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是一句过时的判断，因为现在，起风了。


　　平地波澜。


　　在成都、在广州、在上海，一些群众在与社区、街道办就疫情管控政策闹矛盾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有一些警惕的群众发现，这些发声者有少数来自于境外。


　　在社交平台、在朋友圈，有不少评论，鼓吹外国的疫情政策，让人们能自由来去，同步指摘国内的动态清零政策，不乏一些大V或援引，或直接转发进行呼应。而最近，因核酸检测结果屡屡做假的深圳核子基因公司登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这些评论中，一些谣言也适时出现，而且显然来者不善，其中最厉害的一条是，深圳核子基因公司的创始人是将军张蕴钰之子。


　　尽管张蕴钰将军的后人及时出来辟谣，不过这起谣言的产生结合发生在一些地方的不和谐声音，让人不得不生警惕——借个别企业的不法行为，挑起内部矛盾，将内部矛盾演化为敌我矛盾，达到他们祸乱中国的目的。


　　对此，我们不能只是警惕而毫无作为，而要主动作为，那该怎么办？


　　以古鉴今。


　　在新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类似的场面。


　　在1951年底，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


　　当时的中国，一方面要搞经济建设，一方面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压力山大，但是在各地已经发现了多起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其中最典型的是原天津地委书记和专员的贪污腐败案、重工业部为下属厂假造开支500多亿元案和财政部发空饷400多亿元案。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掀起“三反”、“五反”的运动。


　　据统计，“三反”运动共发动了全国380多万人参加，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有10万多人，经审理定案，其中绝大多少免于处分，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缓9人，死刑42人。


　　随后乘胜追击，国家针对不法商人，发起了“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毛泽东在一份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在这些问题上对于我党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


　　打击这些商人的原因是，根据当时的地方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重大贪污案件，都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如当时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王康年，贿赂志愿军军需用品采购员，致使大量的过期药、假药和伪劣医疗器材投放到抗美援朝战场上，给受伤的志愿军战士带来二次伤害，造成一些将士牺牲。


　　“五反”运动一开始，造成了一些地方经济暂时的停滞，很多工人因此失业，生活受到影响，他们对“五反”运动开始表示不满，一些藏在大陆的美蒋特务就借此兴风作浪，大造谣言，使“五反”运动受挫。


　　不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祭出分化瓦解的一招，将商户按照完全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来划分，重点打击后两者，而且对于违法行为的时间追算做了具体规定，比如偷工减料和偷税漏税只补到1951年，以前的免予补退，其他三项违法行为和违法所得，也只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后开始计算。


　　这一招使“五反”运动得以顺利进行，包括上海大资本家荣毅仁家族，因被评为守法户，从旁观者变成支持者。到1952年6月，“五反”运动告一段落，参加运动的99万商户中有97%被认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全国经济得以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中国在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后，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同时贪污腐败案件也频发，特别是一些高干子女利用特权，倒卖指标和条子，就可以赚到不菲的收入，引起群众极度不满，再加上当时国际风云变幻，处理贪腐成为重中之重。


　　邓小平在1986年针对上海的陈小蒙、胡小阳等特大强奸、流氓团伙案评论时说，这件案子判得好（首恶三人被判处死刑），要继续狠抓下去，人们对我们的信心，包括国际上的信心，才会建立起来。


　　后来，国家又发布了一条特殊的规定，这个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对高干子女利用特权经商做出了明令禁止，赢得了广大群众信任，国外搞颜色革命的人也失去了搞事的借口。


　　当下针对一些企业在疫情期间实施不法行为进行敛财的行为，政府应该会出重拳予以打击，只是何时出拳和如何出拳的问题。


本文标题：起风了！警惕颜色革命借疫情乱象祸乱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