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莱茵兰资本主义和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历史渊源

　　在欧洲的中世纪，意大利商人为了开拓北方市场，从亚平宁半岛出发穿越了阿尔卑斯山的隘口，行走在欧洲大陆的腹地，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条水流柔缓大河，它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的冰雪融水，然后受到好几个高山湖泊的流量调节，一年四季都适合航运——这条河就是莱茵河。

　　莱茵河由东南向西北流动，意大利商人北去时顺流而下，回程时扬起风帆，常年浸润着北欧大陆的西风就会送他们逆流而上，这样莱茵河就变成了地中海经济圈用来联系欧洲大陆的黄金水道，在这条黄金水道上孕育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资本主义——莱茵兰资本主义和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

　　莱茵兰资本主义和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是发源于同一条河流的邻居，不过他们风格却迥异的。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莱茵兰资本主义是一种后期的德式资本主义，是一种对领先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追赶。

　　但是追溯起源，会发现他们两者都是发源于莱茵河，所谓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对荷兰资本主义的一种模仿，而荷兰资本主义发源于莱茵河的河口，他们一面面临北海的辽阔世界，一面扼守莱茵河的黄金水道的入口，这样地理位置不可谓不优越，但是在人类的生产能力非常有限的时代里，面对大海并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处境，这意味着你要么风暴、海潮和盐碱地的困扰。

　　所以在中世纪晚期以前，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莱茵河中下游地区，才是工商业发达的地区，早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成就自己的金融霸业之前，法兰克福就已经是欧洲银钱业的中心了。

　　由于土地的贫瘠，所以荷兰人不得不靠海吃海，出海通过捕捞鲱鱼来谋生，并且沿着莱茵河一带贩卖自己的收获。

　　按照当时富裕的莱茵河中下游地区来看，悲催的河口人无非是贩卖廉价食品的小商贩，他们的产品也是低端的，鲱鱼被称作“穷人的牛排”，只有穷的吃不起牛肉的人才吃鲱鱼。

　　不过通过出海捕鱼，荷兰人掌握了航海的技巧，当你一面扼守着一条黄金水道的入口，一面又掌握了驾驭广阔大海的技巧，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的好运到来。

　　荷兰人最熟悉的地方是英国，因为这里也是鲱鱼的主要渔场，在英国人变成竞争者之前，荷兰渔船独霸海疆，他们要经常上岸补充蔬菜和饮水，还有避风、修船和晾晒搜获的鱼类。

　　在这里他们发现英国的羊毛质量又好，价格又低廉，于是从英国手中购买羊毛，然后运用意大利人带来的毛呢纺织技术，很快就把自己变成欧洲毛纺织工业的新中心。

　　接着他们发现自己正好处于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航运的中心点上，而地中海地区因为经济发展多年，人口增加和环境的破坏，日益缺少粮食和木材，而这两者正好是波罗的海盛产的，于是他们把波罗的海的粮食和木材运到地中海销售，回程时带回地中海的产品，在北海和波罗的海销售，这样荷兰变成了连接英国和德国，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经济中心，工商业日益繁荣起来。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荷兰人在河口崛起时，他们把自己变成连接北欧经济和地中海经济的中心。

　　而过去莱茵河水道的作用和它是重叠的，廉价的海运战胜了需要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旧商路，这样导致了莱茵兰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衰落。

　　随后的三十年战争又让莱茵兰资本主义陷入了第二轮衰落，接着英国人抢过了荷兰人的海上霸权，把自己变成日不落帝国，来自英国工商业的竞争又让莱茵兰陷入第三轮衰落。

　　幸运的是，法国出了一个拿破仑，他和英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独霸欧陆的地位采取了“大陆封锁政策”，禁止英国产品在欧洲大陆销售，这让莱茵兰资本主义缓过一口来，没有被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彻底搞死，变成了自己工商业复兴的起始。

　　如果你在17、18世纪，问一个莱茵兰的企业家家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可能会给你唠唠叨叨地讲上一大堆细节的注意事项，不过如果你问一个荷兰或者英国的成功企业家，他们只会回答你两个秘诀，“充足的资本和冒险精神”。

　　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是诞生在旧的大陆经济体系的边缘，面对未来的大西洋经济的产物，它面对的是辽阔的新世界和丰富的机遇，所以大胆经营，让每个人都把全部的聪明才智用到开拓新的事业上，才是最好的选择。

　　反过来说，在莱茵兰的历史上，他们面对的始终是有限的资源，有限的市场，这种环境决定了他们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和注重技术的特点。

　　当时的人对比曾经对比一个18世纪英国的炼铁工业和德国的炼铁工业，发现英国工厂把会买下旁边的耕地，然后把炼铁的炉渣随意地堆积在上面，而德国却开发出了把炉渣当做烧砖的原材料使用的方法，由于里面富含焦油和金属，所以这种砖比普通的砖还要更结实。

　　这样德国人不仅将废物利用，降低了炼铁成本，而且节约了耕地，节约了黏土矿，还得到比英国更好的砖。

　　所以在莱茵兰，人们做事更精细，更注意节约资源，控制好成本，当然这种控制成本不是降低质量，因为市场有限，他们愿意在产品质量上做出提升，以保存自己的老客户的满意度。

　　一旦这个世界可以开发的边缘世界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一个相对静止的市场里，莱茵兰的资本主义会比盎格鲁萨克逊的资本主义表现出更强劲的竞争力。

　　就像在19世纪中后期那样，当大量德国廉价货出现在英国市场上，英国议会中产业实力的代表通过了所有德国商品都必须标明“德国制造”的标签，但是很快英国的消费者不仅发现这德国货不仅在价格上比英国货更低廉，而且也并不像英国制造商们宣传的质量低劣，很快“德国制造”这个词就从故意的打压，变成质优价廉的广告。

　　向海而生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和他的邻居有着迥然不同的面貌。因为海上经营有着高门槛、高风险、高回的特点，他们不可能像莱茵兰一样从小本经营起家，一代一代的积累财富，扩大经营。

　　一开始他们就必须玩大的，而且要不怕冒险，在英语里“企业”（Enterprise）这个词，本身就是带有活跃的、冒险精神的意思。

　　由于门槛高，所以你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才能起步，因为风险高，所以你有一次赔光的可能，为了从头再来，你需要的还是充足的资本。最后你重复这个过程，发现充足的资本比冒险精神更重要。但是你要如何得到充足的资本？

　　答案一，你掌握了投胎这门技术活，你爹随便给你几个小目标，就可以起步了。

　　答案二，你运气太好了，在自家田里耕地时挖到一箱黄金。

　　答案三，你可以去借钱，但是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钱。然后我们就要谈到了信用，这个信用可能包括了你的资产，你的家族和社会关系，但是最后非常重要的还有你个人的诚信和担当的一揽子评估 。

　　但是如果是在17、18世纪的莱茵兰，你就会发现一个坑爹的悖论，那就这里的文化鄙视背负债务的人，你借钱需要信用，但是如果一旦欠钱人们对你评价就一下子变低了，然后你的信用就会猛烈的缩水，这就让你很难借到更多的钱。

　　而在荷兰就不一样，大家都在负债经营，没人鄙视负债者，他们互相借钱，互相提供担保，所以在莱茵兰你想借点小钱应应急行，但是如果这里你想要做大生意融资就只能在荷兰。

　　这就形成了两种资本主义的不同文化，在莱茵兰资本主义里，企业热衷于依靠自己积累资金稳步的经营，而在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人们习惯于以来金融市场进行高杠杆操作，以小博大，空手套白狼。

　　但是借钱做生意，尤其是借很多钱做生意是有风险的。

　　就像某公子一样，他爹对他说，分先后给你两次五个亿，如果两次都赔光就回家族企业接班，结果这位公子一下子就搞出二十个亿的债务。

　　在高风险的生意里，如果你失败了怎么办？

　　你不仅赔光了自己的财产，还欠下几辈子还不完的债务怎么办？

　　最重要的是，欠下几辈子的债没有一个好妈帮你还债怎么办？

　　其实也挺好办的——大海呀，里面全是水；帆船呀，桅杆高高的，上面还有很多绳子。

　　不过时间长了，人们也觉得这么发展下去实在太野蛮了，毕竟运气这个东西是来无踪去无影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不会有走到绝路的那一天，于是人们说不如我们制定一点游戏规则吧。

　　于是就有了破产制度，有了有限责任这样的游戏规则。

　　历史上有限责任和破产制度可能是最早产生于中世纪的威尼斯，而后在意大利的商业城邦中流行，威尼斯人也是靠航海经商的，这种游戏规则本身就是向海而生的，在同一时期的大陆地区，甚至还在流行父债子偿的习惯——在破产制度中，一个人欠债无法偿还时，以处理完他的全部财产为限额结束清偿义务，并且要适度的保留他维持基本生活的资料，这样就让野蛮的冒险游戏变得有人情味了。不过即便是在意大利生意破产也等同于道德破产，一个人商人只要破产一回，就等同于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而在盎格鲁萨克逊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中，破产不背负道德义务，这纯属是经营行为，结束了游戏的这一局，你能找到筹码还可以参加下一局。

　　正是因为有了金融市场这个放大器，同时又有了不背负道德背书的破产和有限责任制度来兜底，让一个人在市场上能做的事情和敢做的事情更大也更多。

　　在一个新的世界，或者新的领域里，资源也许是无穷无尽的，市场也是空前广阔的。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不是节约资源和控制成本，也不是提高质量和技术水平，最重要的一点速度，只要有足够的速度才能抢在竞争对手前面占据这些资源和市场。

　　所以对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资本家来说，他需要的几个成功的条件：

　　第一是敏锐的嗅觉，嗅得到新世界和新领域了“钱”的味道。

　　第二是冒险精神，到新的世界和新的领域里去经营风险是巨大的，如果光嗅得到机遇，没有勇气也没用。

　　第三是就是获得资本，所以你要具有融资的手段、

　　第四，打破一些有可能给你的事业制造障碍的人为的阻碍。

　　比如你发现了西部地区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但是你为了开发它你还需要议会给你特许状，以便赶走那些印第安人和拓荒者。

　　或者像瓦特和博尔顿的蒸汽机事业一样，最让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发明了新型蒸汽机，而是他们打赢了那么多场专利官司，其实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发明往复式蒸汽机并不是一件太难得事情，而且当时还有大批有才华的工程师在为瓦特工作，只是日后这些人的成就都被记入了老板的名下。

　　要做到这些，都必须有强有力的社会关系，就像瓦特和博尔顿两位合作伙伴那样。

　　所以在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中，社会交际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这些交际中你才能认识各种各样的人物，才能影响政府、议会、法院的决定，同时这个圈子还是你获得大规模融资的绝佳机遇，同时也是交流各种情的场所。

　　所以盎格鲁撒克逊的精英社会里，你不能离开社交圈，如果你离开了，你的事业也很快就会一败涂地。在接连不断的宴会、舞会、打猎和马会之外，你还需要研究一些科学、研究一下地理、研究下植物和矿物，看看能从中发现什么的新的生意机会。

　　所以对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本家来说，他必须首先是一个社交好手，一个在舞会上风度翩翩的舞者，一个餐桌边妙语连珠的绅士，同时还的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一个间歇性从业的政治家、一个业余的科学家或者博物学家。

　　在扮演了这一些列的角色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机会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经营者，因为这个工作太消耗精力了，往往需要一个人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而这样一个角色恰好是，一个莱茵兰资本家需要扮演的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在德国产生民主这么难的原因。

　　因为处于经济最优越地位的工业家们总是紧密地和自己的企业联系在一起，他们几乎没有时间亲自来参与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

　　这就产生了两个后果。

　　第一个问题是接受金钱赞助的政客们良莠不齐，一些人败坏了德国政客的声誉，也间接败坏了民主的声誉，让保守势力有足够的道德高地。

　　第二个是，接受赞助的德国政党往往以行业为背景，因为一个国家对重工业有利的政策不一定对轻工业也有利，对钢铁工业有利的政策不一定对纺织工业有利，这样德国的政党不仅规模小，而且沦为不同行业的利益代言人。

　　正是因为内斗和远离政治第一线，所以在德国的第二帝国时期，德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获得他们的经济地位相等的政治地位，而是德皇和在经济上没落的容克阶级继续把持着政权。

　　而在英美国家则不存在这种分歧，因为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悬浮于企业之外，他们的统一身份都是股东和投资人。

　　由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悬浮于企业之外，所以在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中就逐渐催生出职业经理人的制度。

　　在最早期的盎格鲁萨克逊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是通过裙带或者门客关系产生的，通过股东们的介绍进入企业，他们大部分是精英阶层中的年轻子弟，少部分是由中产阶级出身的秘书、办事员或家庭教师、跟班等。

　　这些人往往对实际业务了解有限，同时从事经理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这份职业只是他们远大人生中的一个小驿站，他们也许是为了积累一下商业的经验，或者一时手头紧需要点薪水，最终他们的人生理想状态是一个“不靠工资生活的绅士”（也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财务自由）。

　　在早期这种管理大概没有问题，一方面因为早期企业的管理问题往往很简单，所以各种事情的决策往往比较容易，由于普通民众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教育，相对于目不识丁的普通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青年即便不懂得业务，管理企业也比一个文盲强。

　　另一方面，企业的层级非常少，高层经理往往直接和工头和代理对话，不需要一个庞大的企业科层机构。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因为市场的日益饱和，企业的竞争加剧，为了控制成本管理日益精细，企业管理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同时随着企业科层制管理的日益复杂，就需要一个数量可观的企业中层，而精英阶级的青年人是不可能屈尊降贵去接受这种职位的，这样就在日益庞大的企业中形成一个中空地带。

　　在19世纪中叶随着铁路相撞的事故之后，在当时最复杂庞大的企业——铁路公司内部开始建立起有严格体制的科层制管理机构。

　　这样就导致了企业官僚队伍的崛起，企业的高层经理往往是由中层逐步根据工作业绩和年功晋升上来的，他们了解企业的业务运作，精通管理，逐渐取代了有过去又裙带和门客关系进入的高层经理们。

　　即便是经过选拔的企业官僚也不一定在激烈和日益饱和的市场中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分红水平满足股东们的心理期望值。

　　但是对企业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甚了解的股东们为了提高收益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更换高层经理。

　　这样企业高层经理们的位置就变得不稳固起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经理们开始竭尽全力的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且给股东们更高的分红。

　　如果运气够好的话，也许危机意识可以激发出更高的创造力，让他们想到一些更高的点子让企业增加盈利，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必须通过牺牲长期的利益来满足短期的利益需求。

　　比如在现代英美企业总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削减研发经费，这样企业的盈利水平就会快速提高，但是削减了研发经费，那么企业在未来就无法推出更好的产品，最后就会被市场竞争淘汰，不过作为职业经理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位置能够做多长时间，如果你明年就有可能炒掉，那么谁还关心五年和十年后的例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衰败。

　　这家由爱迪生和特斯拉缔造的企业曾经是世界制造业中最伟大的公司之一，直到在上个世纪80年的迎来了一个叫韦尔奇的掌门人。

　　这个人通过砍掉各种研发项目节约了大量的经费，然后将这些钱作为红利派发给股东们，让他赢得了董事会的欢心。

　　在他掌握通用电气的年代里，这家高科技制造业企业在所有的方面的研发经费都大量萎缩，除了燃气轮机——因为这方面的很多经费是作为国防承包商由政府支付的。

　　不过到了90年代，光靠缩减研发经费已经不足提供新的红利，于是他迅速将企业经营中心从制造业转向金融和房地产，靠着当时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他再次押对宝了。

　　然后他又将钱投入石油行业，毕竟依靠“家里有矿”的方式赚取比高复杂的制造业更容易。

　　靠这些方式，韦尔奇维持了常年两位数的股东红利，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CEO。

　　但是等他的继任者接手的时候，整个企业已经被彻底榨干，不得不靠发行债券来维持股东高分红，同时财务作假来转移债务，维持账面盈利，保持金融市场的信心。

　　这种方式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当年这家公司临近死掉的二十年中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同样波音公司也是这么完蛋的，因为职业经理人为了保持短期的高收益，不得不不断推后新飞机的开发工作，通过不断在一款60多年前的老飞机上打补丁来满足市场需求。

　　最后，为了进一步提高盈利，连补丁的质量都无法保证，在把这些补丁外包给一个善于创造传奇的国家之后，灾祸终于彻底无法控制了。

　　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特点决定这种资本主义更善于生存与新世界、新市场或者新的领域里，就像它起源于荷兰，但是不到二百年，中心就转移到英国，然后又转移到美国一样。在今天，荷兰的制造业企业比如飞利浦的经营方式也许更像一个德国企业而不是美国企业，这就是环境决定了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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