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葆初（中）同战友曾元三（左）、黄克勤（右）合影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解决了新军阀混战，回过头来调集大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围剿”。 其时，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在鄂南一带已呈燎原之势，以大冶、阳新、通山为中心的鄂东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0年，新编第10师进驻鄂南，分驻于崇阳、通城、通山等县（据鄂南特委周然1931年3月12日《关于鄂南情形向中央的告》，“各县至少一团人。”）师部驻崇阳县城，师长谢彬（贵州铜仁人）。 该师进驻鄂南后，配合其他驻军对鄂东南苏区发动多次“围剿”，以袭扰、破坏和封锁等方式，不断分割苏区，企图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为应对国民党军对苏区的“围剿”，党组织决定派地下党员舒葆初打入国民党新编第10师策划官兵反正，以瓦解敌军，壮大红军力量。 舒葆初，又名舒宗元，1906年5月2日出生于贵州省瓮安县平定营高枧坡一户农民家庭。7岁时入当地私塾读书，1921年毕业于瓮安简易师范，1922年任教于梭罗小学，次年调岩坑国民小学任校长。 1925年，舒葆初受时代影响，考进黔军李晓炎部军官讲习所学生队学习，与饶盛尧、曹剑伯、牟龙光、曾元三、文安庆、白明仁、黄蕴中等为同期同学。1926年北伐军兴，军官讲习所第1期随军进入湖北恩施。舒葆初与20多个同学一道被派到巴东、宜昌、宜都等地随军部作宣传工作。


舒葆初烈士故居 不久，舒葆初约同白明仁去武汉，经北伐军五省联军总司令部第五边区总司令陈纯斋（贵州平坝人）介绍见到了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秘书长林伯渠，由林伯渠推荐到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政宣队汉阳支队作宣传员。 宁汉合流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舒葆初因有共产党嫌疑遭到清洗，回黔军第43军（军长李晓炎，贵州贞丰人）军部任少校参谋。1928年，李晓炎准备回黔与周西成争夺黔政，舒葆初等一帮下层军官担心糜烂乡帮而主动辞职，与龚速度（贵州贞丰人）、文安庆、曾元三一道到南京考军校。 由于文安庆、曾元三盘缠不济，滞留武汉，投入罗启疆部。舒葆初与龚速度则考进了陆军经理法规研究所，经过半年的学习期，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分配到杭州警官学校任总务科长。 舒葆初到杭履职时路过上海，与在此谋职的牟龙光一道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购买《社会科学大纲》、《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共产党宣言》等书，回到法租界牟居住的京都公寓后，看了两个星期才回杭州。 1930年，舒葆初由杭州警官学校调到武昌军政部第2被服厂任会计，次年考入陆军中央军校（南京）军官补习班，在南京相遇了住在南京大沙帽石将军巷作反蒋（国民党改组运动）地下活动，且在武汉曾介绍舒葆初见林伯渠和陈纯斋，以及与舒葆初同为贵州瓮安人的冷少农。 其时，冷少农受周恩来派遣在南京从事地下活动，是南京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公开身份系国民党军政部部长办公室少校秘书。在此期间，舒葆初经冷少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后，舒葆初由南京党组织介绍到武汉长江局，长江局便派舒葆初打入国民党新编第10师。 新编第10师，系黔军第43军李晓炎被打败的余部数千人重组的部队，1929年冬，原第43军副师长谢彬奉何应钦之命，在黔东一带召集旧部重组部队，得新编第10师番号。 舒葆初有在黔军第43军从军的经历，内部又有不少瓮安同乡，打入新编第10师开展工作有一定基础。新编第10师在汉口原英租界址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唐寿南（贵州凯里人）任办事处负责人，舒葆初通过这老同事进入该师。 新编第10师为轮训其两旅四团下面的班长，专门设立了一个军士教导大队，驻崇阳县城东门。 舒葆初到新编第10师后，被分派到军士教导大队任上尉中队副。曾在黔军第43军军官讲习所的同学饶盛尧、曹剑伯随后也分到教导大队。饶、曹初到时，舒葆初同他们一起照了一张合影，照片洗出来后舒葆初在照片后面题下这样一段话送他们：“久别又重逢，满眼云烟正横流，端赖吾人奋斗。朋友，当心，要随世界潮流挺进，不要随环境沉浮。” 据饶盛尧《回忆录》追忆：舒葆初，由外形看，身体瘦弱，但其精神饱满，举止刚健，不论在操场还是在野外，他对学兵示范既准确又耐心。讲堂上课，更受听讲者欢迎。平时畅谈时事，大家都争相乐闻。此时的舒葆初，除在教导大队获得学兵的信赖外，在师部高层如参谋处及至师长谢彬，由于考查学兵的受训情况，对舒亦寄有好感。 有一次，教导大队为结合教学，外出执行一项护送商船的任务。中途，学兵在搜索演习中，发现有人聚在隽水河岸一座庙内开会，逮捕了三个着便衣的青年，疑为共党分子，他们先遇舒葆初告经过，舒葆初随意问问，即命令放走，以后大队副谢士俊（师长谢彬的侄子）知道追问时，学兵们回答是舒队副叫放的，谢士俊就未深究。由此事看，舒葆初在教导大队里，所有官兵平时对他不仅是相信而且有好感。 舒葆初打进新编第10师后，利用在军士教导大队的几个月里，与下属打成一片，营造出了一个在反共政治高压分围下的外紧内松的特殊环境。 在合法身份的掩护下，舒葆初先后发展了莫德维（贵州遵义人）、黄克勤（贵州遵义人）、沈朴仲（贵州遵义人）、宋应达（贵州郎岱人）、李光庭（贵州松桃人）、周庭贤（贵州普定人）、郭绍藩（贵州松桃人）、张杰、毛毳等人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舒葆初任支部书记，党员中多为中下级军官。 1932年3月，长江局指派地下党联络员王觉夫（又名汪超海）到崇阳，秘密会见舒葆初，传达了上级关于发动兵变的指示。舒葆初随后在位于营地以东的郭家岭凌云塔内秘密召开支部会议研究部署兵变行动计划。会议上，大家分析了师长谢彬系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亲信，反动立场顽固，难以策反，舒葆初决定以在师部候差的周庭贤作内应，杀掉谢彬。县城兵力较少，以军士教导大队足可制胜。 兵变计划正在蕴酿、部署之时，郭绍藩突然变叛，把全盘计划偷偷地告诉了旅长刘竹铭（贵州松桃人）。当时师长谢彬不在崇阳，为了稳住局面，刘竹明嘱咐郭绍藩不要声张，一边与党部书记长毛定松（贵州松桃人）商量对策，一面急速派人转住在汉口的师长谢彬。 谢彬回崇阳后，立即召集副师长陈宏远、参谋长马守援等商定对策，随后便开始大拘捕，株连了二十余人。 经突击审讯后，舒葆初、宋应达、莫德维、黄克勤、周庭贤、毛毳、张杰等七名共产党员先后被处死于崇阳城东老桥边桑园沙洲上，有的被枪毙，有的被用刺刀捅死。中共党史把这一事件称为“崇阳惨案”。七名死难者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体就近葬河对岸荒草坪（今中津洲绿化广场）。 1950年，郭绍藩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前，曾在坦白材料中交待：“莫德维被害时，谢彬曾同他谈了一夜的话，没有谈过他（舒葆初），后来莫德维还说要杀只杀我一人，他们都不知道个哪样，杀我后只望给我立个石碑，上面给我写上共产党员莫德维就行了。” 舒葆初被审讯时，与谢彬开展激烈辩论，气得谢彬说要割掉舒葆初的舌头。据饶盛尧在《回忆录》中追忆，他同杜仲一、曹剑伯、罗玉峰等因平日与舒葆初关系亲近被迫勒令离开部队，经武汉回贵州在武昌待船时，听罗玉峰说：“舒二（对舒葆初平时称呼）这样个文弱书生的样子，死得那样沉着勇敢，实在令人感动啊！特务连参加执行的士兵（原教导大队学兵）事后谈及舒葆初时说：‘舒葆初在去刑场的路上，表现了视死如归精神，他问我们是用枪还是动刺刀，我们答绝不会用刺刀，队副放心，他说，我是随便讲的，同是一死嘛。我们又问，你有什么要交待的吗？他讲，如果情况许可，我死后你们替我搞个坟堆，找块石头写上中国共产党党员舒葆初之墓。大家听了用难过的心情回答他：当尽力办到。’” 据有关文献记载，舒葆初被害后，还真有人用木板写上“中国共产党党员舒葆初之墓”插在烈士的坟头上，只是当时政治环境恐怖，其后不知被谁丢到河里去了， 曾与舒葆初在一个中队的冉异群也在《回忆录》中追忆，他平时常看到舒葆初在河堤上晨练跑步，那天深夜先是听见河堤那边有人高呼：“共产党万岁！”随后就听见响起枪声，以后就再也没看见舒葆初了。 新编第10师在舒葆初“崇阳事件”后，更番号为第85师，随后调福建驻防。 （系贵州独山人，现居广东中山，著名抗战史研究专家，长期从事民国史研究。《百代周刊》特邀主笔。）：康振贤编辑：温成鸿 编审：冉婷婷 李峤橦审核：李永春 监制：王富刚




本文标题：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红色瓮安的百年之变｜舒葆初崇阳事件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