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主席利用赫鲁晓夫寿诞之机，给苏联下了一招“好棋”

　　1953年斯大林逝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位工人的儿子在以“鬼蜮”手段清除了贝利亚等政敌之后，成功上位“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并自此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时间一转来到1964年，赫鲁晓夫这位曾经的有志青年，即将在这一年的4月17日迎来他的70岁生日，值此时节，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国家、非社会主义国家，对赫鲁晓夫的“祝寿贺词”纷至沓来，而其中一封就来自距莫斯科万里之遥的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中苏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便开始交恶，而60年代旷日持久、针锋相对的“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轮战”，更是一步步将中苏关系降温至冰点。

　　因此1964年，无疑是双方几乎撕破脸皮的一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却在赫鲁晓夫寿诞前一个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亲自嘱咐与会者注意为赫鲁晓夫“祝寿”一事，不免让人深思其中究竟蕴含着什么深意。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

撤专家，搞论战

　　自斯大林去世之后，上任的赫鲁晓夫便一改“慈父”的威严，软化了自身态度。

　　与此同时，苏联在对待其余一众社会主义国家时，也无愧自己“老大哥”的“家庭地位”，援助了包括中国在内，为数不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可好景不长，赫鲁晓夫在一步步彻底夺取了斯大林遗留的权势之后，也开始一步步地“原形毕露”。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抛出了一份他撰写的秘密告，并以十分激烈的口吻批判了苏联的前任最高领导人——斯大林。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无疑让中国领导人感到些许不悦，而赫鲁晓夫此后提出的所谓“三和路线”，以及对马列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这一词句的修改，更是让人看出了苏联修正主义的苗头，中苏关系也自此出现裂隙。

　　赫鲁晓夫和斯大林

　　而在这之后，中苏双方再度在诸如对印关系，炮击金门等事件上，展露出各自态度上的差异，尤其在1958年的长波电台以及中苏联合舰队的问题上，毛主席甚至指着访华的赫鲁晓夫质问：“你告诉我什么叫联合舰队！”

　　总而言之，伴随着赫鲁晓夫上任以来，在中苏两党关系上施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以及苏联本身修正主义的肆虐，中苏两国的关系可谓一降再降。

　　1960年，苏联毫无征兆地单方面撕毁同我国签订的600余个合同，撤走了全部的援华专家，妄图通过经济、科技上的压力逼迫中国就范。

　　事与愿违的是，苏联的举动非但未能让中国屈服，反而严重激起了中国党和人民的强烈愤慨。也正是因此，我国的领导人才痛下决心，决定中国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同年6月底，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公然攻击了我国代表团，批判我国内政，而在场各国之中，只有阿尔巴尼亚表示了对我国的支持，其余国家要么态度暧昧，要么跟随苏联进行对我国的围攻。

　　1963年7月3日，赫鲁晓夫指挥苏共中央发表了一篇名为《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展露出了他反华的真面目。

　　作为回应，我国中央在9月6日也展开了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抨击，发表了著名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俗称《一论》。

　　中苏论战也就自此正式开始，而中苏关系也在论战中一步步来到了“冰点”。

　　赫鲁晓夫

争夺国际舆论，中国不是“分裂”的罪魁祸首

　　1964年3月，就在中苏论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毛主席正在一如往常地筹备“他离开北京到各地组织视察”的工作。

　　在南下离开北京之前，毛主席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次会议上，毛主席结合当下中苏论战的局面，因势利导，提出了利用赫鲁晓夫寿诞之机，更好掌握国际社会舆论主动权的计划。

　　毛主席在会议上这样说道：“今年4月是赫鲁晓夫的70岁生日，我们可以致电祝贺，不过我想，既然要打电，那就不能只是礼节性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也要讲一下。”

　　当其余与会者询问要谈什么样的实质性问题，以及要怎么谈实质性问题之后，毛主席抽了口烟这样解释道：“我们要致电祝贺赫鲁晓夫的70寿辰，赫鲁晓夫不是要反华排华吗？他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摆明自己的态度，他越是要打压，我们越是要友好，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让国际社会看清我们的态度，争取国际舆论的主动性。”

　　不得不说，毛主席这个主意无疑散发着睿智的光芒，在中苏关系恶化至此的当下，完全不失为一着好棋。

　　带领苏联访华人员参观

　　最终，毛主席的上述策略得到了中央常委的一致认可，并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中央常委中的邓小平同志，邓让他带领一些编辑们负责电文的撰写工作。

　　3月末，就在毛主席准备前往南方各省视察的前一天，毛主席突然交代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副主席等人，称电文在撰写完成后，需要传给他过目才能正式发出，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此次“祝寿”的重视程度。

　　4月10日，毛主席在视察湖北武汉之后，取道南下，来到了湖南长沙，接见了不少外国党派负责人，谈论了不少国际问题，日程十分紧张。尽管如此，毛主席还是在12日会同匆匆赶来的写作班子们，就已经完成的“祝寿电文”进行了讨论。

　　在电文的初稿中，撰稿人在北京起草的贺电篇幅较长，并且在其中写到了关于中苏两党的之间存在着分歧与争论，这让毛主席感到不妥。因此毛主席就对主要负责此事的邓小平解释道：“我不赞成这样的写法，这样的写法只能让苏联认为我们又在同他们争论。”

　　身为《人民日》总编辑的吴冷西追问道：“那应该怎样写才好呢？”

　　毛主席不假思索道：“要点出这么个意思，尽管中苏还有分歧，但是中国愿意加强团结，而且最好能让这份贺电登上苏联的《真理》什么之类的，让他们能刊登发表出来，这样才好让世界人民看出我们的诚意嘛。”

　　得到毛主席指示的撰稿人，马上开始对贺电的修改，并在4月14日将经过修改的文章终稿交给了毛主席过目。毛主席对经过修改后的文章基本表示满意，但在几经思虑后，毛主席又亲自动笔修饰语气，增加铺垫，还分别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添加了一句话。其中，开头加上了“亲爱的同志”几个字，柔化态度，在末尾添加了“让帝国主义在我们面前发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这句话，表示了中苏有着共同的敌人。

一张一弛，与赫鲁晓夫的下台

　　对于毛主席的修改，撰稿的工作人员一致认为认为这是点睛之笔。而稿子修改完成后，毛主席吩咐负责人立即将文件传递给北京，请中央各个领导再行过目，并表示，希望在电文的最后附上毛、刘、周、朱四人的署名。

　　最终，经毛主席修改的文稿作为定稿，在北京时间4月16日晚间，以电的形式发往莫斯科，并在莫斯科当地的17日当天被载于苏联媒体。而我国媒体也趁热打铁，在当天晚些时候通过广播的形式，向国内各个行政机关的党员干部，工作人员，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播，进而引发了普遍讨论与广泛影响，国际社会面对中国对苏联骤然间“转变”的风向，亦是舆论汹汹。

　　而面对针对苏联的汹汹舆论，毛主席还专门吩咐：“一星期以内不要发布反修文章，让世界看看我们还是讲团结的，接下来就看他们怎么做了。”

　　毫无疑问，毛主席的计策再一次获得了胜利。

　　赫鲁晓夫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定下“祝寿”不久的4月初，他老人家就已经对赫鲁晓夫的“内忧外患”境况，进行了精准的预测，并认为未来的苏联很有可能发生异常不小的变故。我国也并非在电文发出后，就会一转此前强硬姿态，示敌以弱，古代用兵讲究个“奇正相合”，而毛主席身为中国近代伟大的军事家，无疑深得其中三味。

　　在毛主席的吩咐下，尽管我们向赫鲁晓夫发了祝寿电文，争取了国际舆论，但是与苏联论战的《九论》、《十论》却也仍在紧锣密鼓地继续筹备。

　　1964年7月14日，偃旗息鼓的中苏论战，以《九论》在人民日的发表为标志，再度开展，就像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别看赫鲁晓夫气壮如牛，这个人恰恰是怕争论的，内里很虚，是个色厉内苒的货色。”

　　赫鲁晓夫的回应仓促而毫无内容，无疑落了下风。事实上，在内外交困之下，赫鲁晓夫已经是“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了。

　　1964年10月14日，苏联果然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事变，在黑海之滨度假的赫鲁晓夫匆匆乘飞机飞抵莫斯科之后，便遭到了以勃列日涅夫等人为首政治集团的控制，而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领导人就这样被架空，软禁，其政治生命也就随之“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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