆付东流。陆游的老师曾几主战,长期遭排斥,晚年赠诗给陆游:“问我家居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至于陆游自己,蹉跎至40多岁,仍一事无成。


  如果注定无法融入现实,“我”还是真实的吗?我存在的意义何在?通过《入蜀记》,陆游传达出三种声音。


  其一,山水的本质是人文,江山如画,是因前辈将生命融入其中,此外无风景。故至池州思北宋由此灭南唐,见北固山“狠石”念蜀吴在此结盟抗曹,游天庆观寻岳飞父子画像……《入蜀记》记人文景观100种,自然风光仅16种,穿行于“残山剩水”,成为陆游串联英雄传奇、为自然附魅的过程。


  其二,坚守文明,在真山真水中读懂诗意。《入蜀记》引前代诗文180多处,116处有评价和考证,几乎是打着游记幌子的诗论。其中隐含着陆游的立场:文明屡遭挫折、羞辱后,仍应坚信其力量。在陆游看来,宋人工稳、精致不逊于唐,却乏李白的张扬、豪迈,所以全书引证唐诗64处,李白诗占34处,杜甫诗占12处。由此突破“宋人诗话,传者如林,大抵陈陈相因,辗转援引”之弊。


  其三,开阔视野,以山水养气。陆游曾说:“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在《入蜀记》中,颇录奇物、奇俗、奇景,如“物长数尺,色正赤,类大蜈蚣,奋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二三尺,殊可畏也”,不知何物;另记木排托起的水上城市,“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况味。


  三种声音相加,“我是谁”之问豁然开朗。


  两个陆游谁为真?


  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称“文艺复兴之父”彼得拉克的游记开启了“人的发现”——站在古代建筑面前,我们会意识到,一切不全由上帝创造,历史也是创造者。此论有争议,但呈现了一个事实:近代转型从旅游开始,旅游使人靠近“我”,对人生苦短有了紧迫感,从而在逃与冲之间做出选择。


  宋代的富裕也推动了旅游,宋人赵季仁说:“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


  值得关注的是,《入蜀记》中的陆游,与入蜀之路上诗篇中的陆游,反差惊人。在归州(今属湖北省宜昌市),陆游拜谒了寇准当年修的秋风亭,写下诗句:


  江上秋风宋玉悲,长官手自葺茅茨。


  人生穷达谁能料,蜡泪成堆又一时。


  以古托今,痛彻骨髓。可在《入蜀记》中,陆游却淡淡地写道:“谒寇莱公(寇准)祠堂,登秋风亭,下临江山。是日重阴微雪,天气飂飃,复观亭名,使人怅然,始有流落天涯之叹。”


  宋制,官员赴任需先到吏部领告身(古代授官的凭信)、官印等,还需向皇帝、宰执、御史台辞谢,陆游在临安(今杭州)待了10天,仅记290字,可见办事不顺畅。在离开临安的船上,陆游突然记下:


  是日便风,击鼓挂帆而行。有两大舟东下者,阻风泊浦溆,见之大怒,顿足诟骂不已。舟人不答,但抚掌大笑,鸣鼓愈厉,作得意之状。江行淹速,常也,得风者矜,而阻风者怒,可谓两失之矣。


  如此有趣的细节,全书仅两三篇,不是陆游不会写生动,而是诗可以兴观群怨,行游日记在当时属于史,受记史文体所限。只能暗藏褒贬。


  《入蜀记》中,陆游还记录了他和秦桧孙子秦埙的交往,秦埙甚至送药到陆游的船上。《宋史》称陆游早年因科举成绩高于秦埙,被秦桧所恨,致名落孙山,此说不确,秦埙科举只得探花(第三名)。但陆游的爷爷陆佃主战,因秦桧而断送仕途。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对秦桧一家极尽讽刺,在《入蜀记》中,却无丝毫情绪。


  古代文体丰富,不同体例的行文方式完全不同,如今统一称为散文,文体间的差别被掩盖,随着形式消失,“思想内容”成了唯一标准,可“思想有深度”不等于“文体美”,哲学判断压倒文学判断,揣摩古人之意趣便成难事,我们反被自身传统关在门外,甚至已读不出《入蜀记》之妙。


  于是,阅读《入蜀记》的意义就在于:让人文江山之美,带我们回家。


  : 北京青年


  入蜀记翻译及原文推荐文章3:陆游为什么写《入蜀记》

  陆游(1125—1210年)因坚持抗金,遭到主和派排斥,乾道二年(1166年)他因有人进言说他“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宋史》卷三九五),这次罢官使他的人生遭受重大挫折。《剑南诗稿》卷五《晓叹》云:“少年论兵实狂妄,谏官劾奏当窜殛。不为孤囚死岭海,君恩如天岂终极。”这与其说是他的后悔懊恨,不如说是他的自嘲反讽。此年他还写有《大圣乐》词:“电转雷惊,自叹浮生,四十二年。试思量往事,虚无似梦。悲欣万状,合散如烟……寿夭穷通,是非荣辱,此事由来都在天。从今去,任东西南北,作个飞仙。”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番总结和反思,希望看破荣辱是非,逍遥人生。


  此后他返乡卜居镜湖之三山,足迹不至城市者数年。但是,做神仙哪有那么容易?陆游有一大家子人,当时已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有的子女已成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在《通判夔州谢政府启》中云:“贫不自支,食粥已逾于数月……儿女忽其满前,藜藿至于并日。”因此他必须继续为家庭谋生,终于在闲居了四年之后,得到了消息:“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以左奉议郎差通判夔州军州事。”《剑南诗稿》卷二有《将赴官夔府书怀》:“一从南昌免,五岁嗟不调。朝廷每哀矜,幕府误辟召。终然敛孤迹,万里游绝徼。”虽然宦途失意,转了一大圈,他还是原地踏步,继续担任通判,且远在几千里之外,是个偏僻的蛮荒之地。但他没有办法,只能赴任。“俸钱虽薄胜躬耕”(《雪晴》),杯水车薪的俸禄,依然是全家的经济。他当时身体并不好,不宜远行,而且要筹措路费,只能拖到来年,“以久病未堪远役,谋以明年夏初起行。”他在该年写的《投梁参政》诗中云:“游也本无奇,腰折百僚底。流离鬓成丝,悲咤泪如洗。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去的时候连路费也是自筹的,其《上虞丞相书》写道:“其行也,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赴任后在《秭归醉中怀都下诸公示坐客》诗中云:“此身长是沧浪客,何日能为饱暖家?”这些诗文都充满了自怨自艾之情。


  《入蜀记》就是他乾道六年(1170年)由家乡山阴赴夔州通判任上沿途所作的日记。诗人携家带口,同行的有其夫人和六个子女,自本年闰五月十八日,至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历时一百六十日,约五个半月,由春夏至秋冬、由江浙至西蜀,船行出运河、历长江、入三峡,途经临安、秀州、平江、常州、镇江、真州、建康、太平州、池州、江州、黄州、鄂州、江陵府、峡州、归州等十五州府,一路上换了五次船,行程五千余里,才抵达目的地,可谓历尽困苦和艰难,正如他在《沧滩》一诗中所云:“少年亦慕宦游乐,投老方知行路难”。然而正是这次行程促成了《入蜀记》这部长篇行记的问世,他详细记载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运河、长江沿岸的名胜古迹、历史掌故、风俗民情,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还融入了自己的人生见解。全书叙述平实而富于情趣,笔触生动而繁简得当,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途中他还创作了不少纪行之诗,与之相得益彰。


  陆游为什么要写这部《入蜀记》?一则他有丰富的学养,学富五车、博古通今;二则这也是他仕途不顺的发愤之作。他因主张抗金而被罢官,在南宋以偏安为主的政治军事格局中,很难成就他的“立功”愿望。但仕途的失意却成全了陆游,使他有意而为,要在“立言”方面上有一番作为。


  陆游很早就有对巴蜀之行的期待,他在自编诗集《东楼集序》中云:


  余少读地志,至蜀、汉、巴、僰,辄怅然有游历山川、揽观风俗之志。私窃自怪,以为异时或至其地以偿素心,未可知也。岁庚寅,始溯峡、至巴中,闻《竹枝》之歌……然后知昔者之感,盖非适然也。(《渭南文集》卷十四)


  乾道元年,陆游由镇江通判改任隆兴通判,就船行走过长江。《剑南诗稿》卷二《夜闻松声有感》诗注:“余丙戌七月,自京口移官豫章,冒风涛自星子解舟,不半日至吴城山小龙庙。”韩元吉当时收到陆游来信,在《送陆务观序》中云:“务观舟败几溺,而书来诧曰:‘平生未江行也。葭苇之苍茫,凫雁之出没,风月之清绝,山水之夷旷,畴昔皆寓于诗而未尽其仿佛者,今幸遭之。必毋为我戚戚也。’盖其志尚不凡如此。”(见《陆游资料汇编》)这一次的长江行程已让陆游初有体验和所感,对他的诗歌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乾道五年,他在获悉以奉议郎差通判夔州军州事时,有《通判夔州谢政府启》:


  念昔并游于英俊,颇尝抒思于文辞,既嗟气力之甚卑,复恨见闻之不广。今将穷江湖万里之险,历吴楚旧都之雄。山巅水涯,极诡异之观;废宫故墟,吊兴亡之迹。动心忍性,庶几或进于豪分;娱忧纾悲,亦尝勉见于言语。傥粗传于后世,犹少答于深知。(《渭南文集》卷八)


  文中表现了他对这一行程的期待,认为自己以前的诗文为什么写得还不够好,源于见闻不广,力有所不逮。而“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陆游《傅给事外制集序》),这次的赴任将穷江湖万里之险,可以饱览山川、造访名胜、拜谒先贤、观察世情,一定会对他的人生和创作有很大的提升和推动。他已暗下决心,要用文字来好好记录这一非常之旅。


  陆游一直认为,诗文创作要有江山之助,在《感兴》诗中,他这样写道:“吾尝考在昔,颇见造物情。离堆太史公,青莲老先生。悲鸣伏枥骥,蹭蹬失水鲸。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认为只有像司马迁和李白那样,走遍天下,备尝艰辛,才能对人生有深刻的感受,写出个性鲜明的作品。同样意思的话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过:“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嘉庆广西通志》卷二二四《金石》十载陆游与杜思恭札),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诗人摆脱了平常生活的束缚,个性才可以较自由地展露,对自然山水景物会有更新鲜的感觉,也有更充分地体验和感受,这样才能激发文思诗兴,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这也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丐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


  (:钱锡生,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入蜀记翻译及原文推荐文章4:(宋)陆游著,(宋)范成大著,朱迎平译注:《入蜀记 吴船录译注》出版|202405-81(总第2725期)

  《入蜀记 吴船录译注》


  | (宋)陆游著,(宋)范成大著,朱迎平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04月


  ISBN:9787573210661


  壹


  内容简介


  陆游从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起,由山阴出发,至十月底抵达夔州上任,途经二十余府州军,全程五千余里,历时一百五十七天。范成大自淳熙四年(1177)年五月由成都启程,至十月到达苏州,全程七千余里,用时八十九天。


  二人皆以日记体,写下沿途风貌、人文、交游、古迹,和前人作品中相关的内容。各以目的地命名,陆游称《入蜀记》;而范成大归吴,取“门泊东吴万里船”之句,称“吴船录”。


  贰


  简介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官至礼部郎中、实录检讨官。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号石湖居士,官至参政。二人均以诗名世,位列南宋“中兴四家”之中。


  朱迎平,浙江平湖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财经大学中文系教授。致力于唐宋散文、古代文体和文献研究。著有《宋文论稿》《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永嘉巨子叶适传》等。


  叁


  前言 宋代日记体游记的双璧入蜀记译注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吴船录译注卷上卷下


  一宋史研究资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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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蜀记翻译及原文推荐文章5:陆游为什么写《入蜀记》

  陆游(1125—1210年)因坚持抗金,遭到主和派排斥,乾道二年(1166年)他因有人进言说他“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宋史》卷三九五),这次罢官使他的人生遭受重大挫折。《剑南诗稿》卷五《晓叹》云:“少年论兵实狂妄,谏官劾奏当窜殛。不为孤囚死岭海,君恩如天岂终极。”这与其说是他的后悔懊恨,不如说是他的自嘲反讽。此年他还写有《大圣乐》词:“电转雷惊,自叹浮生,四十二年。试思量往事,虚无似梦。悲欣万状,合散如烟……寿夭穷通,是非荣辱,此事由来都在天。从今去,任东西南北,作个飞仙。”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番总结和反思,希望看破荣辱是非,逍遥人生。


  此后他返乡卜居镜湖之三山,足迹不至城市者数年。但是,做神仙哪有那么容易?陆游有一大家子人,当时已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有的子女已成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在《通判夔州谢政府启》中云:“贫不自支,食粥已逾于数月……儿女忽其满前,藜藿至于并日。”因此他必须继续为家庭谋生,终于在闲居了四年之后,得到了消息:“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以左奉议郎差通判夔州军州事。”《剑南诗稿》卷二有《将赴官夔府书怀》:“一从南昌免,五岁嗟不调。朝廷每哀矜,幕府误辟召。终然敛孤迹,万里游绝徼。”虽然宦途失意,转了一大圈,他还是原地踏步,继续担任通判,且远在几千里之外,是个偏僻的蛮荒之地。但他没有办法,只能赴任。“俸钱虽薄胜躬耕”(《雪晴》),杯水车薪的俸禄,依然是全家的经济。他当时身体并不好,不宜远行,而且要筹措路费,只能拖到来年,“以久病未堪远役,谋以明年夏初起行。”他在该年写的《投梁参政》诗中云:“游也本无奇,腰折百僚底。流离鬓成丝,悲咤泪如洗。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去的时候连路费也是自筹的,其《上虞丞相书》写道:“其行也,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赴任后在《秭归醉中怀都下诸公示坐客》诗中云:“此身长是沧浪客,何日能为饱暖家?”这些诗文都充满了自怨自艾之情。


  《入蜀记》就是他乾道六年(1170年)由家乡山阴赴夔州通判任上沿途所作的日记。诗人携家带口,同行的有其夫人和六个子女,自本年闰五月十八日,至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历时一百六十日,约五个半月,由春夏至秋冬、由江浙至西蜀,船行出运河、历长江、入三峡,途经临安、秀州、平江、常州、镇江、真州、建康、太平州、池州、江州、黄州、鄂州、江陵府、峡州、归州等十五州府,一路上换了五次船,行程五千余里,才抵达目的地,可谓历尽困苦和艰难,正如他在《沧滩》一诗中所云:“少年亦慕宦游乐,投老方知行路难”。然而正是这次行程促成了《入蜀记》这部长篇行记的问世,他详细记载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运河、长江沿岸的名胜古迹、历史掌故、风俗民情,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还融入了自己的人生见解。全书叙述平实而富于情趣,笔触生动而繁简得当,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途中他还创作了不少纪行之诗,与之相得益彰。


  陆游为什么要写这部《入蜀记》?一则他有丰富的学养,学富五车、博古通今;二则这也是他仕途不顺的发愤之作。他因主张抗金而被罢官,在南宋以偏安为主的政治军事格局中,很难成就他的“立功”愿望。但仕途的失意却成全了陆游,使他有意而为,要在“立言”方面上有一番作为。


  陆游很早就有对巴蜀之行的期待,他在自编诗集《东楼集序》中云:


  余少读地志,至蜀、汉、巴、僰,辄怅然有游历山川、揽观风俗之志。私窃自怪,以为异时或至其地以偿素心,未可知也。岁庚寅,始溯峡、至巴中,闻《竹枝》之歌……然后知昔者之感,盖非适然也。(《渭南文集》卷十四)


  乾道元年,陆游由镇江通判改任隆兴通判,就船行走过长江。《剑南诗稿》卷二《夜闻松声有感》诗注:“余丙戌七月,自京口移官豫章,冒风涛自星子解舟,不半日至吴城山小龙庙。”韩元吉当时收到陆游来信,在《送陆务观序》中云:“务观舟败几溺,而书来诧曰:‘平生未江行也。葭苇之苍茫,凫雁之出没,风月之清绝,山水之夷旷,畴昔皆寓于诗而未尽其仿佛者,今幸遭之。必毋为我戚戚也。’盖其志尚不凡如此。”(见《陆游资料汇编》)这一次的长江行程已让陆游初有体验和所感,对他的诗歌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乾道五年,他在获悉以奉议郎差通判夔州军州事时,有《通判夔州谢政府启》:


  念昔并游于英俊,颇尝抒思于文辞,既嗟气力之甚卑,复恨见闻之不广。今将穷江湖万里之险,历吴楚旧都之雄。山巅水涯,极诡异之观;废宫故墟,吊兴亡之迹。动心忍性,庶几或进于豪分;娱忧纾悲,亦尝勉见于言语。傥粗传于后世,犹少答于深知。(《渭南文集》卷八)


  文中表现了他对这一行程的期待,认为自己以前的诗文为什么写得还不够好,源于见闻不广,力有所不逮。而“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陆游《傅给事外制集序》),这次的赴任将穷江湖万里之险,可以饱览山川、造访名胜、拜谒先贤、观察世情,一定会对他的人生和创作有很大的提升和推动。他已暗下决心,要用文字来好好记录这一非常之旅。


  陆游一直认为,诗文创作要有江山之助,在《感兴》诗中,他这样写道:“吾尝考在昔,颇见造物情。离堆太史公,青莲老先生。悲鸣伏枥骥,蹭蹬失水鲸。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认为只有像司马迁和李白那样,走遍天下,备尝艰辛,才能对人生有深刻的感受,写出个性鲜明的作品。同样意思的话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过:“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嘉庆广西通志》卷二二四《金石》十载陆游与杜思恭札),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诗人摆脱了平常生活的束缚,个性才可以较自由地展露,对自然山水景物会有更新鲜的感觉,也有更充分地体验和感受,这样才能激发文思诗兴,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这也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丐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


  (:钱锡生,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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