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杨顺德

　　整理：杨卫真


　　1970年底，北京化纤学院的老师和干群们在喜获了秋季丰收的果实之后，大家都高高兴兴准备返回北京了。有关方面通知，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工业建设人才，批准化纤学院回北京建校招收学员。趁着这大好时机，我们组织了学院在江西的老师和员工们到红色老区参观学习，先后到了萍乡、井冈山参观访问，在回去的路途上，又顺便参观了毛主席旧居——韶山冲，对老师们的教育不小。到达北京后我们先住在北京纺织局设计院，因为原来的院校所在地在文革中已经被上级批准改建成了一个工厂。


　　到北京安顿下来后，我们本以为可以恢复教育，招收学生了，正当我们开始筹备这方面工作时，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又开始了——“清查5、16运动”。


　　这次运动的起因要从“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说起，这本来只是北京的一个受极左思潮影响而自发建立起来的学生组织，1967年8月，在几个群众组织头头的煽动下，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涉外事件，周恩来总理在火烧英代2个小时后就对造反派和红卫兵发表了讲话：“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火烧英代办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任何外交行动应由政府决定，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就使我们输了理。”


　　对于这些过激的行动，当时中央已向英国道了歉，并赔偿了经济损失，但不久后就做出了此事是反革命事件的结论，“5、16”红卫兵团成了反革命组织，并于1970年初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深挖“5、16”分子的政治运动。主要是林彪及“四人帮”从中作梗的缘故，他们心里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借此打击迫害所有对他们的行径不满的革命群众。


　　这场运动伤害了不少群众，很多学生、老师并没有参与火烧英代办处大楼，只是去现场看了热闹，有的甚至根本没去现场，只是对现状有些不满，就被认定为“5、16分子”，成了被审核的对象。对重点人物，还尤其是各单位各派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们要进一步审查。而一下子很难把群众和头头分开，这样，一些群众又成了怀疑对象。清查5、16分子运动，对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影响很大。军宣队实际上是站在领导的立场，站在某一造反派的角度上去审查、批判另一派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或负责人。


　　对于原来和我们关系较好的同志，因为这个运动一下子又变成了我们的对立面。现在每每想起这些事情不免有些后悔，当时心里其实已经有些不情愿，但没有办法，这是上级领导也是党中央布置下来的任务，庆幸的是我在这场运动中并没有采取什么过激的行动，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是对当时受审核的对象态度生硬了些，整个这场运动，我还是一个右倾主义者，对于我这种态度，一些极左的同志还曾对我有些不满。


　　这一场既不能深入，又不能收场的政治运动一直搞了近半年的时间，幸好我们是一边抓运动，一边抓学校恢复教育的准备工作，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这场运动才不了了之，我们的工作、思想压力也随着解放。


　　化纤学院重返北京后，由于校址问题没有得到顺利解决，为了尽快复教，不得不临时和北京化工学院合并。我当时被任命为化纤系党委书记兼团委书记，这个工作对我来说仍然是不习惯，虽说比搞运动要轻松多了，但对学生工作还是不怎么适应，幸好我有点文化，在部队上又锻炼了多年，工作一段时间后也就慢慢适应了。这个系71年开始招生，新招生的学生三个班加起来也仅有一百多人，老师也有一百多人。72年底，又扩充了春季班，我和系里的几个人被派遣到东北黑龙江省去招收新学员，名额是50人，主要条件是北京下放到各农场锻炼的知识青年。人数虽不多，但却分散到齐齐哈尔、漠河、黑河、海拉尔、加格达奇等地区。我这个招生组长又得分赴各地协调检查其他四个人的招生工作。


　　东北在我国属于寒冷地区，而恰恰我们去的时候元旦至春节期间正值最寒冷的季节。我有幸亲身体验了一下零下三十多度的寒冷生活。这儿的招待所、住房都有火炕，少数地方像北方大厦、齐齐哈尔招待所才有暖气。晚上睡觉的时候并不感到很冷，但每次外出时我们都必须戴好防寒的衣具，如口罩、大衣等，走到室外，面对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即使鼻子里呼出的是热气，也会迅速在自己眉毛上结成冰块。幸好那个时候年纪还不算大，在部队又吃过苦，对这寒冷的冬天并不觉得怎么艰苦，当然这和每天忙于招生工作，不停地奔波劳碌几个地区的紧张的生活也有关系。


　　这些在北京长大的学生们，十六七岁时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下放到偏僻、艰苦、寒冷的黑龙江，远离父母，从事农业劳动，自食其力，生活虽很艰苦，但身体个个都很健康。我们每到一个知识青年定居点，他们都把我们团团围了起来，把我们当成从家乡来的亲人，热情地招待我们，并做出他们平时爱吃的东西给我们吃。


　　从心里讲，我多想把他们全部招回北京，到大学里去深造，因为他们都还是孩子，正值受教育的年龄，可现在却都在这里进行艰苦的劳动。无奈由于招生名额极其有限，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如愿以偿。其间还要经过生产大队的推荐，公社、县级批准，最后能幸运回到北京的加起来才50人，而那年北京的大学到黑龙江招收的知识青年加起来也不过一千人，当时能有幸回到北京上大学深造的的知识青年少之又少。后来还是邓小平有远见，把当时从各大城市下放到各省边远地区接受劳动教育的知识青年全部返回了城市，有的直接安排了工作，或者顶替父母所在单位工作的岗位，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充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1971年秋天，军委对我们这些在京参加“三结合”的部队工作人员作出了重大决定，大部分要撤出各自的三结合单位。有些部门实在一下子不能离开的，因工作需要顶多只能留下三分之一。我们这些部队的一般干部，大部分既缺少文化，又没有领导知识分子的工作经验，我们从江西来到北京化纤学院的解放军成员，也大部分离开了工作近两年的工作岗位。而我自70年到达这个单位，患了高血压病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血压长期固定在95—150之间，虽然经常服药治疗，但工作环境得不到改善，工作压力很大是造成高血压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回部队。后来我们回到部队后才知道，我们是在执行毛主席的“将帅归位，小兵回营”的最高指示，全军大部分参加三结合的人员都相继回到了原部队。


　　以上为我父亲回忆录原稿


　　幸好我有点文化＿＿父亲提及自己时总是十分谦虚，在解放前我父亲读到初中毕业，到部队后由于表现突出，数次被派往军校学习，上图为1965年1月我父亲取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毕业证书。


　　第一段提及1970年组织北京化纤学院在江西的老师和员工们到红色老区参观学习，先后到了萍乡、井冈山、韶山冲等地，以上为我父亲在参观学习期间的照片。（第一张合影第二排中间为我父亲）


本文标题：剿匪后的军旅生涯（二十一）清查516运动及远赴黑龙江招收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