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与其他的区别

　　其它与其他的区别推荐文章1：本省过不了，换个省份就“通关”？

　　新华视点丨本省车检过不了，换个省份就“通关”？——机动车检测乱象调查

　　近期，“新华视点”记者接群众举称，在河南、安徽省际毗邻地区，一些机动车检测站让年审不合格车辆异地“通关”。记者暗访发现，这些检测站主要客户为外地车辆，一些明显有问题的车辆确实能过关。

　　“问题检测”为何没能得到有效监管？如何才能消除监管盲区，让车辆不再“带病”上路？

　　不合格车辆异地“包过”

　　据群众反映，近年来，靠近安徽的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项城市、鹿邑县等地乡镇陆续开了多家机动车检测站，其主要客户群体是安徽等地车主，主打“卖点”是不合格车辆也能“包过”。

　　采访中，记者遇到一名车辆存在问题的安徽车主赵先生。他的燃油车是2013年购置的，去年在本地年检时，由于尾气不达标而被检测站要求维修。他去修理时，维修店人员告诉他，可以帮忙去河南代检，确保能通过。“车送回来时，确实过检了。”赵先生说。

　　今年3月下旬，赵先生将燃油车送到安徽阜阳一家机动车检测站检测后，不出意外地再次收到了车检不合格的告知单。他准备沿用去年的方法，再去河南“碰碰运气”。赵先生说：“今年车前挡风玻璃裂了，尾气也不达标；如果河南那边检测也通不过，我就打算把车废了。”

　　3月26日，记者跟随赵先生来到项城市秣陵镇的项城市鸿祥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这里地处乡镇，毗邻106国道，距离豫皖交界处约20分钟车程。记者在这里看到，待检车辆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包含大货车、皮卡车、私家车等车型。等了两三个小时，赵先生的车再次成功过检。

　　项城市鸿祥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无人机照片）

　　在另外几个检测站，记者也看到类似情况。两辆在阜阳境内不符合检测标准的机动车，其中一辆仪表盘上显示发动机故障，皮卡车反光标识不完整，右后方刹车灯罩破损，另一辆排气管中的车用三元催化器缺失；这两辆车分别在沈丘县境内顺风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和腾达机动车检测管理有限公司顺利过检。

　　记者暗访的几家机动车检测站均位于乡镇，多被麦田包围。在与检测站内工作人员或“黄牛”交谈时，对方多表现出谨慎态度。

　　据有关部门通的材料显示，去年上半年，周口市检验机构受托检测异地车比例约为47%；记者暗访的项城市鸿祥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沈丘县顺风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外地车检验占比分别约78%和93%。

　　皖北一家机动车检测站负责人说，机动车检测应严格执行国家标准，不合格、不达标的车辆必须维修好、符合标准后才给予通过；这些检验机构放松标准，既不利于大气污染防治，也导致大量本地车不愿意在本地检验。

　　阜阳市公安系统某车辆管理单位负责人表示，异地过检“问题车辆”主要是在本地辖区内行驶；让“问题车辆”过检，会给当地带来事故量增加的风险。

　　为何放任“问题检测”

　　同一辆车，在不同地方的检测机构检测结果南辕北辙。这种非正常现象，暴露出一些地方省际毗邻地带机动车检测在监管环节存在短板。

　　一方面是基层监管执法能力弱，难以实现有效监管。

　　根据国家相关管理办法，基层市场监管和生态环境两部门每年会按照一定比例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记者采访了解到，项城市、沈丘县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核查这些异常检测站点时，均反馈未发现明显问题。

　　未查出问题的背后，是基层检测人员力量与素质的不足。“设备上的数据很专业，我们也看不明白。”沈丘县生态环境分局移动源股负责人樊长来说，“市局没有专家；去年才开始的培训，还是从省里请来专家。县级执法人员的理解能力不一，很难看出猫腻。”

　　沈丘县境内顺风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内部。

　　另一方面，对机动车检测机构的监管执法体系仍不健全。

　　项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检测监管股负责人刘东和沈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检测股股长窦静均负责了去年通的异常站点的检查工作。据介绍，他们检查了异常站点的资质认定证书、部分检测车辆检测告复印件等材料，并要求检测站出具异地车辆比例高的情况说明，但并未有交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进行联合现场检查。

　　刘东表示，他们按照职责范围进行检查，但相关检测专业性强，他们缺乏技术手段，想查出安检和环检中可能出现的扰乱市场行为确实难。

　　除了省内部门间缺乏有效协同机制，省际间也存在数据壁垒。

　　阜阳市某机动车检测站负责人告诉记者，阜阳尾气检测不合格的车辆，需要在交通运输部门指定的机动车维修站进行维修方可复检，否则其他检测站都无法检测。安徽省生态环境厅也通过智能软件对有问题嫌疑的车辆进行通，县级环保部门会再核查。

　　但记者调查发现，在安徽初检不合格的车辆，可以在河南境内再检，且无初检未通过记录。阜阳市某生态环境分局相关负责人说，跨省数据壁垒让机动车检测存在治理盲区。

　　让机动车安全上路

　　针对机动车非法检验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2024年7月印发关于开展机动车检验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明确要求进一步完善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积极联合公安、生态环境、交通运输部门加强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

　　一些受访干部群众表示，目前机动车检测站准入门槛不高。记者从项城和沈丘两地车管所了解到，两地机动车保有量均为10万辆左右，但开设的机动车检测站分别达到9家和15家，沈丘近年来还陆续有新增。常规机动车检测站一般布局县域城区，但这两地分别有3家和9家检测站建在临近安徽的乡镇。

　　刘东说，一些领域的无序竞争容易演变为内卷式恶性竞争，打价格战，或导致一些检测机构行为异化。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应合理设定机动车检测准入门槛，并从严落实退出机制。“比如，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可根据汽车保有量合理布局和设点，适当提高机动车检测站资质审批和评审标准。”窦静等表示。

　　周口市、阜阳市受访干部建议，省域内可明确机动车检测监管牵头部门，探索多部门联合执法；同时，探索省际毗邻地区建立联合监督执法机制，打破数据壁垒，形成监管合力。

　　阜阳市公安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人提醒，问题车辆要及时维修，车主莫要贪图一时便利、抱侥幸心理；安检和环检的严要求，既是在守护公共利益，也是在保障车主自身安全。

　　河南周口：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机动车检测排查

　　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7日播发《本省车检过不了，换个省份就“通关”？——机动车检测乱象调查》，道河南省周口市一些机动车检测站降低标准，让年审不合格车辆“通关”。

　　记者从周口市有关部门获悉，周口市当天迅速成立由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第一时间对道涉及的三家机动车检测机构的资质手续、检测标准等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明确前，暂停相关业务。对于涉嫌违法违规的，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对全市机动车检测机构进行排查整治。（记者：翟濯）

　　： 新华社

　　其它与其他的区别推荐文章2：耿淡如的后半生

　　耿淡如（1898-1975），又名耿佐军，江苏海门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国家关系史、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专家。著有《高中外国史》《什么是史学史？》，译有《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世界近代史文献》《近世世界史》，发表文章300余篇。今年适逢耿淡如逝世五十周年，撰写此文，聊表纪念。

　　耿淡如

　　复旦大学与光华大学之间的抉择

　　1949年，耿淡如同时在复旦大学和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执教，任复旦大学专任教授，教授世界革命史、西洋外交史。4月，光华大学教务处公布各院系主任人选，耿淡如为政治系主任。1950年，耿淡如任复旦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讲授社会主义国家、近代中国外交史、世界革命史。9月9日，光华大学校长廖世承致函耿淡如，聘请他为兼职政治系主任。

　　关于聘请耿淡如兼任政治系主任的函

　　敬启者：

　　兹聘请台端兼任本校文学院政治系主任（任期一九五○年八月至一九五一年七月止），相应函达，务允担任为荷！

　　此致耿淡如先生

　　校长廖世承

　　一九五○年九月九日

　　1951年，由于各校兼课现象严重，华东军政委员会发表了纠正学校教育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指示，复旦大学全体教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认为应放弃校外兼职，全心全意改进本岗位的工作，耿淡如亦在此列。此后，耿淡如专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

　　1952年，中央对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进行调整，大学中的政治学系一律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科研完全停顿，原有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的工作人员均被分派从事其它工作，耿淡如被分派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工作。此后，一直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世界上古中古史教研室工作。而对于当时撤销政治学系，耿淡如是有些不同意见的，1957年5月3日，耿淡如在参加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集委员会政治学座谈会时说：“院系调整后，个人不愿提，只认为倒霉。资料有的捆起来有的烧掉。大家轻视政治学，还有人研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但如果不以两种制度对比，怎能知道何种优越？现在有部分的大学生，对于美国总统、法国总统、英国皇帝的权力究竟如何，也是不知道的。何论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应不看到它的发展而仅以过去的眼光看。现在资料没有，不能研究，只是空争鸣。必须在争鸣之前，下一番工夫。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年来也是改变的。”

　　思想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旧知识分子都面临着思想改造。1951年8月至1952年1月，耿淡如在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理论，改造思想。曾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复旦大学包宗镇撰有《复旦人在革大》，他说：“革大的教育方针，是首先在以政治思想改造基础上，再加以政策教育。明确学习的目的，是在为人民服务，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使自己能成为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在学习的态度方面，就是老老实实，相信群众。讨论问题，虚心诚实，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学习的方法，为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学习；注重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具体的来说：就是要随时随地，把学习的东西与自己的实际思想相对照，相结合，找出矛盾，分析根源，清除错误。教学计划包括改造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土改政策学习，思想总结等单元，在未公布前，即广泛地，普遍地在各班各组展开热烈的讨论，学习，研究并提供意见，所以这种充分民主的，代表全体同学要求的教学计划，是同学们真心诚意接受与坚决拥护的，同学们都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努力。”诚如耿淡如在《自传》中说：“我从未有过像现在这一阶段的学习，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将可更进一步地改造自己，也可更忠实地服务人民了。但是，垂老之年，精力衰颓，我总是觉得：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

　　1958年1月30日，耿淡如在《复旦》上发表《革命干劲和科学研究的关系》，他认为自己过去干劲是不错的：“有人说我这几年来有着一股干劲，我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虽然这干劲是不够的，不大的，而且是偏面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是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这方面的。为了深入研究世界中古史，为了搞好世界中古史教课，我首先努力于外文的学习。这几年来我粗通了俄文及其他一些外文，已经达到能把它们译成中文程度，此外，还学习了一些拉丁文。在编译工作方面，我从俄文方面已翻译了和近代史有关的一些经典著作和重要文献，已经出版两册。我取材于苏联学者的著作编写了约30万字的世界中古史的讲义，已作为高等学校交流讲义。我已写过几篇关于中古史专题论文以及译出有关世界中古史的原始资料，已在历史教学杂志上发表，此外还有关于世界史教材的几十万字初稿。此外，还检查了自己干劲的性质问题，“我过去的干劲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性质的干劲。自从整风运动开展以来，尤其是从最近几周来，我们已深切认识到知识分子应该而且必须做到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必须首先消除那些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所以我检查了我过去干劲的性质。我们知道干劲可以分成两种类典：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干劲，即个人主义的干劲、名利观念的干劲；另一种是无产阶级的干劲，即社会主义的干劲，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劲。这两类的干劲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可反映出两条路线上的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方向。我过去的干劲，是属于第一类，是从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名利观点出发的。”1958年4月26日，《复旦》道历史系教师座谈会上的思想见面。耿淡如说他过去在政治方面，有低人一等的想法，进取心不强，开会总坐在角落里，为的是躲避发言。自己感到已经老了，寿衣都做好了。在谈到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时，他说自己重业务轻政治也是严重的，平时专心注意自己的业务，对于“今”注意少，怕影响了搞“古”。个人喜欢单干不愿与人合作，原因是单干速度快，也怕别人分掉了名利。1958年5月27日，耿淡如在《复旦》上发表《一年来关于思想改造和科学研究的收获》，他说：我是一个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也是一个60多岁的老知识分子；而且我坦白承认，还是一个落后的、保守的知识分子。正因为是这样，不消说我的立场是不稳的，在思想作风方面是有着很多缺点。譬如，（1）我怕露面，怕人数众多的大会上讲话；（2）我是一个老牌暮气的人，常常想人寿几何，得过且过，因此缺少热情，不愿作长远规划；（3）我有“外快”思想，在固定收入之外，还想取得一些额外的收入。为稿费而写作，对于有钞票进账的稿件，写作的很起劲。至于无稿费的稿子，我是不乐意写的。

　　在经过思想上的洗礼后，耿淡如尝试积极跟上革命形势。1958年8月9日，田汝康在《复旦》上发表《学好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谈历史系老教师的面貌革新，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历史系老年教师是有干劲的。六十岁的耿淡如先生，过去黄昏思想很严重，寿衣都准备好了。现在耿先生却要订三十年的工作计划来为社会主义努力。1959年2月27日，《复旦》道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跃马前进，乘风破浪。代系主任谭其骧教授回顾了1958年历史系和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他强调指出，去年最大的丰收，是思想上的跃进。耿淡如老教授表示非把二年级的世界中古史教好不行，还要总结出在古代史进行创造性教学的经验，并围绕提高教学质量，开展多项科学研究。三年级同学听了很感动，当场送给他一首诗：“耿老不服老，跃进风格高，越干越有劲，愈活愈年青”。《文汇》道，1958年复旦大学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绩，各系共开出23门新课，编了110门教学大纲和67部教材，完成了1788个科学研究项目。在总结和发扬1958年教育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复旦大学又掀起一个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的教好、学好、安排好的新高潮。耿淡如教授担任“世界中世纪史”课程的讲授工作，他一开始就把讲义、史料选编，马、恩、列、斯对中世纪史的论点摘录、参考资料、历史地图等发给同学，使同学能在充分预习，比较广泛地接触这方面知识的基础上听他做重点的讲授，学习的效果就大为提高。

　　1959年10月24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系部分老教授座谈全面跃进新高潮。耿淡如说：“我认为继1958年大跃进以后，今年工作更不能歇一歇。因为：一，从当前的形势看，工农业战线上的跃进浪潮一浪高一浪，形势空前的好，它表达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愿望，任何人也不能阻止。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大家都不想歇，我自己也是欲罢不能，不要歇；二、不该歇。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改变，我们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赶上英国，站在世界的最前列，而且大家还要求把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时间，缩短再缩短，因此谁都不该歇；三、不能歇。上游无止境，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没有止境，干劲是愈鼓愈足的。如果中途松口气，过一段时间再紧一紧，其间的损失不知要多大，因此不能歇。”耿淡如还补充说：“我们系里的许多工作都是通过群众运动搞起来的。”“例如三个专门化的建设，如果不是通过群众运动，边干边学，而要等到一切条件准备好了再建立，恐怕到今天一个专门化也开不出来。”1959年12月31日，耿淡如在《复旦》上发表《关于科学研究的体会》，对于科学研究的时间作了妥善的安排，采用了每天三班制；每班4小时，无论忙到怎样，每天至少可有一班即4小时作科研的时间；同时可在工作时，用集中注意力的方法，来把4小时作6小时用或8小时用。最近两年内，耿淡如新编了十余万字《世界中古史原始资料》（已在本年出版），又完成《世界中世纪史经济社会史》约90万字（明年出版）。耿淡如计划，明年所做的工作将等于过去两年所做的工作。在数量上，编写约百万字，在质量上达到公开出版的标准。

　　总的来说，1949年后耿淡如的政治地位并不高，组织上对此曾有解释。1963年1月10日，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干部处不同意耿淡如担任中国亚非学会上海分会理事，理由是：“耿淡如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三所大学的政治系主任职务，写过很多为蒋政权效劳的文章，不应该安排理事职务。”而耿淡如经过一系列思想改造，在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后，尝试积极跟上革命形势，干劲十足。1960年5月4日，复旦大学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暨学生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有161个先进单位，139个先进工，319个学习积极分子，全校先进工，历史系有七人，分别是：谭其骧、吴瑞武、魏嵩山、耿淡如、金重远、庄锡昌、陈匡时。从他1959年5月2日发表的《砚田上也来翻一翻吧！》可见一般，文言：

　　在迎接红五月之际，我提出一个问题，同时也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笔耕砚田的“老农民”，能不能把收获翻一番呢？

　　能！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形势的鼓舞下，各个战线上——农业、工业及其他战线上——都已做到或超过翻一番的成绩，我们当然也是可以的。

　　能！问题在于抓思想、抓关键、鼓足干劲。砚田上的工作，象在农田上的那样，需要方向对头、技术革新、播种适度，尤其是需要不倦耕耘。比如种稻，秧苗培育得茁壮，稻穗自然会长得饱满结实。

　　能！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根据过去所取得了的经验，我们正在试行新的耕耘方法。事半功倍的效果，看来已经出现。再加一把劲，稳可获得更好的收成。

　　能！我们有信心，有干劲。在党的领导下，在教学相长的原则下，来改进工作方法，来发挥主导作用，来做科学研究，来提高教学质量。此时遍地开花，他日果实满仓。

　　种瓜瓜大，种豆豆粗；砚田上也大有可为。干吧！

　　西方史学史的研究

　　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是耿淡如后半生的学术归宿。1960年10月，耿淡如在《学术月刊》第10期上刊发《什么是史学史？》。1961年10月29日《光明日》第1版“学术简”栏目中对耿淡如此文进行观点摘要，共十点，分别是：（一）史学史上除按照一般通史的分期外，应另把史学史发展阶段分为两大时期：前马克思主义、前科学时期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时期。（二）史学史应反映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但不是叙述阶级斗争本身，而是分析历史家、历史学派在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三）史学史和历史科学一样应阐明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四）史学史应是历史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家的传记集和目录学。（五）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六）史学史应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七）史学史应结合其他有联系的科学来研究。（八）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九）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来研究。（十）史学史对资产阶级伪史学应进行坚决的斗争。最后认为：“我们所说的‘史学史’意味着什么呢？是历史科学史，还是历史学科史？这个问题的解答，须取决于对历史学的概念和史学史的内容。”此文发表后引起上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为此，上海史学会专门召开两次座谈会予以讨论，参加座谈会的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会上，大家就史学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史学史与历史哲学史等其他学科的区别和联系，史学史的编写原则以及中国史学史与世界史学史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探讨。

　　1961年4月12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周扬主持。周扬在讲话时说：“编教材无非三种办法：一是选，就现有教材中选用一种较好的，一是新编，一是借，借就是翻译外国的，翻译苏联的。理工方面很多教材可以借。文科就比较难，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你去借人家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讲文科教材比理科教材难。”又说：“文科里面论很重要，论就是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时候提‘以论带史’，这个话有它的积极意义，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统帅史料，批判了那种为史料而史料，轻视理论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口号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个提法是不全面的，是有缺点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为‘以论带史’，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只要有论，史就带动起来了，就有了史，而实际上恰好相反。……我们研究历史，不能现有一个公式，先立下一个结论，然后再找一些史料来套，来证明。这样做法是直接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包括文字材料和地下发掘的材料。”5月，高教部公布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表，外国史学史由复旦大学周谷城、耿淡如负责，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参加，8月开始编写。其中联络秘书为曹增寿，参与编写的人员有田汝康、程博洪、靳文翰、陶松云、曹增寿、金重远、王造时、林同济，外地的有北大齐思和、张芝联，武大吴于廑，中山钟一钧、金应熙。1961年8月拟定大纲、选目，1962年4月完成初稿，7月定稿。近现代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选辑与外国史学史参加人员和完成时间相同。编写教材的契机，推动了耿淡如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1962年2月11日，耿淡如在《文汇》又发表《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一文先收入1961年上海历史学会年会论文集中，后经过修改发表在《文汇》上，发表的文章缺少结尾的最后两段，现依据论文集中的内容补上：“至于批判资产阶级史学的方式，是可以多样化的。我们可以挑选他们之间共同的或类似的主要概念与‘舆论’，作为批判的对象，例如，关于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或如关于他们的世界史的概念。我们可批判一个历史家或一个历史学派的整个历史思想体系，或者关于他们对特殊问题上的意见。我们可以批判某一部重要而有影响的反动历史著作。我们还可以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家相互批判的意见；因为他们自己之间的吵架是常有的事情。以上所说的批判介绍工作，在世界史的教学上，我们已零零碎碎地做了一些，可是远远地做得不够。而且为了编写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还须进一步作出有系统的全面的批判工作。再说一遍，批判介绍资产阶级史学，在我们目前的史学水平上是有困难的，但在群策群力之下将会做出更大成绩的。须知这是世界史学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新史学的建立，有赖于这项工作的适当进行。”

　　1962年2月19日至2月26日，上海市高教局在衡山宾馆召开“外国史学史与资料选辑”讨论会，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院等高校的20余位学者与会讨论，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历史组组长翦伯赞到会发言。周谷城主持，2月19日，张芝联、田汝康、王养冲、齐思和先生等参与讨论。先生言：第一阶段，摸索，有关资料很少。以历史时期编写，很侵犯到历史。以作家编写，会变成作家传。这是教科书，是大学三四年级学的，在目前情况下用的。2月20日继续讨论，发言的有：郭圣铭、吴泽、吴于廑等。会上讨论了外国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史学发展的规律问题，关于作为教材用的史学史的要求与内容问题，关于史学史的范围，名称和上下限的问题，学史上的批判和继承问题，历史与哲学、历史家与哲学家的关系如何处理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一章如何写法的问题，关于近代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选辑”选目草案的讨论等。

　　1962年3月12日，上海召开“外国史学史”与“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选辑”讨论会，参会的有北大、武大、中大等九个高校的教师。会上安排了外国史学史的任务：武汉大学负责编写：第一章：古代希腊史学，第二章：古代罗马史学。复旦大学负责编写：导言和结论部分，第三章：五-十三世纪的史学，第四章：十四-十七世纪的史学，第五章：十七-十八世纪的史学。中山大学负责编写：第六章：十九世纪末-十九世纪中叶的史学，第八章：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资产阶级史学的没落和反动。北京大学负责编写：第七章：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其中，复旦大学的编写由耿淡如负责。

　　1962年3月25日，《文汇》编辑部邀请史学界部分举行座谈会，讨论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北京大学翦伯赞、齐思和、张芝联，复旦大学周谷城、耿淡如、田汝康、胡绳武，武汉大学吴于廑、施子愉，杭州大学沈炼之，南京大学蒋孟引，华东师范大学吴泽、郭圣铭，山东大学刘明翰，厦门大学胡永树，上海师范学院朱延辉。上海高等教育局副局长曹未风也应邀参加了座谈会。大家在会上谈论了进一步开展世界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培养新生力量是当务之急。对教学和研究工作要加强领导，统一规划。世界史领域内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加强名著翻译介绍。会上，大家一致表示，有信心也有决心进一步开展世界史的研究工作，扩大研究领域，提高学术水平。

　　1962年6月14日，耿淡如在《文汇》发表《西方资产阶级史家的传统作风》。8月14日，《文汇》“学术之窗”专篇介绍耿淡如积极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的情况。文言：复旦大学历史系耿淡如教授，正在开始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的中世纪部分。外国史学史是一门新课，它的对象与任务究竟是什么，史学界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编写、讲授史学史，至今尚有一定困难。因此，编写工作对耿淡如教授来说，完全是一种新的尝试。即使在盛暑，他也坚持每天至少写上三四千字。编写外国史学史最大的困难是材料不足；有关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产生与发展的情况以及著作内容等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为此，首先就需要大量翻译外国史著。耿淡如教授为了编好外国史学史，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开始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翻译了苏联以及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著名史学家的有关史学史的著作和资料，研究了资产阶级史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任务与对象作了探讨，并写成了有关论文若干篇。最近，他翻译的英国著名史学家古奇所著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家》一书即将定稿出版。这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史学史学术著作，全书长达六十万字。耿先生对记者说：“古奇的这部史学史著作，对我们今天编写外国史学史仍有启发作用。他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进行研究，但是他这部书里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对我们是有用处的。”耿先生现在编写的外国史学史是中世纪欧洲部分，中世纪是西欧史学的衰落时期，早不如希腊罗马时代，晚更不及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史学的兴盛。但是要写好史学史中世纪部分，对前后两个时期都必须有所研究，才能摸清欧洲史学发展的线索。耿先生在这项编写工作和翻译外国史学史著作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值得探索的问题。他今后准备针对外国史学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系统地介绍和批判各个资产阶级史学流派，深入探讨他们的研究方法和传统作风。

　　从1960年至1962年，是耿淡如西方史学史研究的高光时期。诚如张广智所言：“50年代，由于工作的需要，耿淡如全身心投入世界中古史的教学与研究，是那时国内数一数二的世界中古史研究的权威。60年代初，他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学术转向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科建设的谋划配合，也与60年代初国内思想文化界的温润相关，他作为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在1961年前后，为此竭尽全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教学与育人

　　耿淡如对于教材编写相当重视。1954年2月，《世界中古史讲稿》问世，该书乃高等学校交流讲义，由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代印，署名“复旦大学耿淡如编”。1956年7月，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草拟《世界中古史教学大纲》，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参与，在编写过程中，将初稿发至各校征求意见。在是月召开的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审订会上，对修订稿进行了审订，参加审订的有南京大学蒋孟引（草拟）、北京大学齐思和、复旦大学耿淡如、南开大学辜燮高、云南大学纳忠、北京师大刘启戈以及南京大学王觉非和施复榆。

　　耿淡如授课的内容不人云亦云。1956级复旦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俞兆鹏对耿淡如有些许回忆，他说：“讲‘世界中古史’课的是耿淡如教授，他形象慈祥，为人低调，自称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齐思和教授的同学。他上课时，先一板一眼地念完自编的讲义，让学生记录，然后再进行解释。他所讲内容全是自己的研究成果，绝不人云亦云。”

　　耿淡如助力黄瑞章的学术成长。1955级复旦大学学生王春瑜回忆道：“世界中世纪史的权威耿淡如教授，给我们教《世界中世纪史》。有一次他说，在古拉丁文中，大使与说谎话的人是同一个词。我想，外交风云莫测，大使的外交辞令，不可能全是实话。耿教授也勉励我们要重视外语，利用国外的原始史料，写作论文。他说：我常对黄盛章（他的助教）讲，只要努力，我保证能在史学刊物上，看到你的论文。后来，我们果然在《历史教学》上看到了黄先生的论文，那显然是耿教授悉心指导的结果。”1959年6月，复旦大学历史系深入开展师资培养工作。其中，世界上古中古史教研组耿淡如教授对青年教师黄瑞章的指导和帮助，已有一套计划，不仅根据新的形式帮助黄瑞章重新改订和实现进修规划，而且认真地指导黄瑞章备课，鼓励他去试讲；试讲以后，再向他提出改进意见。为了帮助黄瑞章掌握外国语，更好地学习和研究世界史，耿淡如与黄瑞章合作，络续译注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十五篇。在译注过程中，耿淡如亲自把黄瑞章的译稿拿来校对，帮助他改正。

　　耿淡如的授课、批改作业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张广智。1956年，全国综合大学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耿淡如所招专业为世界中古史。张广智即为此时所招的第一名研究生。耿淡如高度重视新专业的课程设置，制定了周密的培养计划。所开课程除政治与外语课外，专业方向课（包括基础课与专门课）包括：近代西方史学史、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原著选读、专题研究等等，其指导方式，前三门均为“座谈”，第四门为“答疑”，专题研究为“讨论”。培养计划中虽有5门课，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课外，其余课都由耿淡如亲自上。其实，所谓“上课”，实为“聊天”，较为“随意”和“自由”。回想起来，那种“座谈”（即兰克式的Seminar）的授课方式，对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颇有助益。耿淡如的授课是这样：每次提出要讨论的题目，然后布置要看的书目，隔一周（或两周），先由学生告读书心得，学生讲时老师不时插话或提问，话语不多，最后他有一些小结之类的话，言简意赅，再布置下一次的讨论题目……如此循环，反复不止，它真是能启人心智，比那种填鸭式的满堂灌授课方式要好得多。此外，耿淡如的“启人心智，点石成金”，在批改学生的作业中也得到了印证。随着课程的推进，张广智总是不断地写一些读书札记之类的文章，一次写了一篇关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札记，札记返回后有耿淡如的评语：“本文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过程，阐明史学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这个道理，讲得头头是道。论旨正确，文笔畅达，虽算不了深入探索，也可称佳作。所有细节上的问题，均见附贴标签。”耿淡如对学生作出的批语，总是在稿边贴条，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上面，或纠谬，或批注，或责疑。纠谬之处以纠正史实或改正错别字为多；批注要言不烦，引而不发，点到为止，让自己去思考；责疑之处，仅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为写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的空间。

　　史家的落幕

　　1964年12月15日，耿淡如抱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史学史》课程。据张广智回忆：“1964年以来，复旦师生因参加‘四清’运动，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计划，故有耿师1965年12月12日开始为我系本科生开设《外国史学史》一课，此时我已是这门课的助教了。是日，我在新校门一侧，不时朝东望去，呵，先生来了，移步缓慢，蹒跚而行，他一大早得换乘三辆公交车，从市区西南穿越大半个市区，赶往东北角的学校上课，怎能不气喘吁吁，因年初大病开刀，原本羸弱的身体较为虚弱了。两节课下来，更是疲惫不堪，课后沿原路返回家中，如此往返，毫无怨言。”“1965年年初，先生年迈且患大病开刀后，原先孱弱的身体更为虚弱了。但逢到上课的日子，他起早从徐汇区天平路的家里出发，要换乘几辆公交车，赶往市区东北角的学校上课。二节课下来，见先生疲惫不堪，大口地喘气，不时地咳嗽，但他从来不说一声苦。”耿淡如生病后，依然抱病为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译《格瓦拉日记》《马里格拉文选》《圣女贞德传》等著作。1975年7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耿淡如在上海光华医院逝世。

　　1947年4月29日，光华大学学生成立“立行学社”，基于“坐谈力行”而来。立行学社的成立与耿淡如有关，耿淡如曾说：“一般青年往往喜欢高谈阔论，不务实际，常常言行不能一致，我们是年轻的一群，怀有热诚，纯洁，正义，和果敢等等青年优越的条件，但也难免不染有一般青年的缺陷，尤其是言行方面确有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因此以‘立行’二字自勉，也希望具有同感的同学和朋友们，与我们紧携着手互相惕励，倘若每个人皆能保持这种美德，对于国家民族无疑的皆有极大的影响。”可以说，“立行”二字既是耿淡如对青年的鼓励，又是对自己的要求。

　　（原文注释从略）

　　贾鹏涛（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其它与其他的区别推荐文章3：坐读与行读 精读与泛览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在大学里教书，如果有初入史学之门的学生问我这个问题，我会把做学问的一般方法讲给他们来听，这里面既有我自己的经验之谈，也有很多其他成功学者的治学之道。我过去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一直给研究生讲一门课，叫“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后来编成一本教材，略改名称为《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二版），讲的就是这些大道理。现在，我被问及要和广大的刊读者讲讲“我是这样做学问的”，那我就以四十多年来学习和研究中，感觉最有帮助的几点来谈谈。

　　所谓“坐读”，就是人们常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要能静下心来，认真读书，读最基本的书。我们上大学时，邓广铭老先生要我们掌握“四把钥匙”，就是年代、地理、职官和目录。年代和地理，一纵一横。纵的是时间框架，大体上的王朝先后、一朝一代的皇帝先后，再细就是年号先后；横的是地理范围，大体上从古代的九州，到后来的州郡，再细就是县一级了，以及这些行政地理的沿革。而职官是阅读古代文献必不可少的知识，比如唐朝，你如果不了解职散勋爵四种官制，那你很难阅读有着大量这些官名的传记、碑志文字；推而广之，不仅要熟悉职官制度，还要熟悉其他制度，比如经济、法律、军事、教育等各项制度，这些知识掌握得越多越好。

　　但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总是有限的，所以也要学会轻重缓急。比如随着学业的进步，我研究转向隋唐史，那么唐代的年代、地理、职官我就要非常熟悉，而其他朝代就不一定了。那么，用什么来弥补这个所缺的地方呢，这就需要目录。要熟悉各种目录，从古代的四部书目录，到近现代学者的研究论著目录，且随着外语学习的进步，还应当包括国外学者论著。这样如果需要了解其他朝代，其他主题的知识和研究，就可以根据目录去查找原始文献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就能很快填补知识的空缺，把自己拉到另一个学术领域的前沿。我的研究从隋唐史出发，后来做敦煌、吐鲁番文书，做西域史地，做中外关系或者说丝绸之路研究。这些研究领域不像传统的学术那样有很多现成的目录可以依据，所以我就自己编各种目录，以便快速切换到另外一个领域。

　　这里谈的是“四把钥匙”，其实也和读书的两种方法相关联，就是精读和泛览。古书号称汗牛充栋，研究论著更是日积月累，不断增多。如何驾驭？科技手段的不断提升，比如原本我们都是手抄辑录，现在有了电子文本、数据库，甚至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汇集资料，寻找相关论文。但基本材料，不论是史料还是最权威的论著，还是要精读，比如隋唐史，我们都要精读陈寅恪的著作，因为到目前为止的隋唐史研究很多还是围绕着陈的论点展开的，熟悉了陈著，就有坚实的基础。其他领域都有自己的基本史料和基本论著，这些是要精读的。另外大量的史料和论著，就需要泛览，知道这些书大概讲什么，需要的时候能够找来使用，但不是需要平均用力，花太多时间。

　　这些说起来容易，其实操作起来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就得看自己怎么去做了。我进入专业学习后，先学隋唐史，所以精读《资治通鉴》，建立年代和大事的框架；精读《唐六典》，熟悉唐朝各项制度。有了这两部书，再泛览两《唐书》、《唐会要》、唐人诗文集等，把相关的知识陆陆续续补进来。转入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之后，我就把英藏、法藏、日藏等各地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仔细阅读，甚至不止一遍，熟悉各种文书，后来再扩展到典籍和今人的研究，联系到相关文书中。这就成为我后来从事研究，以及现在教导学生的资料基础。

　　熟悉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人都知道，这些材料大多数在20世纪初被西方探险队攫取到手，分散在世界各地，由不同的专家研究发表。因为多数文献是“挖宝式”地一件或一组地陆续发表，所以做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人需要时常翻阅中外文书刊，不一定在什么地方就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书，有些文书相当于传世典籍中的一篇文章。这也是一种“泛览”，1984—1985年我在荷兰莱顿大学留学时，就翻阅了大量外文杂志（参见《三升斋续笔》，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收获极多。

　　在有了出国机会之后，我就不仅仅是翻阅外文书刊了，而是走访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去寻找原始材料，同时也到处拜访相关学者，请教学问之外，也获取资料。这就是我最近的《满世界寻找敦煌》（中华书局2024年版）中记述的历程，可以说是一种“行读”。

　　最近二十多年来，我更多的是在做中外关系史研究，这项研究需要我沿着丝绸之路行走，边走边读，这其实是另一种“行读”。因为中外关系史不像做断代史那样，没有基本而有条理的史书摆在那里，传世文献材料远较政治史、制度史要少，所以只能从考古、文物和现存遗址中去找材料。于是，只要哪里有重要的中外关系史遗迹，如佛教石窟、祆教祠庙等外来文化的遗存，丝路交通线上的烽燧戍堡，我都要走访；特别像中亚各地玄奘、马可·波罗走过的地方，如果哪里有粟特人墓葬、碑石发现，我都找机会去寻访。这种“行读”不是带着旅游手册去看名胜古迹，而是要先做好功课，准备一路要看的各种考古告、实测地图、遗址平面图等等，边走边读，边看边验证，从中获取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们有时候在一个洞窟中逗留两三个小时，去对读壁画，或释读文字；或者在一个博物馆和考古所库房中，仔细观察一件文物，或收集发表的图录上没有的信息。

　　我一直觉得做学问一点都不枯燥，阅读文献可以和古人对话，畅游在古人记录的世界中；又到处行走，在广阔的天地里不断发现自己在书本中没有见识过的东西。

　　学海无涯，我仍将满世界寻找学问。

　　《光明日》（2025年04月09日 01版）

　　： 光明网-《光明日》

　　其它与其他的区别推荐文章4：亭台楼阁轩榭廊舫 傻傻分不清？看这篇就够了

　　说起传统园林里的建筑，常见的有亭、台、楼、阁、轩、榭、廊和舫等不同类别。它们离当代城市建筑形态比较远，虽时见于书本，但若准确说出其含义、特色，也不是件容易事。今天我们就尝试以一篇文章，帮您快速地入门。

　　亭

　　在金文里，“亭”字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把伞，它像伞一样庇护着下方。这是因为亭最早出现在周代，指的是设在边防要塞的小堡垒。秦汉以后，使用亭子的地方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了人们休息的地方。唐宋以后，亭子的造型越发丰富，建造也更加精细考究。

　　正因为这样，亭子也被纳入了园林设计当中，如果布置得合理，能把整个园林盘活，让园林空间有更好的景观艺术效果。

　　那啥叫亭子呢？从造型上来看，叫有顶无墙，四周是通的。《园冶》这本书中说，亭“造式无定，自三角、四角、五角、梅花、六角、横圭、八角到十字，随意合宜则制，惟地图可略式也”。也就是说，亭子以因地制宜为原则，只要平面稳定，那形式也就基本确定了，变化的地方集中在“顶”上。

　　亭子的顶有攒尖顶、歇山顶、庑殿顶、悬山顶、硬山顶等等。较常见的“攒尖顶”，就是各条戗脊从柱中向中心上方逐渐靠拢，最终集中成一个像伞头一样的尖顶。

　　还有，屋顶的檐角一般都反翘，北方的起翘比较轻微，显得平缓、持重；南方的比较夸张，像半月形一样翘得很高，像是要展翅高飞一样。

　　台

　　“台”在商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盛行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最古老的园林建筑形式之一。

　　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以前的建筑基本是以台为底，但这个“台基”和我们讲的“台”不一样，“台基”指的是建筑物的底座，而这个“台”，指的是一种高出地面的建筑物，方形、平顶。

　　台的作用很多，像用于祭祀的“礼台”，用于宫殿建筑群中的“崇台”，用于观赏景色的“赏台”，用于军事防卫的“御台”，用于观测星象的“天文台”。在江南园林里搭台，它的主要作用其实就很明显了，就是用来观赏景色，比如，扬州瘦西湖里有一个熙春台，相传是为给乾隆皇帝祝寿而修建，上下两层，端庄华丽。

　　楼

　　楼很简单，就是两重以上的屋，所以有“重层曰楼”这么一说。楼的位置，在明代大多数是在厅堂的后面，在园林里一般用作卧室、书房或是用来观赏风景。由于楼高，也常常成为园中的一景，尤其在临水背山的情况下更是这样。

　　楼的大小根据需要和所处的环境而定，面阔多为三间或五间，偶见四间，三间半，或一间半带走廊的；进深多至六间，屋顶大多是歇山或硬山。

　　如果楼在园林里作为主景，它所处的位置应该明显突出，但如果是作为配景，就应该放在隐蔽处。

　　阁

　　如果你读过唐朝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你应该有印象，其中就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描述。据说阁是由古代的干栏式建筑演变而来的，这种建筑分为上下两层，底层是空的，上层则有实际用途。

　　所以，阁其实是一种小楼，形状跟楼差不多，但是四面开窗，比楼更为轻巧多变。阁的建筑大都是重檐二层；也有只有一层的，平面多为方形，或为正多边形，屋顶多作歇山式，或用攒尖顶，经常是建在假山或者高台之上；也有架在水上的，所以又有山阁和水阁的区别。

　　阁在园林中常常被安置在很显眼的地方，原因是要让人在上面能欣赏到四周的大好风景。

　　要说这“阁”，还有一个解释，尤其在南方，楼房上的小房间也被称为阁。所以你看，古代有些女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叫“阁”，出嫁的时候就有“出阁”这么一说了。

　　再有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尊称，阁下，也和这个有关系。说对方所在位置高高在上使人仰视，因此“阁下”可解释为“我在您的‘阁楼（亭台）’之下”。

　　轩

　　轩的意思是“有窗的长廊或小屋”，也是古典园林中起点景作用的小型建筑物，多在高处，从下面仰望，让人感觉有那么一种腾飞的感觉。

　　什么是轩？这个字在《园冶》中说“类车”“取轩轩欲举之意，宜置高敞，以助胜则称”。意思是说轩这种建筑形式像古时候的车，取的就是空敞而又居高的意思。

　　榭

　　在古代建筑中，高台上的木结构建筑叫作榭，因为是用来赏景和休息的，所以只有楹柱和花窗，没有四周的墙壁。结构也随着自然环境不同而有各种形式，比如花榭、水榭等之分——隐在花丛之中的叫花榭，临水的叫水榭。现在的榭基本是水榭，平台伸到水面上，平台四周有低矮的栏杆，建筑开敞通透，体形以长方形为主。

　　南方园林的水榭整体装饰精巧、素雅，而北方园林的水榭在建筑尺度上相应进行了增扩，很有王者风范。有一些水榭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体建筑，而是一组建筑群，在造型上也更为多样化，像颐和园中的“洗秋”“饮绿”两个水榭就最具代表性。

　　廊

　　廊在中国古典园林里算是个功能性非常强的存在，相对于其他建筑来说，它不但有遮风挡雨和交互通连的实用功能，而且还能增加园林景深层次，起到分割空间、增加园林趣味的重要作用。

　　另外，廊自身也是独具魅力的景致，因为廊的形体大多数狭长而曲折，空间轻盈、通透，虚实结合，非常美妙。比如水廊，顾名思义，和水相关，近水而建，廊基一般紧接水面，也不砌成整齐的驳岸，而是顺着自然地势，和园林环境融为一体。

　　再比如桥廊，也有叫廊桥的，又是桥又是廊，一个建筑两个作用。桥廊的选址和造型一般都比较讲究，好看的廊桥在水中的倒影也是不错的景观。

　　舫

　　舫，就是在园林的水面上建造起来的一种船型建筑物，一般分为三段：前舱比较高，中舱稍微低一些，后舱会建一个两层的楼房，可以供人们游玩设宴、欣赏水景。

　　舫这种建筑在中国园林艺术的意境创造中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我们知道，船是古代江南的主要交通工具，庄子说“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着不系之舟”，后来，这被称为“不系之舟”的舫就成了古代文人隐逸江湖的象征，表示园主从此隐逸江湖。

　　比如，苏东坡同学就在一首词里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如何体现“江海寄余生”呢？那就在园林中造一个舫象征船吧。

　　所以，通过“舫”这个例子，我们不得不说，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真的是把浪漫情怀都带到了建筑之中，内心在想啥，看一眼园林就都暴露了。

　　最后要补充一点，园林里的这些建筑物其实并没有严格规定的样式，名字有的时候也会混用，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些问题上面较真儿，因为园林建筑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文/杨学涛（文史学者）

　　： 北京青年

　　其它与其他的区别推荐文章5：戏曲艺术：于行当中见人物

　　：戴谨忆（中央戏剧学院人文学部教授、戏曲编剧）

　　行当是中国戏曲特有的表演体制，反映着演员生、旦、净、丑不同的分工，既是演员表演技艺类型化的体现，也是对戏曲剧目中人物性格的框架式概括，有“一表其人在剧中之地位；二表其品性之善恶；三表其气质之刚柔”的功效。戏曲艺术在演员表演与角色塑造之间建立的这一套完整的行当体系，成为戏曲区别于其他戏剧艺术的主要特性。行当背后所匹配的一整套技术功法、创演体系以及审美方法，为戏曲艺术在中华大地繁生出众多不同的剧种提供了基础。时代发展，戏曲行当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一定变化，然而，演员的表演是否既在“行当内”、又在“人物中”，仍是评价戏曲演员舞台艺术水平的重要标准。

　　京剧“杨家将戏”中的“太君辞朝”选段。资料图片

　　戏曲行当在世界戏剧领域独树一帜

　　西方戏剧尽管流派纷呈，也曾出现过对角色类型的划分和程式化的表演，但却从未形成像中国戏曲这样完整包含唱念做打的程式化系统。行当是中国戏曲特有的表演体制，戏曲舞台上塑造人物，首先要“归行”，即确定用什么行当来演这个人物。戏曲演员先演行当再演人物的表演方式，在世界戏剧范围内都是独树一帜的。中国的诸多剧种，如京剧、昆曲、越剧、秦腔等都有行当划分，不同行当在不同剧种中的演变和应用，又构成了中华戏曲多姿多彩的舞台格局。

　　行当在古代称为脚色，它随着“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形态变化而逐渐形成。行当从唐朝的参军戏当中萌芽，当时主要有参军、苍鹘两个脚色；到宋杂剧时期出现了由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五种脚色分工组成的“五花爨弄”演出形式；元朝杂剧艺术盛行，形成了旦本、末本之中择一人主唱的脚色演唱体制；在与元杂剧对应而生的南戏中，则衍生了包含生、旦、净、末、外、贴、丑多类的丰富脚色；及至明末已有“江湖十二脚色”的划分。明末清初戏曲理论家李渔将脚色传统写进其著作《闲情偶寄》，清末民初谭鑫培、梅兰芳等人开始探索戏曲行当和人物在剧目中的三境交融（处境、心境、情境），由此产生的演出实践中，演员行当做派细腻，刻画传神，引领一代风气，也让戏曲表演走向新高度。正是在一代代戏曲艺术家不断的演出实践和理论总结基础上，戏曲脚色慢慢定格为人们今天所认知的生、旦、净、丑四大行当。

　　在行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戏曲演员不断从古典舞蹈、武艺拳术、壁画塑像，乃至自然山川、飞禽走兽等形态和元素中提炼抽象的神态与具象的样貌，使之服务于人物塑造，最终形成了丰富多元的行当表演技法。这些技法“摹拟其形，摄取其神”，体现着中国人“以一当十”的艺术智慧和“聚类成型”的象征思维，为中国戏曲演员和角色架起一座金色桥梁。

　　掌握行当功法的演员可以不受年龄、身型等影响塑造角色。以7岁的孩童为例，其身体条件虽然与成年角色差异巨大，但凭借不同行当的功法训练，不仅可以灵活塑造角色，还可以做到“一人千面”：如果掌握老生行当功法，在舞台上做派沉稳老练，他就能展示出《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儒雅；如果掌握了花脸的功架，唱念“挂味儿”，便又成了《铡美案》中的包公；若是登台时就走“矮子步”，身形敏捷，一脸机警幽默，观众就会把他与《扈家庄》中的“矮脚虎”王英联系到一起。

　　行当是中国人对舞台人物社会身份和形象特点的感性审美认知。它将现实的人生状况予以艺术化抽象与凝练，将形形色色的人物按照自然属性和社会功能进行类型划分。“生”“旦”行当中所蕴含的对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美好憧憬，“净”“丑”行当中戏谑式的滑稽幽默与插科打诨……戏曲把悲欢离合的中国故事统统摄入固定行当表演中，让观众通过“行当”看“人物”，在歌舞叙事中品赏人生情境的奇妙。

　　京剧《霸王别姬》剧照，左为梅兰芳，右为杨小楼。资料图片

　　演行当还是演人物，是“表现”与“塑造”的分水岭

　　戏曲中的人物塑造，绝非把舞台人物的真实历史展示出来，而是通过传神表演行当，让角色“活”起来。如“包公戏”中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负心汉陈世美，“杨家将戏”的忠君爱国老旦佘太君等，都是通过演员行当的类型化区分与人物风格化处理，塑造出观众和演员心中共同的鲜活真实的人物。

　　戏曲观众既看演员，也看行当，更重视人物塑造。如当年梅兰芳上演《霸王别姬》受到追捧，观众看的就是梅兰芳如何用青衣行当，把虞姬的“神”给“拎出来”。剧中“虞姬剑舞”备受瞩目，也是虞姬告别霸王之情的浓烈表达。梅兰芳特地学了太极拳和太极剑，在剑舞中融入刺、劈、挑等武术动作外化人物心理，“刺”显决绝，“挑”寓挣扎，“收”为认命。行当的包容性和自由度，极大释放了演员的表现力。梅兰芳在高潮处表演“鹞子翻身”时，配合《夜深沉》曲牌的音乐起伏，用柔中带刚的剑舞和“梅花式”走位演绎虞姬“面羽则喜，背羽则悲”的内心挣扎，及至虞姬自刎瞬间，他倒步三颤，水袖垂落，凄美地雕塑形态之“死”，反而让观众心中的那个虞姬“活”起来。

　　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掌握了行当的功法技术，并不意味着就能演好人物。他还需掌握塑造人物内心世界的能力，做到既钻进人物，又能彰显类型化的行当特色，俗称“练死了”然后“演活了”。如老生行当的髯口功中，髯口的吹、弹、推、洒、绕、甩、抖、捋等动作不仅是装饰性道具运用，更是有人物情感的行当程式。在《四进士》中，老生演员周信芳扮演宋世杰，他以头颈发力甩动髯口，靠颈部肌肉的得当控制让髯毛随着气息形成均匀的波浪形态，形成髯口瞬间上扬和髯毛有序的飘动，刻画了人物惊而不慌的性格，塑造出独一无二的“麒派”宋世杰。

　　演“行当”还是演“人物”，实则体现的是表现与塑造的差异，对于演员来说，则是“匠”与“艺”的分水岭。一般的演员，停留在行当关，用固定的行当程式组合去表演人物；较好的演员，开始进入人物关，演绎角色的方法不仅是行当技法，而且着力呈现人物的内在独特之美；有一定造诣的戏曲大家，看似也是在行当中演人物，却能用自身特有的条件去创作角色，并随之产生风格化的个人魅力。如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京剧名家盖叫天通过观察“袅袅香烟的盘旋”，领悟出武生行当身形动态、舞姿气势的奥秘，提升了人物塑造的内涵；京剧武生杨派创始人杨小楼通过对“八卦拳”的研究实践，创作出独特造型的武生行当舞台步法，增添了豪杰人物的英武气度；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的旦行表演，大胆吸收小生、武生行当技巧，甚至将舞蹈、话剧、电影的某些长处也糅进舞台人物的塑造中，推动了旦角行当的发展，形成独具一格的流派艺术。

　　行当艺术如何契合时代审美仍是戏曲创作的重要课题

　　如何看待行当与人物的审美关系，考验着观众，更考验着戏曲创。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谈道：戏曲行当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允许自由活动的，最要紧的是要跟戏紧密结合才行。

　　虽然西方写实戏剧对中国戏曲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中国戏曲创作始终没有离开演员用行当演人物、传神写意的原则。与话剧演员不一样，戏曲演员塑造角色，先要身上有功，动上归行，最后才是外与内的结合，即行当程式与人物体验的结合，相应的中国戏曲训练方法一直存在。在整个过程中，戏曲演员并非采用模仿手法再现人物，而是要在表演中保留行当外在形式美，同时彰显人物内在的个性与气质，即通过程式创作的形式先赋予人物形貌，再深入人物内心表现其精神世界，完成内外统一的饱满人物形象塑造，达成“情、理、技”三者高度统一。

　　近几年，戏剧界引进了许多国外戏剧训练方法，吸引了一批年轻的戏曲人。他们坚持“情、理、技”统一的创作思维，用斯坦尼心理动机分析法赋予行当新的情感，如以老生“摔僵尸”表现现代人崩溃的心理痛苦，化用旦角“卧鱼”身段模拟现代人进入幻境前的姿态，借用净行“转眼珠”展示人物情绪癫狂的心理逻辑……这些探索将现代人物具体性格融入与之相应的行当表演，境与神（思想）合，神与貌（人物）合，貌与形（行当）合，探索和打造着新的行当技法。

　　戏曲行当如何守正创新，直接关系到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如何巧妙化用行当技法，使行当艺术契合当今社会和时代的审美需求，顺畅搭建起古典人物与当代生活之间的对话桥梁，始终是当下戏曲创们的重要实践课题。继承精华、寻求创新，推出有行当、出人物、又出戏的佳作，让观众认得清、看得懂、得其神，是当代戏曲舞台的追求，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展示。

　　《光明日》（2025年04月09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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