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旅长名片事件

　　少将旅长名片事件推荐文章1：他18岁时误杀领导，毛主席留其一命，4年后他成军长还当过军团长

　　人才，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资源。1927年秋，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失利后，起义军余部辗转上了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为了给革命队伍培养急需的军政人才，这年的12月，在井冈山龙江书院，毛主席创办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史称“井冈山军官教导队”。

　　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个军事教育机构，亦为后来的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国防大学的前身。

　　井冈山教导队开办后，毛主席经常为学员讲授政治课。一次，他以舂米为例，生动形象地讲解什么叫作“革命”：从一个人拿棍子舂米，到用水车舂米，再到用机器碾米，这就是进步，这就是革命。

　　毛主席的语言历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即便讲高深的话题，也能让贩夫走卒们听懂。

　　毛主席还经常到练兵场上检查战士们的军事训练。时任井冈山军官教导队区队长的陈伯钧后来回忆说：“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毛委员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会入地土遁、腾云驾雾，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

　　毛主席风趣的话语，大大提高了战士们军事训练的积极性。

　　井冈山军官教导队的首任队长是吕赤，他生于1908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曾随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德铭受我党委派担任团长，吕赤作为骨干力量被抽调入警卫团，并随团长卢德铭一起参加了秋收起义，是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元勋。

　　教导队下设4个区队，分别由陈伯钧、张令彬、陈士榘、王良任区队长。

　　陈伯钧和吕赤关系很好。

　　陈伯钧生于1910年，是四川达县人，曾考入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后又考入了黄埔军校第6期，接受了良好的军事教育。

　　此时的陈伯钧与吕赤，至少有三重关系：四川老乡；黄埔师兄师弟；井冈山军官教导队里的上下级。

　　井冈山军官教导队成立后不久，就发生了一起令人扼腕的悲剧。这一悲剧的主角，正是陈伯钧与吕赤。

　　事情是这样的：

　　1928年春，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支陈旧的手枪，其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动了。陈伯钧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当他拿着此枪向吕赤炫耀时，吕赤对他说，这只是一块废铁，毫无用处，扔了吧。

　　陈伯钧自然舍不得扔，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修好了这把手枪。

　　于是，陈伯钧兴冲冲地去找到吕赤，拿着此枪指着吕赤的头，拉动枪栓，开玩笑说：要不要检验一下，看它是废铁不？谁知，就在他手指动的一刹那，枪膛中居然发射出一粒尚未退净的子弹，击中了吕赤的头部。

　　吕赤应声倒下，气绝身亡，年仅19岁。陈伯钧顿时如五雷轰顶，跪倒在吕赤身旁嚎啕大哭，肠子也悔青了。

　　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时，井冈山的红军战士们纷纷要求枪毙陈伯钧，以慰吕赤的在天之灵。

　　井冈山红军中的人才本来就少，如今军事能力很强的吕赤丧生，另一个军事人才陈伯钧又需要为吕赤偿命，可谓雪上加霜。

　　爱才惜才的毛主席出面了，对众怒难平的战士们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

　　听到毛主席这样说后，一些人还是不服气，仍然要求陈伯钧偿命。毛主席继续说：“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100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那些坚持要处死陈伯钧的人说，这样还差不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毛主席随即让警卫员找来板子，在众目睽睽下狠打陈伯钧的屁股。结果板子打到20下的时候，陈伯钧已皮开肉绽，屁股上血肉模糊，就住手了。

　　就这样，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的毛主席以“肉刑”的方式平息了众怒，保下了陈伯钧的一命。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后的当天，陈伯钧回到家里，把上将军衔的证书摆在桌子上，对家人说：“当年如果不是毛主席，我早就死了。如果不是我开枪走火，吕赤也应该是上将。”

　　军史上还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那就是在1942年冀东迁安县彭家洼村伏击战中，八路军主力部队12团的团参谋长兼1营营长欧阳波平率1营重创了日寇，几乎全歼了日寇中队。然而，战后庆祝胜利时，警卫员高立忠拿着缴获的一支三八盒子枪走到欧阳波平面前，欧阳波平准备接枪，没想到枪响了，欧阳波平身亡。误伤首长欧阳波平就没陈伯钧幸运，他被愤怒的战士们击毙了。

　　陈伯钧曾读过师范与军校，是红军中少有的文化人及军事专业人才，加上打仗拼命，爱动脑筋，所以颇受重用。1929年5月，年仅19岁的陈伯钧，便被任命为红6军第1纵队参谋长了。

　　1930年，陈伯钧升任红20军参谋长。这一年，他只有20岁，就已经是红军中的军级领导人了。

　　1932年5月，陈伯钧从左权手中接任了红15军军长。这一年，他只有22岁。

　　8个月后的1933年1月，还不到23岁的陈伯钧出任红5军团参谋长，成为了红军中军团级的领导人。

　　1933年10月，陈伯钧因反对当时的“左”倾路线执行者，被降职为红5军团13师师长。

　　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此后，陈伯钧率领的红13师连续打了10余场胜仗，成为红军的主力师之一，被中革军委盛赞为“坚师”。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陈伯钧的红13师是最后卫，愈战愈勇，获得了“铁屁股”之美誉。

　　血战湘江后，陈伯钧官复原职，接替刘伯承再次担任了红5军团的参谋长。

　　1935年7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9月，因激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陈伯钧被免职，改任红军大学教员。但他无怨无悔，个人荣辱置之度外。

　　1936年2月，张国焘的错误被纠正后，陈伯钧任红4军参谋长。

　　1936年7月，陈伯钧调任红6军团的军团长。红6军团，属于二方面军序列。红军时期，当过军团长的总共也没几个人，可见陈伯钧在军内的地位之高。

　　而且，陈伯钧还是在红军的三个方面军都任过显赫军职的少有之人，曾被毛主席誉为红军"干才"。

　　陈伯钧有记日记的好习惯，从1933年起至1950年，他风雨无阻地记下了4000多篇日记，给我党我军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史料。鲜为人知的是，如今我们熟知的红军长征2万5千里路线图，就是根据陈伯钧日记的记载绘制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伯钧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旅长，成为八路军最初的6位旅长之一，被国民政府授予了少将军衔。这一年，他才27岁。

　　不久，陈伯钧的身上，又发生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少将风波”。曾任毛主席的秘书、延安时期担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的江华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改编后，也有个别同志自认为是“正规国军”了，而忘了根本。从我目睹的一件小事上，也反映出这一错误情绪。一天，八路军某师的一位旅长到军委参谋部来，他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将校服，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地要见“泽东同志”。那个样子，令人好气又好笑，一位同志“一本正经”地接待他，故意拉长声调地问他是谁？了名字。接待的同志装作惊愕地说，红军里有位xxx旅长，没听说有国民党xxx旅长，并问他有无名片？他很潇洒地拿出名片。接待的同志拿着名片向毛主席告。毛主席见了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以后，毛主席还几次讲这件事，以此来教育干部，统一战线不能统到国民党那里去，八路军的部队要官兵一致，干部不能学国民党那个派头。

　　江华笔下留情，未点名。他说的这位旅长，就是陈伯钧。

　　陈伯钧自己也承认有此事，据《陈伯钧日记》记载：“1937年秋，我任359旅旅长，带领718团驻防洛川。当地是统战环境，该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时我方办事人员处于有利地位，故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名片一盒，我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

　　不得不说，陈伯钧是个有趣的人。

　　第二个是打司机耳光。1937年10月，359旅驻军于延安南部的洛川。冬天将至，部队尚无寒衣，旅长陈伯钧很着急。10月17日，359旅的一名会计去延安领公款解决部队冬衣问题想搭车，谁知这个司机不愿搭载，还出言不逊。陈伯钧劝说无效，就很气愤地打了这个司机一记耳光。

　　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也记载了此事：“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

　　10月22日，毛主席将陈伯钧叫到了延安，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作了严肃批评。张闻天也狠狠训了陈伯钧，说他有军阀主义倾向。几天后，中央决定调陈伯钧去党校学习。他所担任的359旅的旅长一职，后由副旅长王震接任了。

　　陈伯钧被任命为八路军359旅的首任旅长时，是1937年的8月25日。到此时离职，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月的时间。

　　1943年1月，陈伯钧担任了八路军385旅的副旅长，成为了王维舟旅长的得力助手。1937年是旅长，1943年却是副旅长。陈伯钧的命运令人感慨，当然，这也是性格所致。

　　1946年1月，陈伯钧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热河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7月，转赴东北，先后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上级干部大队大队长。

　　1948年5月，陈伯钧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副司令员，司令员兼政委是肖劲光。当时，东北野战军只有两个兵团。

　　1949年4月，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改称第12兵团，陈伯钧任第12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45军军长。

　　建国后，陈伯钧主要从事高等军事教育工作，曾任解放军军事学院代院长（前任是刘伯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前任是叶剑英）。也就是说，陈伯钧担任的，都是元帅才能担任的职务，算很受重用了。

　　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秋收起义中走出的5位开国上将之一，另外4人是陈士榘、张宗逊、宋任穷、黄永胜。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在京病逝，享年64岁。

　　陈伯钧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叫何克春，参加过长征，后不幸去世。第二任妻子叫陈琳，山西晋城人，比陈伯钧小16岁。陈琳曾赴苏联留学，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多本俄罗斯名著。她与陈伯钧生有两女一子：女儿陈进元、陈婧媛，儿子陈延滳。（刘继兴）

　　少将旅长名片事件推荐文章2：他上书反对毛主席江青结婚：开国上将陈伯钧的囧人萌事

　　他上书反对毛主席江青结婚：开国上将陈伯钧的囧人萌事

　　 图：新中国开国上将陈伯钧

　　1955年新中国受衔开国上将的55名将军中，来自四川达县的陈伯钧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22岁便做了红十五军长，在三大时期均为兵团级主帅，也不仅仅他屡立战功，被毛泽东主席盛赞为我军“干才”，而是其人书生意气、不谐世事，更不会逢圆溜须，是一个优缺点都极为明显的个性鲜明人物，一生有着不少囧人萌事，现摘抄一二供看官们闲余品读：

　　囧人萌事一、张口闭口呼“老毛”

　　陈伯钧十七岁即参加革命，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一生追随，是毛泽东主席嫡系中的嫡系，故而平时对待伟大领袖便很随意，经常称毛主席为“老毛”。

　　

　　图：陈伯钧上将从秋收起开始就追随毛泽东主席，是嫡系中的嫡系

　　“老毛”这一称谓，大多是井冈山时期部属对毛泽东主席的爱称，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成为我党的最高领袖后，这一称谓几乎就没人叫了，可陈上将却总改不了口，口头书面日记中总还老毛长老毛短的，时人觉得陈上将对领袖缺乏足够的尊重，贺龙同志后来就亲自写信质问批评他，文革期间也因此吃了苦头。

　　

　　图：下了井冈山，“老毛”这个称谓，只有陈伯钧敢随便叫。

　　囧人萌事一：走火误杀同志挨板子

　　陈伯钧上将十八岁的时候，任红军教导队任副队长，有次缴获了一支精英的小手枪，但遗憾的是枪拴生锈坏了，他舍不得整天拿着那支枪捣腾，队长吕赤嘲笑他拿支破枪当宝贝，小陈不服，捣腾几天修好了，跑到吕赤队长面前拿枪指着吕赤队长的头开玩笑说你看这是不是破枪，小陈忘记了枪里还有子弹，结果悲剧发生，枪走火，打死了吕赤队长。

　　

　　图：枪支走火误杀同志，陈伯钧差点被枪决。

　　教导队的同志认为陈伯钧应杀人偿命，最后还是毛主席出来护犊子，说陈系无心走火，杀了他无补于事白白损失二员大将，改成打一百大板子，结果板子打到二十下的时候陈上将已经皮开肉绽，余下八十大板不了了之。

　　囧人萌事三：耍酷扮潮递名片，被毛主席狠批

　　

　　图：一张小小的名片，引发了一场风波

　　抗战开始国共合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伯钧一次回延安面见毛泽东主席，穿着国民党的高级军装，还向主席的警卫人员递了张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少将旅长陈伯钧”，毛泽东主席看到这张名片鬼火冒，说“什么少将芝麻酱”，狠狠批了陈旅长一通。事后又多次在公众场合不点名批评，告诫全军将士不要忘记自己是共产党的队伍，不要被国民党作了统战工作。

　　随后又陈伯钧又发生了一次打属下一名司机耳光的事，被中央知晓，中央撤了他旅长的职，到抗大当教书，自我反省，到43年才重新出任三五八旅副旅长，重回一线。

　　囧人萌事四：写信反对毛泽东主席与江青结婚。

　　

　　图：虽有非议，但真正公开写信反对毛泽东主席与江青结婚的，不算太多。

　　38年，毛泽东主席与江青结婚，当时党内有很多同志反对，也有不少直接向主席写信表达了反对这段婚姻的意思，陈伯钧就是其中一名，但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别人都在毛泽东主席与江青准备结婚前提意见，陈伯钧上将却是在毛江的婚宴都举行了之后，再把信递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毛泽东主席还专门给他回信，“亲爱的伯钧同志：谢谢对我私人生活的关心，天塌不下来“。

　　陈上将不谐世事、书生气息之浓厚，可见一斑。

　　陈是达县师范四中的学生，算是军中将领知识文化水平较高一位，征战几十年保持着长期写日记的习惯，1942某天，陈去找毛泽东主席汇工作，走到门口听到了毛江二人吵架，回来陈在日记中感叹，大意为统帅能统百万之兵，将若干英才良将，指点江山举棋若定，独独对付不了一江姓妇人，唔呼！

　　

　　图：二十多年后，陈伯钧上将的担忧成为现实

　　陈虽书生用意，但眼光却不算差。那是后话。

　　陈伯钧上将虽然小毛病挺多，又爱顶撞领袖，但毛泽东主席却始终对他偏爱有加，始终掂记，文革期间，陈伯钧被斗，一次毛泽东接见造反派，问一个造反派籍贯，那人说是四川达县的，主席顺口就说:“哦,是伯钧同志的老乡”，领袖态度如此，那以后，造反派对陈伯钧上将的批斗，明显减弱。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上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

　　少将旅长名片事件推荐文章3：这名干部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被毛泽东解除职务，调中央党校学习

　　陈伯钧是一个典型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干部。他的性格特点是，通常犯了错之后会老实一段时间，但过后又常常会出现新的疏忽，捅出新的“娄子”。“少将芝麻酱”事件发生时，陈伯钧担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而且又正好去延安向毛泽东汇工作，有这么多巧合，难怪人们要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事件在边区传得沸沸扬扬，几乎达到了尽人皆知的程度，但陈伯钧本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居然糊里糊涂地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相隔七年之后，贺龙来信质问，他才知道有这件事，而且自己还是事件的主角。

　　陈伯钧对“少将芝麻酱”事件既没有完全承认也没有完全否认。据他说，那时他正率一个团驻防洛川，进行军训、统战、警戒工作。洛川的国民党驻军军官最高军衔为上校，为了联络方便和办事时能够处于有利地位，团供给处就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了一盒名片，他的名片上印的确是“少将旅长”。

　　那么名片怎么会让毛泽东看到呢？陈伯钧提供的情况是，有一次他的警卫员与毛泽东的警卫员在一起玩，便把所保管的“少将旅长”名片给了对方一张，毛泽东由此看到了名片，但陈伯钧坚持说，毛泽东当时就知道这是出于工作考虑，所以并未批评过他。

　　陈伯钧日记中记载，他八月任旅长，九月赴延安向毛泽东汇，十月就被解除旅长职务，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去了。

　　决定陈伯钧离职去党校的人，正是毛泽东！

　　直接起因是陈伯钧与一个司机发生争吵，冲动之下不够冷静，打了司机一耳光。这件事被大家认为有军阀主义倾向，毛泽东得到告后把他叫去进行了严厉批评。陈伯钧当面承认了错误，毛泽东便让他回去再深刻反省几天再说。

　　已经认了错，毛泽东也说只要回去反省一下，按照这种处理方式，似乎事情就可以到此为止了，怎么几天后又突然会宣布解职呢？

　　“少将芝麻酱”事件在传播过程中虽有演绎夸大成分，但这件事最早可是有目击证人的，而且证人江华还是延安的高级干部，若不是亲眼目睹，能随便乱说吗？

　　军衔史话（7）连载，待续.......

　　少将旅长名片事件推荐文章4：陈光执意训练女兵紫嫣，有人看不惯，两名战将两次争吵

　　：相忘于江湖

　　1948年7月17日，长春围城指挥部驻地李家屯。

　　这一天，对围城指挥部来说是极不平静的一天：就在吃早饭、午饭的功夫，两位同样火爆脾气的副司令员陈伯钧、陈光就发生了两次争吵，导火索居然是一位女兵紫嫣。

　　我军女战士（资料照）

　　此时，围城指挥部的司令员萧劲光（人称大萧）、政委萧华（人称小萧），都在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围城指挥部只有副司令员陈伯钧、陈光以及副政委唐天际。

　　紫嫣是谁？陈伯钧和陈光为什么又会为了一个女兵争执不断？

　　陈伯钧

　　事情的原委，还要从东总攻打长春的计划说起。

　　1948初，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挨过了最艰苦的半年时间，开始战略展开。

　　与此同时，山东的华野和陕北的西野也粉碎了顾祝同、胡宗南的重点进攻，东北的秋季、冬季攻势越来越凌厉，放眼全国，我军都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本和敌军决战。

　　在东北战场，敌军逐渐收缩到中长铁路沿线。其中，曾经的伪满“首都”长春作为东北重镇和交通十字路口，也进入了东总林总、罗荣桓、刘亚楼的视野。

　　2月7日，主席电示东总大量歼敌的作战区域，不妨设在阜新、兴城、山海关、昌黎一带地区。但是，林总的目光还是盯住长春、沈阳、锦州，意图由北往南，顺次加以解决。

　　主席见林总信心满满，遂回电同意，但提醒“强攻”和“打援”同等重要。

　　长春守敌是第7军和第60军共6个师10万余人，林总派出的“攻擂手”是萧劲光、萧华的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下辖6纵、12纵和6个独立师共12个师16万人。

　　6纵强攻大房身机场歼敌5000余人，自身伤亡也有2000余人。

　　林总运筹帷幄

　　初战并没有想象中顺利，让林总不禁皱起了眉头。

　　得知攻打长春受阻，主席建议改变战术由“强攻”转向“打援”。林总按照主席的思路进行落实，但是沈阳廖耀湘来了一个“老鼠不出洞”，让林总围城打援设想落空。

　　鉴于萧劲光、萧华都不算是纯粹的军事干部，为了给围城指挥所的二萧增强军事指挥力量，林总把合江军分区司令员陈伯钧调往一线，出任围城指挥部副司令员。

　　此时上级命令未明，陈伯钧还有一些困惑，围城强攻不克、打援不成，部队以“打”为主还是以“围”为主？姜还是老的辣，关键时刻朱老总致电主席建议“长围”。

　　所谓“长围”，就是在一定圈子里围死敌军，等他们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发力强攻。主席随即向林罗刘转述了朱老总的建议，林总决定再对长春围困2到4个月。

　　于是，一线指挥部改称“围城指挥部”，政委萧华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与此同时，林总又给围城指挥部增派副司令陈光、副政委唐天际。

　　萧劲光

　　这样一来，围城指挥部就有了两位脾气火爆的副司令。

　　陈伯钧和陈光，都是红军时期林总麾下的得力干将。陈伯钧是四川达县人，高小毕业后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幸运的是，他被黄埔军校六期录取。

　　陈伯钧参加过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任排长，朱毛会师后任连长。

　　1930年11月，20岁的陈伯钧出任红7师师长，2年后任红15军军长，长征时任红13师师长，这支部队是中央红军的殿后部队，因此被誉为“铁流后卫”。

　　陈光比陈伯钧大5岁，一直在农军和赤卫队，1928年1月的湘南暴动才参加朱德的队伍并任连长。陈光任师长的时间比陈伯钧晚一年，长征时任红2师师长，是全军开路先锋。

　　到达陕北后，陈伯钧任红六军团军团长，陈光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

　　红军改编以后，陈伯钧留在八路军120师359旅任旅长；陈光任115师343旅旅长。抗战时期，陈伯钧留守洛川，陈光率115师686团挺进山东。后来，先后回延安参加七大。

　　陈光

　　在延安期间，陈伯钧和陈光都受到主席的批评。

　　陈伯钧挨批的原因，是因为“少将旅长”名片事件，当时被“统一战线”所迷惑，让主席痛批了一顿，清醒了很多。陈光被主席批评，则是七大“候补”事件，主席为团结其他“山头”划掉了陈光的候补资格，陈光不服，也被批评。

　　抗战胜利后，陈伯钧和陈光被派往东北，分别在合江军区、东满军区任司令员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8年5、6月，又先后被林总派往长春担任围城指挥部副司令员。

　　陈光和唐天际到任后，应该说陈伯钧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但是，性格火爆但风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日常工作中出现不少摩擦。确切地说，两人合作还不到20天，就因为文工团一名女战士紫嫣的工作问题红了脸。

　　1948年7月16日，在晴雨交加中行军120里的陈伯钧回到李家屯。

　　由于道路泥泞，屡屡陷车，120里的路，吉普车开了10个小时，陈伯钧心情不爽。

　　吃晚饭的时候，陈伯钧有看到一位很标志的女同志，跟参谋长解方一打听，才知道是吉林前线宣传队的一名女队员，名叫紫嫣，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能歌善舞。

　　开国少将解方

　　陈伯钧得知，紫嫣是陈光亲自训练的人员之一，准备让她参加敌军工作。

　　第二天，陈伯钧和陈光一道去唐天际家里吃早餐，陈光也带上了紫嫣。陈伯钧有些不痛快，但只和唐天际谈了些部队情绪、八一建军节前后的部队宣传问题。

　　吃午饭时，陈伯钧趁紫嫣不在，开诚布公地和陈光谈了对紫嫣工作的意见：大家的主张还是应该听一听，应该让她回宣传队，或者直接到钱益民的敌工部去考察和学习。

　　陈伯钧的意见，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陈光作为一个副司令员，完全没有必要亲自训练女文工团员对敌工作的具体业务。但是，在陈光看来，陈伯钧有点“狗拿耗子”。

　　吃晚饭时，陈伯钧又对陈光提起此事，被一口回绝，两个人不欢而散。

　　1948年7月26日，陈伯钧在绵绵细雨中到了南岗北京街32号，见到了东总政委罗荣桓。汇完了长春的敌我态势，陈伯钧又提到了陈光训练紫嫣的事。

　　罗荣桓让他去和大萧、小萧等同志商量一下，最好抓紧回前线。

　　萧劲光、萧华听了陈伯钧的汇，决定先回指挥部，陈光的问题见面再谈。

　　长春守敌投降

　　7月27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陈伯钧再次见到了罗荣桓政委，汇了和二萧商议的结果。

　　罗政委首先谈了长春敌军的动向，似乎有牵制我军主力、配合辽南敌军打通锦州的企图，所以、二萧、陈伯钧最好回前线。随后，罗荣桓又谈到兵团建制，似乎不宜长期存在。

　　最后，罗政委才说起陈光的问题。他说，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干部一有不合，就拒绝或送走，不改造、不争取、不善于和不同意见、不同习惯的同志一起共事。严格说起来，这都是不对的，是缺乏党性的表现，不适合党的原则。

　　陈伯钧辞别罗政委，回到围城指挥部，罗政委的一番话，在他的耳边久久回响。

　　三大战役以后，陈伯钧和陈光的人生走势发生变化，陈伯钧任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45军军长，参加了衡宝、广西等战役。而陈光则出任四野副参谋长，成为萧克的助手。

　　建国后，陈伯钧被刘帅点将，任军事学院副院长，1955年授上将。

　　陈光则因为刚烈火爆的脾气，和叶帅、林总一度撞出“火星”，最终自绝。性格决定命运，但是人的性格可以改变，陈伯钧和陈光演绎了两个不同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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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将旅长名片事件推荐文章5：八路军旅长面见主席，答不出问题，主席很不快：什么少将，芝麻酱

　　：莫孤烟

　　抗战之初，延安曾流传一个"少将芝麻酱"的笑话，一些漫画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讽刺作品，主席更是拿这件事来教育广大官兵。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7年秋，八路军359旅某部驻防洛川，而当地也有另一支蒋军部队驻防，相互联络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打起交道来更加主动，供给处给旅长陈伯钧印了一盒"少将旅长"名片。

　　红军时期，陈伯钧（右）与徐海东（左）、罗炳辉（中）在一起

　　陈伯钧的确是货真价值的"少将旅长"。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编制完全按照国军原则，各级将领也都被南京陆续授予了相应的军衔，其中朱老总是上将，周副主席、彭总、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叶挺、萧克、宣侠父（18集团军总参议）是中将，左权、徐向前、聂荣臻、徐海东、黄克诚、陈赓、陈再道、周昆、陈光、周建屏、陈锡联、周士第、卢东生、张宗逊、彭绍辉、陈伯钧、王震、倪志亮、王宏坤、王维舟、项英、周素园、童陆生、张克威、彭雪枫、李克农、张云逸、钱之光28人为少将。

　　陈伯钧当时的职务是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和陈光、徐海东等人平级，当个少将自然是名正言顺的。不过他去面见主席时，却因为一身光鲜的国军军服和那张"少将旅长"名片，让主席很是不快，再加上几个问题没答出来，便挨了主席一顿挖苦："什么少将，芝麻酱！"

　　陈伯钧（中）和主席在延安合影

　　陈伯钧为人忠厚豁达，并非官迷，所谓的"少将旅长"事件其实是一场误会。不过，从此以后，芝麻酱、辣子酱等等各式各样的"酱"，就成了军队干部调侃军衔的梗。

　　1955年授军衔，陈先瑞、韩先楚、刘震这三位南京军事学院同班同学一起合影，他们三人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陈先瑞曾给韩先楚和刘震当过班长。陈先瑞道："老班长一个中将，如何领导得了两位上将？"刘震答："什么这将那将，豆瓣酱辣子酱，战士什么时候都得听班长的。"陈赓的孩子问他授的是什么将，陈赓笑答："芝麻酱。"

　　陈先瑞（右）与韩先楚（中）、刘震（左）合影

　　八路军最初接受改编时，因为环境的变化、身份的转变，一些干部思想上出现了波动，如果不及时纠正，后果将会十分严重。例如周昆出走事件就是典型例子。

　　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少将在武汉开会期间，亲眼目睹了友军长官一掷千金的生活，再看看同为少将的自己，实在是天壤之别，心态顿时失衡。他在返回总部告武汉会议的情况时，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感受，立即受到朱、彭首长的批评。谁知周昆去意已决，带着3万元军饷不辞而别，从此一去不复返，无人知道他的下落。

　　官兵一致是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基本特征之一，从红军时代起就一直不设军衔，这主要是考虑到设置军衔会导致出现等级差异，容易滋生"官本位"思想。这个风气要是刹不住，人民军队就有危险。果不其然，就在八路军各级干部刚刚被授予军衔后，个别人中就出现了虚荣攀比的心理，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为此，到1942年初，延安总部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了暂时不授予军衔的意见，在肯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有帮助的同时，也着重指出当前的战争形式依然为游击战，正规化极为有限，再说各地干部都处在分散状态中，军衔等级也没法统一，很难达到公平公正。最重要的一点是，抗战的艰苦环境要求干部战士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在这个时候划分军衔等级，不利于部队团结，有违我军官兵平等的光荣传统。因此，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衔评定至此宣告中止。

　　八路军在作战中

　　革命军人扛枪打仗，原本就不是为了当官做老爷。因此，我军绝大多数干部对肩膀上有几颗豆并不在意，甚至有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军衔。例如开国少将王兆相就一直不知道自己被授予过军衔，直到他晚年撰写回忆录查史料时，才偶然从一封电中得知自己在八路军时期还当过上校。

　　不过，在涉及到外事时，我军干部也会被临时授予军衔，以便于开展工作。例如在抗战胜利后，延安派出了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6人去沈阳和苏联红军洽谈接收事宜。考虑到苏军是有军衔的，延安总部便为这6位代表临时授予了军衔，其中彭真、陈云、叶季壮三人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东北联络局局长）和莫春和（东北机要处副处长）则为上校。

　　这些军衔都是为应急而临时授予的，是"非正式军衔"，任务完成后也就自动消失了，谁也没把这将那将的当回事。不过，如此一来，他们6人就成了我军历史上最早被己方授予军衔的干部，这恐怕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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