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例分析：第五次反“围剿”战役

　　引子

　　＊本文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一）（1984年10月）

　　正文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役

　　（一九三三年九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

　　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由于当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了党中央，拒绝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极力推行消极防御和错误的作战原则，使红军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辗转战斗在敌军堡垒之间，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屡遭失败，最后被迫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使主力红军和根据地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和挫折。

第一、战前敌我一般情况

　　蒋介石在连续四次“围剿”都遭到失败以后，更加穷凶极恶，不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热河、华北地区的侵略，调集了约五十万兵力，积极准备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所谓军事、政治、文化的总的“围剿”。其部署是：北路军（主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指挥三十三个师另三个旅和一个税警团，分别集结于南昌及其以南的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丰、硝石，南城、临川各地区，担任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攻任务。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指挥九个师另三个旅，分别集结于峡江、吉安、泰和、万安以西地区，担任围攻我湘赣、湘鄂赣根据地和阻止我军向赣江以西机动的任务。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另一个旅，分别集结于上杭、武平、寻邬、安远以南地区，任务是阻止我军向南发展,并相机向会昌、瑞金方向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蒋介石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这次“围剿”改变了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首先消耗我军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压缩我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我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目的。

　　第五次反“围剿”前，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跨越湘、赣、闽、粤四省；红1方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八万余人，广大军民斗志旺盛。一九三三年春，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政策，党在白区的群众基础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加上其他原因，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秋，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华夫）也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样就使“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以全面贯彻。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全面否定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主张红军进行大战后的休整，对敌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围剿”不作准备，极力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不切实际地确定了一个“分离作战”的方针。七月初，以红3军团和第19师及第21师的第61团组成东方军，入闽到顺昌、将乐、清流、连城地区作战，八月又令红1军团和第14师及四个独立团组成中央军，在永丰、乐安、宜黄地区作战，实行“两个举头打人”，企图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求胜。结果，中央军除歼敌筑碉部队约三个团外，因未找到战机，置于无用武之地；东方军则打得很疲劳，战果甚微。这种“分离作战”，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当敌人大规模“围剿”到来时，使红军处于仓卒应战的不利地位。

第二、战役简要经过

　　第一阶段：继续推行进攻时的冒险主义 （一九三三年九月至十一月）

　　敌人在完成一切准备之后，乘我军东西分离之际，开始了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顾祝同指挥的北路军所辖第8纵队第5、6、56、96四个师，于九月二十五日由南城经硝石首先向我黎川进攻。二十八日敌占领黎川，并企图继续南进，切断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以便其各个击破。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命令东方军从福建的将乐、顺昌地区北上就敌，收复黎川；同时命令中央军进攻与牵制南城、南丰之敌，以配合东方军的行动。十月七日，东方军在黎川东北之洵口与敌第6师第18旅不预期遭遇，全歼该敌，打了个胜仗。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全然不知初战之重要，不看此战将必然引起的变化，竟于十月九日又贸然命令红3、5军团去进攻地处白区敌有重兵扼守，又有巩固阵地的硝石，战至十三日，累攻不克，被迫撤出战斗。十月二十二日，又命令红5军团去进攻敌第5师守备的白区据点资溪桥，连攻四天又未攻克。十一月十一日，再令红3、7军团脱离根据地，去进攻敌战略要点临川附近的浒湾、八角亭等地，企图以调动南城、南丰之敌就歼，战斗三天，我军遭受重大伤亡，既没有夺取浒湾、八角亭，也未能调动敌人，再次被迫撤出战斗。此后，红3、5、7军团即辗转于临川、黎川、金溪等地区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

　　第二阶段：实行防御时的保守主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在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碰壁之后，便畏敌如虎，转而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军事保守主义方针。他们一面命令我军沿根据地正面修筑工事坚守，一面又将几个主力军团东西频繁调动，对依托堡垒推进的敌人实行所谓“短促突击”。

　　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第19路军，因不满蒋介石卖国投降和排除异己的政策，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并与我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即由北线抽调约九个师的兵力，沿光泽、邵武、顺昌南下进攻第19路军。这一形势，于我打破敌人“围剿”是十分有利的。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没有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的策略思想，也没有乘机将主力转到外线，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以打破敌人“围剿”，同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而命令方面军主力红1、3军团和红9军团第14师，到西线永丰地区会同刚组建的西方军，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同敌拼消耗。因而使蒋介石能够在镇压“福建事变”之后，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将南下的部队组成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进一步完成了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四面围攻的部署，重新开始了对我之进攻。

　　三月上旬，敌以北路军第8纵队的三个师和第5纵队的两个师，由黎川、三都圩向团村及其以南进攻，我红3、5军团奉命阻敌未成，被迫退守德胜关。继之，红1、3、9军团，又对沿南丰向三溪圩推进之敌实施“短促突击”，战斗失利，我伤亡两千二百余人，俘敌仅三十余。自此，敌人开始集中主力于北线，大肆向我发动进攻，企图首先夺占广昌，打开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北面的门户，尔后会同各路“围剿”军进占我根据地中心区。

　　四月十四日，敌攻占甘竹后，罗卓英指挥的第3、5、8纵队共十一个师，成梯次配置，沿吁江两岸十华里正面上，采取堡垒战术和交替前进的方式向广昌推进。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则调集红1、3、5、9军团共九个师的兵力，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采取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与敌人拼消耗，苦战十余日，虽予敌以杀伤，但自己伤亡达五千五百余人，被迫于四月二十七日放弃广昌。不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又将方面军主力东调去保卫建宁，再次打了一系列“短促突击”式的阵地战，均一一失利，又被迫于五月十七日放弃建宁。

　　七月上旬，敌人调整部署后，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依托堡垒,五里一推，十里一进，从六个方向，同时开始了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的全面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又采取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同敌人硬打硬拼，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阻住敌人。从而使消极防御的战略发展到了极点。其部署是：以红3军团第6师和红21师，在兴国西北地区，

　　抵御敌第8纵队的进攻；以红8军团第23师及部分地方武装，在古龙冈以北地区，抵御敌第6纵队的进攻；以红5军团第13师，在头陂、宁都之间，抵御敌第5纵队的进攻；以红3军团第4、5师及红5军团第34师，在驿前以北地区，抵御敌第3、10纵队的进攻；以红1、9军团和红24师，在朋口、连城以西地区，抵御敌东路军的进攻；以红22师在筠门岭地区，抵御敌南路军的进攻。为了阻住敌人，在此期间，我军进行了高虎脑、万年亭、驿前、高兴圩和温坊等战斗，但都是短促突击、节节抵御的阵地战。这种“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不仅未能阻止任何一路敌人前进，反而给敌人提供了各个击破我军的机会，使我各路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仅驿前以北的防御战斗，就伤亡两千三百余人。至十月上旬，敌人相继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红军已完全陷入了被动。

　　第三阶段：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

　　当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之久，根据地日益缩小，我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已无可能的情况下，本应经过必要的休整，突破敌人围攻线，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带去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新的根据地，以争取打破敌人的“围剿”。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在军事指导上的保守主义遭到破产以后，完全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失去了打破敌人“围剿”的勇气。因此，在定下突破敌人围攻、转到外线的决心后，惊慌失措，在突围之先,既没有对群众进行思想动员，又没有进行必要的休整，而是消极避战，仓卒逃跑。除将各军团一些必要的防御任务交由各军区地方部队接替，留下部分武装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外，各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于十月十一日前，先后到达于都、瑞金地区集结，二十一日发起向于都以南、会昌以西的突围战役。这样，在逃跑主义的指导下，红1方面军和中央、军委机关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搬家式的战略转移。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以失败而告结束。

第三、主要教训

　　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虽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英勇奋战，但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完全否定毛泽东等依据当时敌我双方具体条件提出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而推行了一套消极防御的方针和原则，结果不仅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反而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主要的教训有以下几点：

　　一、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冒险主义方针

　　当强大敌人四面围攻开始，并已占领黎川，企图继续南进、割裂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以造成各个击破红军的态势时，我本应实行有计划的战略退却，以保存军力，待机歼敌,争取打破敌人“围剿”。而“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却震惊于一城一地之失，不看初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从轻敌的观念出发，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实行冒险进攻，频繁调动我军主力去攻打敌人守备巩固的白区据点，使敌人乘我分离作战之隙，向我发动全面进攻，我军则一再被动就敌。

　　二、推行军事保守主义，只讲防御，不要进攻

　　当实行冒险主义进攻碰壁，“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成，敌人已进入根据地，我被迫进行防御时，“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又由轻敌转到畏敌如虎，在战略上防御，战役战斗上也只讲防御，把方面军主力分散在广大的战线上，搞所谓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结果，既无后方补给又还相当弱小的红军，在旷日持久的作战中，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和损失。

　　三、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实行逃跑主义

　　“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决定率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时，事先既不在部队中传达动员，甚至也未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讨论。简直是把这个关系到根据地内数百万基本群众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当成了儿戏。致使诸如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当前和今后的任务是什么，部队向何处去等等问题，大家都搞不清楚。从而给以后地方的对敌斗争和中央红军突围后的行动，都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四、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作战原则

　　对敌调集重兵，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围剿”，不仅不积极的准备，还不切实际地以方面军主力组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个集团，进行分离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否定红军行之有效的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采取单纯的阵地防御和所谓“短促突击”，去对付强大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与敌人拼消耗；在敌我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反对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而是在战役上以持久对持久，企图以此达成战略上的速胜，结果是从反面帮助了敌人;在兵力使用和作战指导上，不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是分散兵力打击溃战，不仅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结果在战斗中遭到不应有的削弱。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它表现在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分析这一教训时深刻指出：“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但经过遵义会议，已从血的教训中彻底纠正过来。

　　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一）（1984年10月）

本文标题：战例分析：第五次反“围剿”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