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推荐文章1：红军“南方三杰”：3年游击巩固10万人口根据地

　　2014年07月07日 11:07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2年6月，福建军区成立，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委。他领导了闽西红军和地方武装英勇抗击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创建了主力红军与各级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的人民武装体系，反复动员人民，积极训练新兵，开展比武活动，优抚红军家属，仅军区建立之初的四个月内就“扩红”11000余人，不仅壮大了闽西地方红军，还为中央主力红军输送了大批有生力量。

　　 谭震林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谭震林留在福建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军事部长。当时，国民党在闽西南投下几十倍于红军游击队的兵力，对苏区进行反复的“清剿”；又下令砍伐红军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山林，采取“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自首自新”、“五光十杀”等高压手段，妄图切断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推行“计口购粮”、“计口售盐”的封锁政策，妄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

　　 张鼎丞

　　在如此极端险恶的环境里，谭震林和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一起，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挥闽西南各地游击队，“隐蔽窥伺敌人，分散迷惑敌人，埋伏消灭敌人，突击战胜敌人”，化整为零，出奇制胜，使穷凶极恶的来犯之敌陷于“死伤、消耗、疲惫”的困境而一筹莫展。历时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巩固了10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保卫了土地革命的成果，使武夷山红旗不倒。因此，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被人们誉为“南方三杰”。

　　 邓子恢

　　1937年春夏，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方方时说：“你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邓、谭各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推荐文章2：红色血脉——党史军史上的今天｜2月13日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中国军网

　　红色血脉——党史军史上的今天。本期发布：1935年2月13日，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佚名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推荐文章3：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项英的功劳极大，比陈毅更加重要

　　提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都是开国元帅陈毅，著名的《梅岭三章》，就是陈毅在这期间写的，记录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其实，领导红军进行南方游击战争的，除了陈毅，还有一位更重要的人物，就是项英。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项英被留了下来，担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兼政委、军委分会主席，全面领导留守部队的工作。

　　而陈毅，当时还只是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是项英的部下。

　　用陈毅的话说，当时，“红军的命运寄托在项英同志的勇气和忠诚上”。

　　项英留守下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指挥留守部队阻击国民党军，掩护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所以，中央红军主力能顺利开始长征，项英也是功不可没的。

　　红军长征的艰苦已经不用多说了，但是，项英率领的留守部队，遇到的困难也丝毫不亚于长征。

　　当时，包围苏区的国民党军有20多万人，对苏区层层包围，以堡垒为点，企图拉一条困死苏区的封锁线。

　　刚开始时，项英对敌军的实力估计不足，没有听进陈毅“分散作战”的劝告，还是采用阵地战那一套，结果损失惨重，苏区几乎沦陷。项英这才意识到，与敌军硬碰硬是不行的，就决定采纳陈毅提出的游击战，把很多干部都派到地方上领导游击战争，很快就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蒋介石得知项英和陈毅是游击队的负责人，就扬言只需三个月就能消灭红军，生擒项英和陈毅，还给两人开出了“人头价”：每人五万大洋。

　　这个价格让陈毅还比较“满意”，幽默地说：“特别很有面子。”

　　面对国民党军的重重围剿，游击队化整为零，几百人为一队，消失在茫茫的山区丛林之中。项英对大家说：“只要有钱赚，咱们就来，赔本的买卖不干。打不过怎么办？一句话——溜出去，躲起来。另外，敌军都埋伏在道路上，发现有路一概不走，往老林子里钻，抽空放冷枪，打他们一个没头没尾。”

　　这个办法非常适合弱势条件下的游击队，他们钻山穿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搞得国民党军非常被动。三个月过去了，蒋介石悬赏的大洋都快长毛了，别说抓项英和陈毅了，就连游击队在哪儿都是一头雾水。

　　游击队的这个办法是很灵，但是也非常艰苦，连项英都说：“两年我都没脱过衣服睡觉，衣服被树枝挂得破破烂烂的，全是补丁。”

　　项英和陈毅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但有些战士就未必能熬得住了，思想上容易出问题，项英就利用自己擅长政治工作的优势，给大家讲党的理论，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要为信仰而战，而不是为吃饱饭而战。大家的觉悟提高了，思想波动也就少了。

　　当然，还是有一些人的意志不是很坚定，项英的态度不是打压，而是放行，想走的还给发路费，去留自愿。

　　很多人不理解，说我们本来就没多少人了，为什么还要白白放走他们？还要给他们发路费，这不是鼓励大家走吗？项英解释说：“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考验一个人的革命意志，如果这个时候想走，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早晚会出事，不如让他们早点走，剩下的人都是坚定的革命战士，战斗力会更强。”

　　还有一些人，虽然革命意志非常坚定，但是身体不好，无法参加战斗，项英就劝他们也离开部队，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回家也可以继续闹革命，宣传革命思想，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过这样一遣一劝，游击队的人数虽然少了，但是极大地净化了队伍，留下来的都是意志坚定、能打能跑的精锐力量，战斗力也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在项英和陈毅的率领下，游击队员们个个斗志昂扬，牵着国民党军的鼻子满山跑，国民党军的腿都快跑断了，却连游击队的人影都没见着。

　　直到七七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抗日，项英这才率领游击队出山，改编成新四军，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实际上就是政委，而陈毅担任第一支队司令。

　　新四军成立时，有一万多人，都是项英保留下来的精锐力量，意志坚定，能征善战，成为抗日战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项英是功不可没的。

　　陈毅后来就说过：“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变成铁的力量，以后和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可惜的是，在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中，项英不幸牺牲，年仅43岁。

　　很多人都认为，项英如果没有牺牲的话，到了1955年授衔时，是足以授元帅军衔的。

　　（参考资料：《项英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纪事》《新四军》）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推荐文章4：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反“瓦解”反叛徒斗争

　　本文：：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姜廷玉。文章版权归所有，如有请联系删除。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仅要在军事上同数十倍于己的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作殊死的斗争，而且还要在政治上同国民党的“分化”、“瓦解”以及内部的动摇变节分子和叛徒作不懈的斗争，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斗争更加曲折、复杂。

　　探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反“瓦解”、反叛徒斗争，不仅对于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党我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加强革命理想信念教育，战胜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无疑具有一定意义。

　　（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在对各游击区的“清剿”中，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兼施”的方针。在实行残酷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的同时，在政治上大力实行阴险的“分化”、“瓦解”政策。他们用重金悬赏通缉各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人，还颁发了《共产党人自首法》、《自新自首条例》、《招抚赤匪投诚办法》等，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并在游击区周围设立“招抚”机关和“自新事务所”等，千方百计诱迫红军游击队和共产党组织中的动摇分子，企图达到他们用枪弹难以达到的分化、瓦解红军游击队和共产党组织的目的。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和险恶的白色恐怖面前，各游击区广大的党员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以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斗争。他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有的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壮烈牺牲；有的在刑场上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但也有一些混到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和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经不起失败、艰苦和生死的考验，悲观动摇，在国民党的“分化”、“瓦解”诱降下，成为可耻的叛徒。如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谢然之，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朱森，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等都是相继出卖革命的叛徒。

　　这些叛徒充当国民党的鹰犬，由于他们了解掌握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内部情况及其活动方式，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他们不仅为国民党“清剿”红军游击队出谋划策，而且直接引导、带领国民党军队“搜剿”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红军游击队。如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后，他带领国民党军队“搜剿”闽北红军游击队，使闽北分区直属单位和部队遭到了重大损失，隐蔽在山上的伤病员也被其活活烧死。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于1935年5月叛变后，立即引导国民党军队“清剿”湘南红军游击队。10月，他又率国民党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到赣粤边游击区北山，以召集游击队员开会为名，强制红军游击队员缴械投降，红军游击队员们奋起反抗，除八九人突出重围外，其余30余名红军游击队员壮烈牺牲。随后龚楚又诱骗赣粤边特委侦察班长带路，以汇工作为名寻找项英、陈毅。侦察班长及时识破龚楚阴谋，在到达项英、陈毅驻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警，项英、陈毅才得以脱险，使龚楚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些叛徒为了邀功，不遗余力地出卖、杀害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负责人。许多优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如中共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等，都是由于叛徒出卖惨遭国民党杀害的。再如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彭林昌等都是被叛徒直接杀害的。项英、陈毅1937年5月被叛徒陈宏出卖，由于机智脱身才幸免于难。国民党的“分化”、“瓦解”和叛徒的破坏，给本已处于强敌军事“清剿”之下的各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困难和损失。

　　（二）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分化”、“瓦解”政策，打击叛徒，坚定游击区军民的革命信念，纯洁和巩固革命队伍，各游击区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以各种方式积极开展反“瓦解”、反叛徒的斗争。

　　1.进行革命气节、革命信念和革命前途教育，从政治上坚定每个同志对于革命的信心和斗争决心。在赣粤边游击区，北山事件发生后，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即在党组织和游击队内部进行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教育。项英提出，要在政治上坚决反对“革命前途渺茫”的悲观消极主义，指出虽然目前受到了损失，但革命仍然继续发展，绝不会消灭，因为革命是中国客观条件所造成，他号召大家坚信中国革命最后一定要胜利。陈毅提出，游击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打死、饿死、病死随时都有可能，“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的革命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① 湘赣边游击区党组织在敌人的“瓦解”和叛徒破坏的严重形势面前，响亮地提出了“不怕死、不动摇，执行党的方针，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到底，胜利必属我们”的口号。②中共闽北分区委在反叛徒斗争中进行了“提高革命信心，坚持革命斗争”的教育。闽西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朱森叛变后，曾一度在闽西红军游击队和群众中引起恐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及时教育部队“我们是阶级的队伍，人民的战士，苏维埃养大了我们，我们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点血”，③并发表告群众书，教育群众不要灰心，清除叛徒不是革命的损失，而且正是革命的胜利，将使共产党和革命内部更加坚强起来，革命将更伟大的向前发展。

　　各游击区通过开展革命气节、革命信念和革命前途教育，稳定了部队的情绪，提高了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2.捕杀叛徒，进行反叛徒斗争教育，纯洁和巩固革命队伍。在三年游击战争初期，中央政府办事处就发布紧急命令，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命令指出：“这些革命叛徒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最忠实的走狗，是我工农阶级的死敌”，号召“应以坚决的手段来击杀这些叛徒”。④为了击杀叛徒，一些游击区专门挑选了枪法比较好的射手组成“反叛打狗”队，先后处决了一批叛徒。

　　为了揭露和批判那些无耻的叛徒，各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击杀叛徒的同时，在内部积极开展反叛徒斗争教育。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谢然之叛变后，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立即指示中央军区宣传部长李翔梧，写了《给叛徒们以无情打击》的社论，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揭露叛徒们的丑恶嘴脸。1936年1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等发表了《为驳斥叛徒江利发等的信告永定群众书》，向广大群众进行反叛徒斗争教育。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后，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及时召开干部会议，批判陈洪时背叛革命的罪行，在红军游击队内部开展反动摇、反叛变斗争教育。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后，中共闽北分区委利用战斗间隙，于1935年3月在三港自上而下地开展对叛徒李德胜的批判，教育部队树立以革命为荣、以叛逃为耻的革命观念。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亲自写了《骂叛徒李德胜歌》，在部队中反复教唱。

　　为了更好地开展反叛徒斗争，从理论上提高对反叛徒斗争的认识，1936年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亲自编写了《关于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大纲深刻地分析了叛徒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其末路，指出叛徒主要于混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少数阶级异己分子和对于革命的不坚定分子，当革命遇到挫折和困难时，不坚定分子就由不坚定而动摇，“结果就公开叛变革命”。这些叛徒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都是我们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积极帮助反革命来摧残革命，所以工农群众最恨叛徒，也就是坚决的要杀叛徒”。叛徒的最后下场“不是被反革命杀了，就是逃不了革命的制裁和群众的制裁”。关于如何开展反叛徒斗争，项英指出：开展反叛徒斗争，必须将叛徒的罪恶向广大工农群众公布，使一切工农群众来反对叛徒，组织各种游击小组捕杀叛徒;必须在党内、游击队内，群众组织内随时洗刷混入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以巩固革命组织；必须在党内开展反对对于革命动摇的斗争，开展党内与群众团体中的思想斗争，提高无产阶级的警觉性；必须发扬为革命坚决斗争与牺牲的精神。项英在大纲中号召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学习为革命牺牲的许多共产党员、红色战士和工农群众，而且要“踏着他们的血路坚决向前，为革命战斗到底”。⑤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通过学习《关于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增强了对叛徒是革命最凶恶的敌人的认识，提高了开展反叛徒斗争的自觉性。

　　3.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正确区分和处理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严酷的反“清剿”斗争中，许多游击区的领导者认识到，正确区分和处理各种矛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反“瓦解”、反叛徒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稳定和巩固革命队伍，项英、陈毅在赣粤边游击区注意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1）对于那些为革命奋不顾身、英勇牺牲的人，给予高度赞扬，号召大家学习和发扬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2）对于那些错误缺点较多，思想一度动摇的人，则尽量避免简单粗暴的批评，代之以交心、谈心的说服方式，防止矛盾激化；（3）根据革命自愿的原则，对于在艰苦环境下要求离队的，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首先从思想上进行帮助，留不住就允许他走，发路费，送出境，劝其站稳立场，不要叛变和危害革命，这叫“以礼相待，好来好去”；（4）对于有一般变节行为的人，通过亲属好友做工作，争取其中立，不危害革命。各游击区通过各种具体实际的思想教育工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内部思想日益稳定，组织更加纯洁和巩固，减少了变节行为给革命带来的危害。

　　4.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

　　少数游击区的主要领导人叛变后，虽然给当地的革命斗争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但真正的革命者并没有气馁，他们高举起革命的旗帜，聚集起革命的力量，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叛变后，在湘赣革命面临危机的时刻，湘赣省委副书记、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挺身而出，在莲花县棋盘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建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并成立湘赣军政委员会及游击司令部，使湘赣边游击战争有了新的领导核心。闽中游击区的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和仙游县委由于叛徒出卖遭到破坏后，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常委、原莆田中心县委书记王于洁立即赶回莆田，惩治叛徒，保护革命力量，整顿和重建了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和红军游击队，使莆田地区的游击战争得以坚持下来，并使革命力量日益扩大和发展。一些游击区主要领导人由于叛徒出卖而牺牲后，其他领导人立即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军民继续战斗。1935年春，中共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副主席叶秀藩等领导人由于叛徒出卖惨遭杀害，闽东党组织受到了严重损失和破坏。在此严重形势下，闽东特委委员、独立师政委叶飞与其他特委委员召开了闽东党组织干部会议，重建闽东特委，并调整了有关政策，确定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恢复和加强对闽东游击战争的领导力量。各游击区党组织的整顿、恢复和重建，加强了领导力量，增强了游击区军民革命斗争的信心，使国民党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企图彻底破产。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各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政治上开展的反“瓦解”、反叛徒斗争，与军事上的反“清剿”、经济上的反封锁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推动着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挫败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清剿”，从而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党在南国大地战略支点上竖起的红旗始终不倒，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此文与张海合写，发表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9期，收入《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一书。

　　注释：

　　①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2版。

　　②段焕竞：《坚持湘赣边区三年》。

　　③方方：《三年游击战争》1948年8月1日。

　　④《中央政府办事处紧急命令——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1934年12月20日。

　　⑤项英：《赣粤边特委关于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1936年。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推荐文章5：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坚守之道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三大红军主力先后离开根据地，留在南方原苏区的红军队伍，面对十数倍、数十倍于己的反动军队，在极为复杂残酷的条件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并发展了三年游击战争，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恢宏一页。

　　革命必胜的信仰

　　南方三年游击战得以坚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为了信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1935年3月，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向外突围时，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不幸中弹重伤被俘。他抱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决心，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劝降。

　　革命理想高于天，红军是一支有理想信念的革命军队。南方三年游击战中，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是切实加强了党的建设和领导。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各游击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成立特委，特委下面设立县委，县委以下根据实际情况，成立区委、工委和支部。共青团、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并建立发展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工、农、青、妇、儿”，搞得十分红火。随着形势的发展，游击区发展到哪里，党员就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成立到哪里。

　　为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游击区在积极进行组织建设的同时，着力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他们坚持政治教育不放松，只要敌人不“剿”，就组织整训，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学理论，给战士们讲国文、讲算术、讲游击战术、讲马克思列宁主义，随时分析战争形势，讲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讲抗日战争的必然到来，讲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意义和前途。

　　当时游击区的书籍很少，大家身边只有《雇佣劳动与资本》《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左派”幼稚病》《共产国际纲领》等几本书，书刊被翻阅得破破烂烂，封面裱了又裱，里面补了又补。为了解决书籍稀缺难题，指挥机关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编教材。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编写政治、军事和文化教材，政治教材有《群众工必读》《步哨手册》《反对十大坏现象》《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陈毅回忆说：“我们不是剥削阶级，不能过剥削阶级的生活。也不能和土匪那样见钱就要，受人招安。我们是共产党的组织，是有政治目的、有斗争口号的。我们领导机关、负责人和上上下下的许多共产党员，都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任何时候都保持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保持共产党的作风，不使我们的政治面貌受到损害。”随着党员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党组织的思想理论和斗争策略水平都有明显提高，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起到了积极作用。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红军游击队面临着严酷的生存环境，但条件再恶劣，敌人再凶残，红军游击战士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5年3月，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部从中央苏区突围，经过几天几夜的战斗，1800人的队伍被打散，只剩下80多人。当时年仅19岁任赣南共青团省委书记的陈丕显跟蔡会文司令员开玩笑：“你这个司令员，变成个连长了。”蔡会文丝毫没有受部队一时挫败的影响，带领部队夜行晓宿，冲破敌人重重包围，顺利渡过桃江，进入赣粤边游击区。

　　1936年初，陈毅带陈丕显在赤白交界区开展群众工作。进步群众刘汉光和妻子三娣嫂经常给他们送饭送东西。三娣嫂姓周，没有名字，陈毅还给她取名“周篮”。一天夜里，雷鸣电闪，瓢泼大雨。陈毅等冒雨来到周篮家，他们戴着斗笠，从头到脚都是湿淋淋的。见到周篮一家人时，陈毅笑着说：“今天晚上洗个冷水澡，真清爽！”警卫员聋牯还轻声哼着山歌：“正月革命是新年，无产阶级笑连连。好比笼中放鸟子，脱了笼背出头天……”周篮赶紧架柴生火让他们烤衣服，并关心地问：“饿得蛮苦了吧？”陈毅从口袋里掏出水汪汪的杨梅来，说：“你看，这不是很好吃的吗？山里要多少有多少。在城市的水果店还买不到呢！”周篮心疼地说：“你们这些好人，天天在山里钻来钻去，饭没有吃，衣没有穿。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陈毅说：“大嫂子，你不要急啊！等你娶了儿媳抱了孙子的时候，我们就出头了。到时候，我们要来你们家喝喜酒哩！”

　　人民群众的支持

　　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是游击队的积极支持者。游击区是在武装暴动中建立起来的，差不多每个庄子都被反动派烧过杀过，群众和反动派结下了深仇大恨。由于有游击队的活动，地主不敢进山来收租，国民党不敢来抓兵、征粮征税。群众知道是游击队捍卫了他们的利益，对共产党、游击队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和共产党结成了生死同盟,千方百计支持共产党，支援游击队。

　　当国民党实行“移民并村”，赶群众出山之际，群众把自己的口粮、食盐等日用物资埋在地下，做好暗记留给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缺粮断炊时，群众乘上山砍柴或下地种田之机，将粮、油、盐等想方设法送给红军游击队。群众不仅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送干菜，还为他们送情、作掩护。有时，国民党军队突然封锁一个庄子，挨门挨户地清查捕人。抓不到人就把村民抓起来吊打、压杠子，村民被打断手、压断腿，房子被烧，东西被抢光，却始终不吐露队伍行踪，红军游击队员没有不感动得流泪的。

　　敌人对他们看来“最不可靠”、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庄子，采用“欲擒故纵”法，不驻兵，也不查户口。几个月后他们以为游击队麻痹了，就突然把庄子包围起来，等待游击队进庄。这时群众通知游击队是来不及的，但庄前庄后、庄里庄外、场坝外边、窗户里边、树梢墙头，到处都有群众与游击队约定的暗号。比如，在村头放牛或打猪草的群众随手把赶牛的鞭子往草堆上一插，或者把割草的篮子往竹篙上一挂，游击队看到这些暗号就不进村了。同样，游击队员为革命斗争在山上吃树叶、嚼草根，大风大雪打赤脚、睡树林，牺牲一个又一个。敌人把村民房子烧了，游击队出钱帮把房子修起来；村民坐班房，共产党游击队想办法营救村民；村民被敌人打死打残受迫害，游击队员用省下的钱去救济抚恤。

　　灵活机动的战术

　　红军和游击队在反击国民党军重兵“清剿”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项英、陈毅曾把这些经验概括为: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不常打，也不是长期不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打没有损失或很少损失的仗，“赚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在这些原则指导下，红军游击队坚持公开斗争与半公开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地下党的内线工作相结合，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在武装斗争中，红军游击队坚持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善于运用夜袭战术，努力打歼灭战，利用地形地物打伏击战，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常常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灵活机动的战术，不仅有效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人民军队的游击战争思想，对日后新四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80多年前的战争硝烟已远去，无数共产党员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勇于担当的革命品格、长期艰苦斗争的革命精神、生死与共的军民鱼水关系、奋不顾身的英勇牺牲精神等，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弘扬。

　　：《群众》2021年第22期

　　：缪 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张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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