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抑郁自评量表

　　贝克抑郁自评量表推荐文章1：抑郁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可防可治

　　心理暗示是否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当一个正常人出于某种原因相信自己得了抑郁症，他是否真的会变成抑郁症患者？我们是否可以在没有心理医生指导的情况下使用网络上的心理测试工具进行自我心理测评？当测评结果告诉我们，很可能患有抑郁症时，又应该如何应对？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评估中心主任石川教授认为，心理暗示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一定影响，它会增加人的焦虑水平，但不会使一个人变成抑郁症患者。心理医生通过临床诊断，可以鉴别出一个人是否真正患有抑郁障碍，心理暗示对临床诊断结果不会产生影响。

　　自我心理测评不是诊断抑郁的标准

　　石川告诉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网记者，他接待的患者中，很多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在网上做了心理测评，发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测试结果使其感到焦虑，于是到医院请医生确诊。石川认为，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心理检测和评估，是民众健康意识提高的表现，这对我国精神健康来说是一件好事。而发现问题及时来医院就诊，也是正确的行为。

　　现阶段，我国民众对精神健康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以重性抑郁症为例，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六院”）黄悦勤教授团队近期完成的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重性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是3.59%。根据去年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总人口数为13.95亿人。“这样算下来，我国目前患有重性抑郁症的患者数量大概有5000万人，但实际上这5000万人里来医院就诊的只有20%。”石川说。

　　石川认为，不论是否真正患有抑郁障碍，能够主动在网上进行自我心理测评，都不是一件坏事。重要的是，要选择国际公认的测评量表，而不是娱乐性的测试游戏。而且，在自我心理测评后，要客观地看待测试结果，寻求正规的诊断。

　　石川介绍说，关于抑郁和焦虑的初步筛查，要使用国际公认的测评工具，比如Zung氏焦虑自评量表、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贝克焦虑自评量表（BAI）、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PHQ-9抑郁症筛查量表和GAD-7焦虑障碍量表。这些量表在网上都可以找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量表的作用只是前期筛查，并不是最终的明确诊断。“它们叫做症状量表，并不是疾病诊断量表，反映的只是症状的严重程度，是轻度抑郁、中度抑郁还是重度抑郁。在网上进行测评后，如果发现自己可能有问题，一定要到心理专科机构就诊。北京的心理专科机构有：北大六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以及各大综合医院的心理行为科。”石川说。

　　在临床诊断中，石川观察到，一个处于抑郁状态的人，在做自我测评时，通常会倾向于高估自己症状的严重程度，使得测试结果往往比实际情况略严重。“在进行自我测评时，即使发现结果是重度抑郁，也不用太担心。是否真的达到重度抑郁的程度，需要专科医院的医生来诊断”。

　　而且，自我测评只是判断症状严重程度的一个侧面参考，并不能作为诊断疾病的依据。抑郁症的诊断除了自评，还要结合他评，也就是精神专科人员的评估。评估主要通过临床医生对患者的访谈进行，探寻患者是否达到疾病的诊断标准。“我们不仅要判断患者有没有某些症状，以及症状严重程度；我们还会去探寻症状的频度和持续时间。比如，正常人也会有抑郁的问题，会不开心，但是当他碰到感兴趣的事情，又会高兴地去做，这种情况我们就不会把它考虑为抑郁，而是一个人的正常情绪波动。所以对于抑郁症的判定来说，症状的频度很重要，持续时间也很重要。要每天绝大多数时间都感觉到情绪低落，持续两周以上，并且有功能损害，即学习有困难、工作效率下降等，才能被考虑为抑郁症。所以抑郁症有严格的判断标准，不是填个表就能够确诊的”。

　　诊断抑郁的辅助检查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几个心理专科医院后发现，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除了让患者填写自评量表，每个医院还会配有不尽相同的几项需要通过仪器进行的检查，例如心电图、心率变异趋势、脑功能成像、无纸脑电地形图、眼动检查、全血细胞分析等。石川解释说，这些检查是为了帮助医生进行基础评估，排除由其他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情绪异常。例如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检查，是为了鉴别患者是否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而表现出抑郁症状。“甲状腺素水平低也会导致抑郁。如果是甲状腺的问题，就要接受内分泌治疗，补充优甲乐。将甲低当作单纯的抑郁症来治疗，就会耽误病情。”

　　石川认为，脑血流图成像可能是目前最有前途的用于诊断抑郁症的客观指标。脑血流图成像通过近红外探测，能够检查出大脑皮肤下3厘米左右区域的血流状况。这种血流状况是客观变化的。通过让机器学习这种变化，产生判别式，能够帮助我们判别一个人的血流模式是否符合抑郁症患者的血流模式。“这项检查有一定的诊断价值，但是不能列入诊断标准。”石川说，“如果一个人的血流模式跟抑郁症患者比较匹配，被判别成抑郁症的可能性就很大。但是所有这些判断都有两个问题：一是机器学习的原始数据是否精准；二是，即便一个人的血流模式与抑郁症的血流模式相符，也有可能不是抑郁症。这是一个统计学概念。只是‘有可能是’，但是概率大小是无法反映出来的。”

　　“脑血流图成像技术目前没有得到世界公认，还处于研发阶段，但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全球相关的专家都在各自进行研发，都有自己的判别式，至于谁的判别式更准，没有比较。各个医院采用的图形测量点也不完全一样。不过比起市面上检测大脑神经递质的那些不能真正反映大脑突触间隙神经递质浓度的检查来说，脑血流图还是有一些循证依据的。”石川说。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本）》里关于抑郁发作的描述是：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失，导致劳累感增加和活动减少的精力降低。其他附加症状还有：注意力难以集中，自我评价低，有自罪感，认为前途暗淡，有自伤或自杀的想法，睡眠障碍等。其中，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失、易疲劳通常被视为最典型的抑郁症状。如果这3个典型症状中符合两个，同时还伴有至少两项关于抑郁发作附加症状的描述，并且整个发作持续两周，才可以被诊断为轻度抑郁发作。轻度抑郁患者通常为症状困扰，继续进行日常工作和社交有一定困难，但社会功能不会不起作用。

　　石川告诉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网记者：“一个人的精神状况从异常到正常是一个移动的过程，没有截然的分界。对于轻度和中度抑郁患者，如果不愿意服药，可以进行心理治疗，但是重度抑郁必须采用药物治疗，甚至电休克治疗。”

　　家长的干预往往是子女压力的

　　目前，各医院对于抑郁的鉴别，主要是依据国际的诊断标准。“我们有非常严格的界定，在患者来到医院之后，我们所做的恰恰是尽量避免诊断扩大化。对于那些只是担忧，但实际并没有达到抑郁标准的患者，我们会跟他们解释和沟通，告诉他们，‘你现在达不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但是现在这些信号也在提示你，可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包括调整个人人生目标、应对问题的方式、生活规律等’”。

　　石川认为，劳逸结合、松弛有度的生活节奏对于保持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家长的干预往往是子女压力的。因此，家长不应该过于望子成龙、揠苗助长，不要给子女太大压力。“孩子的压力于父母、老师的期望，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孩子的能力在什么水平，不要揠苗助长，要量力而行。一定要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让他们有一两项能够疏泄情绪的爱好，例如通过滑板、打球等运动方式，或是音乐、绘画等艺术方式来自我调节”。

　　在石川看来，定期进行自我心理测评也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像关心体重一样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如果感觉自己最近不太对劲，不妨做一下测评。心理测评也可以像体检一样，一年检查一次。这会让我们比较客观地去对待自己的心理问题，及时就诊”。

　　前文提到的那些因为担忧而去找石川诊断的大学生患者中，有70%-80%后来被诊断出了抑郁障碍。石川表示，抑郁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它是可防可治的。“精神科大多数疾病比内科疾病的临床治愈率要高很多。很多人终生只有一次抑郁发作，反复发作的病人百分之七八十也是有办法控制的。大多数抑郁症患者乃至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都控制得不错”。

　　“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合理地关注自我心理健康，寻求正确、有效的帮助。”石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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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克抑郁自评量表推荐文章2：“女子进行心理咨询后自杀身亡”引关注，心理咨询师的“脱敏治疗”是诱因吗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李沐子 于瓅

　　近日，“女子进行心理咨询11天后自杀身亡”一则话题登上热搜，再次引发网友关注。

　　2021年10月22日，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葛菲（化名）在小区18楼天台坠亡。事发前10天，葛菲曾向心理咨询师发出自杀倾向的求助信号，而其在自杀倾向出现前一天均接受过“脱敏治疗”。

　　葛菲自杀后一个月，葛菲母亲杨敏（化名）一纸状书将粟云（化名）、于欢（化名）所在的北京明心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心公司”）诉至法院。2023年11月13日，该案一审宣判：葛菲自杀死亡系外在因素与其内在病症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案涉咨询行为，即两次脱敏治疗是次要原因，被告应对原告因葛菲死亡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

　　一审宣判后，双方对判决结果都不满意，分别上诉。2024年3月和6月，二审两次开庭审理。

　　2025年3月17日，潮新闻记者联系到杨敏，她告诉记者，目前在等待民事诉讼二审判决，判决后将会马上启动刑事诉讼。3月18日，潮新闻记者联系到明心公司媒体联系人曹先生，他表示公司方对一审判决结果是不满意的，主要是公司方认为其中存在一些事实不清楚，甚至是不实的地方。

　　：央视网

　　女子经过心理咨询后还是从18楼一跃而下

　　2013年，25岁的葛菲第一次出现精神异常。在杨敏的记忆中，女儿走在路上突然大哭大喊声称“有人追杀她”。在派出所，杨敏见到的是磨破脚后跟仍无所觉、向民警哀求“保护爸爸”的女儿。

　　一年前，葛菲父母离婚。直到这时，杨敏才知道女儿曾目睹父亲和第三者的亲密照片。而葛菲心中，父亲一直是精神偶像般的存在，她渴望得到有重男轻女倾向的父亲的认可。

　　2017年，葛菲被北京安定医院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下文简称“双相”），这是一种抑郁症状和狂躁症状交替发作的慢性精神疾病。

　　后续，心理咨询逐渐成为葛菲最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2015年，葛菲开始在明心公司处接受心理咨询，由粟云提供咨询服务；2020年12月，经粟云推荐，由公司更为年轻的工作人员于欢提供咨询服务。由于欢接手，此后粟云每月一次、于欢每周一次为葛菲提供咨询。

　　根据一审判决书显示，2021年9月27日，于欢给葛菲进行所谓的脱敏治疗。在第一次脱敏治疗后，葛菲多次向栗超和于欢表示自己有自杀冲动，脱敏治疗后非常难受，并询问是否与脱敏治疗有关系等内容。2021年10月11日，于欢为葛菲进行心理咨询，并进行了第二次脱敏治疗。

　　根据葛菲治疗病例记载，2021年9月30日，主诉“有强烈自杀冲动……尝试跳楼被他人阻止”；2021年10月12日，主诉“……尝试从二层跳楼被阻止……每次经过脱敏治疗后都会导致情绪不好，出现自杀观念”。上诉病例记载时间均在两次脱敏治疗后。

　　2021年10月18日，葛菲再次出现自杀行为，被周围市民救下并警。当天，本应由粟云为葛菲进行心理咨询，这也是她生前最后一次咨询。咨询后，粟云提出让客服发送《UCLA孤独量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和《父亲在位问卷》。

　　在杨敏看来，这些量表可能是压垮葛菲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父亲在位问卷》，再次触及了她内心最深的伤口。杨敏曾问起葛菲量表结果，葛菲语气低沉地说：“太绝望了。”而这次量表结果显示：“贝克抑郁量表刚刚贴着中度（抑郁）的线。”

　　在第二次脱敏治疗后的第11天，2021年10月22日一早，葛菲从十八楼纵身一跃，结束了本应继续绽放的人生。

　　：央视网

　　一审判决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女儿离世后，杨敏开始回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葛菲最终选择自杀。“脱敏治疗前，她从未采取过实际自杀行为。”杨敏觉得，这或许与葛菲接受的两次脱敏治疗有关。于是，杨敏一纸诉状将明心公司告上法庭。

　　一审判决书中，杨敏作为原告主张，被告工作人员于欢不具备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资格；对葛菲进行的脱敏治疗已超出心里咨询范围，属于法律禁止的心理治疗内容；且使用了错误的咨询方法导致葛菲自杀行为出现；同时，被告处工作人员在知晓葛菲自杀情况后，未进行危机干预并采取措施，导致葛菲最终死亡结果发生，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对此，被告明心公司辩称，被告及被告处心理咨询师在向葛菲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过程中不存在行为，与葛菲自杀身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他们提供的理由为：2017年9月12日起，国家不再对“心理咨询师”职业进行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心理咨询行业不再是准入行业，现在心理咨询师相关证书只能起到有限的辅助参考作用，并非从事心理咨询行业所必须。同时，经过针对性的培训，于欢已具备甚至超出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取消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并认为指派于欢向葛菲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并无不妥，且葛菲及其家属也从未对于欢的专业能力提出过任何质疑。因此，明心公司认为，葛菲在接受心理咨询服务之前就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同时在生活中承受着工作学业、情感婚姻、原生家庭的沉重压力，这是导致其自杀的根本原因。并且，明心公司还指出，在于欢向葛菲提供服务前，葛菲已多次产生自杀倾向。

　　法院则认为，于欢不符合进行心理咨询的执业要求。不过，法院明确认为，于欢为葛菲进行心理咨询时所做的咨询记录难以判断记录内容真实性，且不能判断于欢是否按照规范方法、步骤进行具体操作，再结合于欢在葛菲咨询反馈后不断调整、降低脱敏难度的事实，不能认定其咨询方法的使用操作规范，视为过错。此外，法院还认定明心公司工作人员对葛菲的危机干预不当，存在过错，即对葛菲自杀行为的危机干预缺失、滞后。

　　因此，一审判决书认定，葛菲患有的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类自杀风险很高的精神心理疾病。本案中，尽管被告工作人员的过错行为对葛菲的精神产生了直接刺激，但该刺激仅为葛菲自杀行为的推动原因；而葛菲自身疾病发生在先，结合其病症类型、特点及发展，是自杀死亡发生的根本和基础原因。因此，法院认定葛菲案涉损害结果系外在因素与其内在病症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案涉咨询行为属葛菲自杀死亡结果发生的次要原因，被告应对原告因葛菲死亡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心理咨询师在脱敏治疗过程中是否有过错

　　针对一审判决中提到的“于欢不符合心理咨询执业要求”以及“采用系统脱敏技术的行为不当”两项认定，曹先生表示：“目前我们无法回答是否认可这两点。”曹先生指出，一审判决后公司选择上诉，是因为对判决中的部分认定存在异议。他还提到，由于涉及患者隐私，许多事实细节不便公开。

　　曹先生多次强调，作为心理咨询机构，是不会去违法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患者，我们更会从病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不可能用违法手段对待患者。”他还提到，目前中国心理咨询行业大多以公司形式存在，只要合法合规，即可开展业务。“中国这么多的精神问题患者，医院资源怎么可能去完全覆盖。”在曹先生看来，心理咨询机构的存在有其必要性。

　　当被问及涉案心理咨询师粟云和于欢是否仍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时，曹先生表示：“有一个老师基本上已经离开这个行业了。”他还提到，行业内培养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需要很长时间，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历练，就像医院的大夫一样。

　　对于一审判决结果，杨敏和明心公司均表示不满并提起上诉。杨敏在二审中要求对方承担全责，“他们的行为已超出职务范围，甚至涉嫌刑事犯罪。”而明心公司则认为，一审中存在许多事实不清的地方。

　　就该案件，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指出，本案的关键焦点在于两次脱敏治疗与葛菲自杀身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心理咨询师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关系，心理咨询机构及咨询师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付建表示，判断心理咨询师在脱敏治疗过程中是否具有过错，可以依据咨询行为中的两次脱敏治疗对引发葛菲自杀冲动的关联程度、产生的作用力大小，以及在咨询行为中有无违反职业规定的行为（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等），“综合这些可能的因素与女子决定自杀的作用力大小，来判断咨询师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大小。”

　　付建还提到，《精神卫生法》第23条规定，心理咨询人员应提高业务素质，遵守执业规范，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化服务。“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心理咨询人员发现接受咨询的人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建议其到符合本法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

　　杨敏坦言，她对女儿案件的坚持，是希望引起社会对心理咨询行业的关注，“当前社会上心理咨询机构的心理咨询师，鱼龙混杂，很多充其量只能成为心理学以及心理咨询爱好者。”

　　正如一审判决书中写道，“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现处于发展初期，管理相对滞后，尽管尚未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对咨询行为进行指引，但不意味着从业人员可以随意行事、不受约束。”

　　（：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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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克抑郁自评量表推荐文章3：抑郁可防可治，要像关注体重一样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

　　心理暗示是否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当一个正常人出于某种原因相信自己得了抑郁症，他是否真的会变成抑郁症患者？我们是否可以在没有心理医生指导的情况下使用网络上的心理测试工具进行自我心理测评？当测评结果告诉我们，很可能患有抑郁症时，又应该如何应对？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评估中心主任石川教授认为，心理暗示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一定影响，它会增加人的焦虑水平，但不会使一个人变成抑郁症患者。心理医生通过临床诊断，可以鉴别出一个人是否真正患有抑郁障碍，心理暗示对临床诊断结果不会产生影响。

　　自我心理测评不是诊断抑郁的标准

　　石川告诉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网记者，他接待的患者中，很多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在网上做了心理测评，发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测试结果使其感到焦虑，于是到医院请医生确诊。石川认为，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心理检测和评估，是民众健康意识提高的表现，这对我国精神健康来说是一件好事。而发现问题及时来医院就诊，也是正确的行为。

　　现阶段，我国民众对精神健康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以重性抑郁症为例，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六院”）黄悦勤教授团队近期完成的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重性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是3.59%。根据去年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总人口数为13.95亿人。“这样算下来，我国目前患有重性抑郁症的患者数量大概有5000万人，但实际上这5000万人里来医院就诊的只有20%。”石川说。

　　石川认为，不论是否真正患有抑郁障碍，能够主动在网上进行自我心理测评，都不是一件坏事。重要的是，要选择国际公认的测评量表，而不是娱乐性的测试游戏。而且，在自我心理测评后，要客观地看待测试结果，寻求正规的诊断。

　　石川介绍说，关于抑郁和焦虑的初步筛查，要使用国际公认的测评工具，比如Zung氏焦虑自评量表、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贝克焦虑自评量表（BAI）、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PHQ-9抑郁症筛查量表和GAD-7焦虑障碍量表。这些量表在网上都可以找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量表的作用只是前期筛查，并不是最终的明确诊断。“它们叫做症状量表，并不是疾病诊断量表，反映的只是症状的严重程度，是轻度抑郁、中度抑郁还是重度抑郁。在网上进行测评后，如果发现自己可能有问题，一定要到心理专科机构就诊。北京的心理专科机构有：北大六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以及各大综合医院的心理行为科。”石川说。

　　在临床诊断中，石川观察到，一个处于抑郁状态的人，在做自我测评时，通常会倾向于高估自己症状的严重程度，使得测试结果往往比实际情况略严重。“在进行自我测评时，即使发现结果是重度抑郁，也不用太担心。是否真的达到重度抑郁的程度，需要专科医院的医生来诊断”。

　　而且，自我测评只是判断症状严重程度的一个侧面参考，并不能作为诊断疾病的依据。抑郁症的诊断除了自评，还要结合他评，也就是精神专科人员的评估。评估主要通过临床医生对患者的访谈进行，探寻患者是否达到疾病的诊断标准。“我们不仅要判断患者有没有某些症状，以及症状严重程度；我们还会去探寻症状的频度和持续时间。比如，正常人也会有抑郁的问题，会不开心，但是当他碰到感兴趣的事情，又会高兴地去做，这种情况我们就不会把它考虑为抑郁，而是一个人的正常情绪波动。所以对于抑郁症的判定来说，症状的频度很重要，持续时间也很重要。要每天绝大多数时间都感觉到情绪低落，持续两周以上，并且有功能损害，即学习有困难、工作效率下降等，才能被考虑为抑郁症。所以抑郁症有严格的判断标准，不是填个表就能够确诊的”。

　　诊断抑郁的辅助检查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几个心理专科医院后发现，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除了让患者填写自评量表，每个医院还会配有不尽相同的几项需要通过仪器进行的检查，例如心电图、心率变异趋势、脑功能成像、无纸脑电地形图、眼动检查、全血细胞分析等。石川解释说，这些检查是为了帮助医生进行基础评估，排除由其他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情绪异常。例如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检查，是为了鉴别患者是否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而表现出抑郁症状。“甲状腺素水平低也会导致抑郁。如果是甲状腺的问题，就要接受内分泌治疗，补充优甲乐。将甲低当作单纯的抑郁症来治疗，就会耽误病情。”

　　石川认为，脑血流图成像可能是目前最有前途的用于诊断抑郁症的客观指标。脑血流图成像通过近红外探测，能够检查出大脑皮肤下3厘米左右区域的血流状况。这种血流状况是客观变化的。通过让机器学习这种变化，产生判别式，能够帮助我们判别一个人的血流模式是否符合抑郁症患者的血流模式。“这项检查有一定的诊断价值，但是不能列入诊断标准。”石川说，“如果一个人的血流模式跟抑郁症患者比较匹配，被判别成抑郁症的可能性就很大。但是所有这些判断都有两个问题：一是机器学习的原始数据是否精准；二是，即便一个人的血流模式与抑郁症的血流模式相符，也有可能不是抑郁症。这是一个统计学概念。只是‘有可能是’，但是概率大小是无法反映出来的。”

　　“脑血流图成像技术目前没有得到世界公认，还处于研发阶段，但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全球相关的专家都在各自进行研发，都有自己的判别式，至于谁的判别式更准，没有比较。各个医院采用的图形测量点也不完全一样。不过比起市面上检测大脑神经递质的那些不能真正反映大脑突触间隙神经递质浓度的检查来说，脑血流图还是有一些循证依据的。”石川说。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本）》里关于抑郁发作的描述是：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失，导致劳累感增加和活动减少的精力降低。其他附加症状还有：注意力难以集中，自我评价低，有自罪感，认为前途暗淡，有自伤或自杀的想法，睡眠障碍等。其中，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失、易疲劳通常被视为最典型的抑郁症状。如果这3个典型症状中符合两个，同时还伴有至少两项关于抑郁发作附加症状的描述，并且整个发作持续两周，才可以被诊断为轻度抑郁发作。轻度抑郁患者通常为症状困扰，继续进行日常工作和社交有一定困难，但社会功能不会不起作用。

　　石川告诉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网记者：“一个人的精神状况从异常到正常是一个移动的过程，没有截然的分界。对于轻度和中度抑郁患者，如果不愿意服药，可以进行心理治疗，但是重度抑郁必须采用药物治疗，甚至电休克治疗。”

　　家长的干预往往是子女压力的

　　目前，各医院对于抑郁的鉴别，主要是依据国际的诊断标准。“我们有非常严格的界定，在患者来到医院之后，我们所做的恰恰是尽量避免诊断扩大化。对于那些只是担忧，但实际并没有达到抑郁标准的患者，我们会跟他们解释和沟通，告诉他们，‘你现在达不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但是现在这些信号也在提示你，可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包括调整个人人生目标、应对问题的方式、生活规律等’”。

　　石川认为，劳逸结合、松弛有度的生活节奏对于保持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家长的干预往往是子女压力的。因此，家长不应该过于望子成龙、揠苗助长，不要给子女太大压力。“孩子的压力于父母、老师的期望，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孩子的能力在什么水平，不要揠苗助长，要量力而行。一定要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让他们有一两项能够疏泄情绪的爱好，例如通过滑板、打球等运动方式，或是音乐、绘画等艺术方式来自我调节”。

　　在石川看来，定期进行自我心理测评也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像关心体重一样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如果感觉自己最近不太对劲，不妨做一下测评。心理测评也可以像体检一样，一年检查一次。这会让我们比较客观地去对待自己的心理问题，及时就诊”。

　　前文提到的那些因为担忧而去找石川诊断的大学生患者中，有70%-80%后来被诊断出了抑郁障碍。石川表示，抑郁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它是可防可治的。“精神科大多数疾病比内科疾病的临床治愈率要高很多。很多人终生只有一次抑郁发作，反复发作的病人百分之七八十也是有办法控制的。大多数抑郁症患者乃至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都控制得不错”。

　　“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合理地关注自我心理健康，寻求正确、有效的帮助。”石川说。（记者 夏瑾）

　　贝克抑郁自评量表推荐文章4：抑郁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可防可治——要像关注体重一样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

　　心理暗示是否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当一个正常人出于某种原因相信自己得了抑郁症，他是否真的会变成抑郁症患者？我们是否可以在没有心理医生指导的情况下使用网络上的心理测试工具进行自我心理测评？当测评结果告诉我们，很可能患有抑郁症时，又应该如何应对？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评估中心主任石川教授认为，心理暗示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一定影响，它会增加人的焦虑水平，但不会使一个人变成抑郁症患者。心理医生通过临床诊断，可以鉴别出一个人是否真正患有抑郁障碍，心理暗示对临床诊断结果不会产生影响。

　　自我心理测评不是诊断抑郁的标准

　　石川告诉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网记者，他接待的患者中，很多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在网上做了心理测评，发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测试结果使其感到焦虑，于是到医院请医生确诊。石川认为，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心理检测和评估，是民众健康意识提高的表现，这对我国精神健康来说是一件好事。而发现问题及时来医院就诊，也是正确的行为。

　　现阶段，我国民众对精神健康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以重性抑郁症为例，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六院”）黄悦勤教授团队近期完成的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重性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是3.59%。根据去年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总人口数为13.95亿人。“这样算下来，我国目前患有重性抑郁症的患者数量大概有5000万人，但实际上这5000万人里来医院就诊的只有20%。”石川说。

　　石川认为，不论是否真正患有抑郁障碍，能够主动在网上进行自我心理测评，都不是一件坏事。重要的是，要选择国际公认的测评量表，而不是娱乐性的测试游戏。而且，在自我心理测评后，要客观地看待测试结果，寻求正规的诊断。

　　石川介绍说，关于抑郁和焦虑的初步筛查，要使用国际公认的测评工具，比如Zung氏焦虑自评量表、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贝克焦虑自评量表（BAI）、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PHQ-9抑郁症筛查量表和GAD-7焦虑障碍量表。这些量表在网上都可以找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量表的作用只是前期筛查，并不是最终的明确诊断。“它们叫做症状量表，并不是疾病诊断量表，反映的只是症状的严重程度，是轻度抑郁、中度抑郁还是重度抑郁。在网上进行测评后，如果发现自己可能有问题，一定要到心理专科机构就诊。北京的心理专科机构有：北大六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以及各大综合医院的心理行为科。”石川说。

　　在临床诊断中，石川观察到，一个处于抑郁状态的人，在做自我测评时，通常会倾向于高估自己症状的严重程度，使得测试结果往往比实际情况略严重。“在进行自我测评时，即使发现结果是重度抑郁，也不用太担心。是否真的达到重度抑郁的程度，需要专科医院的医生来诊断”。

　　而且，自我测评只是判断症状严重程度的一个侧面参考，并不能作为诊断疾病的依据。抑郁症的诊断除了自评，还要结合他评，也就是精神专科人员的评估。评估主要通过临床医生对患者的访谈进行，探寻患者是否达到疾病的诊断标准。“我们不仅要判断患者有没有某些症状，以及症状严重程度；我们还会去探寻症状的频度和持续时间。比如，正常人也会有抑郁的问题，会不开心，但是当他碰到感兴趣的事情，又会高兴地去做，这种情况我们就不会把它考虑为抑郁，而是一个人的正常情绪波动。所以对于抑郁症的判定来说，症状的频度很重要，持续时间也很重要。要每天绝大多数时间都感觉到情绪低落，持续两周以上，并且有功能损害，即学习有困难、工作效率下降等，才能被考虑为抑郁症。所以抑郁症有严格的判断标准，不是填个表就能够确诊的”。

　　诊断抑郁的辅助检查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几个心理专科医院后发现，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除了让患者填写自评量表，每个医院还会配有不尽相同的几项需要通过仪器进行的检查，例如心电图、心率变异趋势、脑功能成像、无纸脑电地形图、眼动检查、全血细胞分析等。石川解释说，这些检查是为了帮助医生进行基础评估，排除由其他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情绪异常。例如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检查，是为了鉴别患者是否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而表现出抑郁症状。“甲状腺素水平低也会导致抑郁。如果是甲状腺的问题，就要接受内分泌治疗，补充优甲乐。将甲低当作单纯的抑郁症来治疗，就会耽误病情。”

　　石川认为，脑血流图成像可能是目前最有前途的用于诊断抑郁症的客观指标。脑血流图成像通过近红外探测，能够检查出大脑皮肤下3厘米左右区域的血流状况。这种血流状况是客观变化的。通过让机器学习这种变化，产生判别式，能够帮助我们判别一个人的血流模式是否符合抑郁症患者的血流模式。“这项检查有一定的诊断价值，但是不能列入诊断标准。”石川说，“如果一个人的血流模式跟抑郁症患者比较匹配，被判别成抑郁症的可能性就很大。但是所有这些判断都有两个问题：一是机器学习的原始数据是否精准；二是，即便一个人的血流模式与抑郁症的血流模式相符，也有可能不是抑郁症。这是一个统计学概念。只是‘有可能是’，但是概率大小是无法反映出来的。”

　　“脑血流图成像技术目前没有得到世界公认，还处于研发阶段，但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全球相关的专家都在各自进行研发，都有自己的判别式，至于谁的判别式更准，没有比较。各个医院采用的图形测量点也不完全一样。不过比起市面上检测大脑神经递质的那些不能真正反映大脑突触间隙神经递质浓度的检查来说，脑血流图还是有一些循证依据的。”石川说。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本）》里关于抑郁发作的描述是：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失，导致劳累感增加和活动减少的精力降低。其他附加症状还有：注意力难以集中，自我评价低，有自罪感，认为前途暗淡，有自伤或自杀的想法，睡眠障碍等。其中，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失、易疲劳通常被视为最典型的抑郁症状。如果这3个典型症状中符合两个，同时还伴有至少两项关于抑郁发作附加症状的描述，并且整个发作持续两周，才可以被诊断为轻度抑郁发作。轻度抑郁患者通常为症状困扰，继续进行日常工作和社交有一定困难，但社会功能不会不起作用。

　　石川告诉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网记者：“一个人的精神状况从异常到正常是一个移动的过程，没有截然的分界。对于轻度和中度抑郁患者，如果不愿意服药，可以进行心理治疗，但是重度抑郁必须采用药物治疗，甚至电休克治疗。”

　　家长的干预往往是子女压力的

　　目前，各医院对于抑郁的鉴别，主要是依据国际的诊断标准。“我们有非常严格的界定，在患者来到医院之后，我们所做的恰恰是尽量避免诊断扩大化。对于那些只是担忧，但实际并没有达到抑郁标准的患者，我们会跟他们解释和沟通，告诉他们，‘你现在达不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但是现在这些信号也在提示你，可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包括调整个人人生目标、应对问题的方式、生活规律等’”。

　　石川认为，劳逸结合、松弛有度的生活节奏对于保持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家长的干预往往是子女压力的。因此，家长不应该过于望子成龙、揠苗助长，不要给子女太大压力。“孩子的压力于父母、老师的期望，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孩子的能力在什么水平，不要揠苗助长，要量力而行。一定要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让他们有一两项能够疏泄情绪的爱好，例如通过滑板、打球等运动方式，或是音乐、绘画等艺术方式来自我调节”。

　　在石川看来，定期进行自我心理测评也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像关心体重一样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如果感觉自己最近不太对劲，不妨做一下测评。心理测评也可以像体检一样，一年检查一次。这会让我们比较客观地去对待自己的心理问题，及时就诊”。

　　前文提到的那些因为担忧而去找石川诊断的大学生患者中，有70%-80%后来被诊断出了抑郁障碍。石川表示，抑郁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它是可防可治的。“精神科大多数疾病比内科疾病的临床治愈率要高很多。很多人终生只有一次抑郁发作，反复发作的病人百分之七八十也是有办法控制的。大多数抑郁症患者乃至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都控制得不错”。

　　“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合理地关注自我心理健康，寻求正确、有效的帮助。”石川说。

　　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网记者 夏瑾 ：中国青年

　　贝克抑郁自评量表推荐文章5：18年，上海女子患重度抑郁，半年后抑郁症消失，三点经验值得学习

　　内容资料：

　　[1]章俊航,蔡明建,黄正行.抑郁症智能诊疗决策支持系统的构建与应用[J].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2025,22(01):76-81+95.

　　[2]陈志远,黄永志,于海情,等.抑郁症的脑磁图信号特征研究进展[J].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2025,42(01):189-196.

　　[3]张艺.抑郁症发病机制及治疗预测因素的研究进展[J].心理月刊,2025,20(01):215-217.

　　2018年，26岁的郑菲菲是一名来自上海的女网红。由于长相平平，口音奇怪，她一直遭受着网友们的恶意抨击和谩骂。一开始，郑菲菲还安慰自己，要想吃互联网这口饭，被骂是家常便饭。可时间一久，她就渐渐变得情绪低落，常常盯着一个地方发呆，甚至有时候会无缘无故的叹气、流泪。

　　2018年3月19日，床边的闹钟响了近十分钟，郑菲菲却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钉在了床上一般，怎么也提不起力气去关掉它。她疲惫的翻了个身，继续闭上眼睛。可门外的助理也开始不停的敲门，通知郑菲菲今天的活动时间就快到了。郑菲菲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灌满了铅，连开口回答的力气都显得那么艰难，心里只想着：“能不能不工作了？”可高昂的违约金还是让她挣扎着起身出门。

　　在前往活动现场的路上，郑菲菲看着车窗外透进来的灿烂阳光，却觉得这光也变得暗淡无光，照在身上冷冰冰的。一旁的助理还在为她详细的讲解着接下来的活动安排，可郑菲菲却听不进一个字。她只感觉到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远处的蚊子在飞舞。

　　慢慢的，这声音越来越响亮，如同有人在她的耳膜上重重的敲鼓，时而急促，时而缓慢。郑菲菲神情痛苦的捶打着自己的脑袋，试图将这股噪音从大脑里驱赶出去。一旁的助理见状，顿时吓得不轻，连忙安抚郑菲菲。最后，助理也因此不得不取消了这场活动，得到休息后的郑菲菲这才逐渐冷静下来。

　　4月2日，这天郑菲菲正在直播，突然看见弹幕上有人评论“长得有点普通，建议去整整”，早已习惯的她不知怎的，感觉一股无名之火腾的从心头冒出，郑菲菲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要沸腾了，她直接拍桌而起，不顾形象地在直播间在破口大骂。助理赶紧拦住她，被限制的郑菲菲全身开始不停地颤抖，手指歪曲成一个诡异的姿势。随后，她趁着助理不注意，拿起美工刀就往手臂上划。助理给她简单止血后，赶紧带着她到了附近的医院看病。

　　到达医院后，郑菲菲在接受伤口包扎后，又被助理带到了心理门诊。心理医生根据郑菲菲的主诉给她安排了几份心理评估量表，显示为：贝克抑郁量表（得分范围：0-63）：38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得分范围：0-56）：12分；脑电图：α波减少，δ波增加，提示慢波活动增多，符合抑郁症患者常见的脑电图改变；神经递质代谢物检测：尿液中5-羟吲哚乙酸水平：低于正常值，提示中枢神经系统中5-羟色胺能神经递质功能低下。 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随后医生给郑菲菲开了氟西汀等治疗药物，并叮嘱道：“抑郁症的康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服用治疗药物以外，每周要进行一次认知行为疗法，来帮助你识别和改变负性的思维模式。但更重要的还要相信自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可以多与亲朋好友沟通，多出去走动走动。建议规律作息，避免熬夜。”

　　郑菲菲听后，呆呆地点点头，她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生病了。没过多久，郑菲菲的父母在得知消息后也赶来陪伴女儿，寸步不离地守着她。郑菲菲也因此暂停了工作，每天按时按量服用药物。可郑菲菲的情绪仍然十分低落，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个累赘，害了家人、朋友、工作伙伴，自责、焦虑的心情常常充斥着她的整个大脑。

　　6月5日，这天夜里郑菲菲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总是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她觉得胸口越来越闷，像是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一般，让她的每一次呼吸都显得格外艰难。郑菲菲虚弱地捂住胸口，胸口大幅度的上下起伏着。紧接着，大脑也昏昏沉沉的，像是弥漫着一片浓雾。她太难受了，于是抬手拿起床头的安眠药，一粒、两粒、三粒……

　　好好郑菲菲的妈妈及时发现了洒落一地的安眠药和昏睡不醒的女儿，并急忙将她送往了医院。在经历几小时的催吐和洗胃之后，郑菲菲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一旁的父母得知消息后，顿时瘫软在地，松了一口大气。醒来后的郑菲菲看着几乎一夜白头的父母，心里被狠狠地揪了起来，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出院后的她决定不再拖累父母，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家门，前往外地。

　　2019年2月16日，大半年多没回家的郑菲菲突然出现在家门口。郑菲菲的母亲看着眼前这个神采奕奕，笑容满面的女儿差点都没认出来，她眼含热泪地仔细端详着女儿，只见女儿面色红润，眉眼里全是笑意，跟之前神色憔悴的她简直判若两人。郑菲菲表示自己现在换了一份新工作，也有了稳定的恋人，过得很好。郑菲菲的父母虽然看着女儿精神状态大好，但仍然有些不相信，生怕是女儿为了不让自己担心伪造出来的假象。

　　于是好说歹说带着郑菲菲再次去医院做了复查，很快，复查结果出来了。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告显示：贝克抑郁量表（得分范围：0-63）：8分，恢复正常水平；神经递质代谢物检测：尿液中5-羟吲哚乙酸水平：达到正常范围；抑郁自评量表得分降至50分。以上结果均提示郑菲菲心理状况恢复正常。

　　就连见多识广的医生都惊叹不已，拿着郑菲菲的告单反复查看了好几遍，生怕是自己看错了。医生感叹道：“郑女士，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我接诊过许多和你病情一样的患者，他们按时吃药和做治疗，通常都需要好几年病情才能逐渐减轻，并且还随时有复发的风险。可是像你这样，短短半年时间就恢复得如此之好的患者，我还是头一次见！”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大半个医院，不少同样饱受抑郁症折磨的病人和家属们纷纷挤到了诊室门口，他们迫切地想知道这其中的方法究竟是什么。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其中有一位大哥喊得最大声:“女士，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 能不能也告诉告诉我们，我老婆一个中度抑郁，试了无数方法还是没效果，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张菲菲听后心里触动不已，没想到有这么多和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们，也十分理解众人的心情。于是她大方地说道：“其实抑郁症的治疗并不难，很多人为什么积极配合治疗，坚持运动、坚持规律作息，却还是反反复复治不好，其实是因为忽略了这三件小事。我平时就是一直在坚持做这3件事，看似平平无奇，效果却出奇的好，没有花一分钱就把病给养好了，只要大家坚持，每个人都能看到效果!”

　　第一步，调整环境，减少负面刺激，远离导致焦虑的因素。

　　研究表明，长期处于高压环境、负面社交圈或网络暴力下的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而如果不改变这些外部因素，仅靠药物或心理治疗，往往难以实现彻底康复。抑郁症患者的杏仁核（负责情绪调节和恐惧反应的大脑区域）通常处于过度活跃状态，导致他们对负面信息更加敏感。

　　如果患者长期接触让自己痛苦的社交环境、过大的工作压力或恶意评价，大脑的应激反应会持续被激活，使得负性思维模式加深，情绪更加低落。郑菲菲在康复过程中，选择离开网络暴力环境，暂停让她焦虑的职业，搬到新的城市生活。这种做法减少了她大脑中的负面刺激，使神经系统得以修复，从而帮助她逐步走出抑郁。因此，抑郁症患者可以采取减少社交媒体使用、远离消耗自己情绪的圈子，或者短期换个环境休养等方法，来减少情绪波动，促进康复。

　　第二步，调整饮食结构，提高神经递质水平，增强大脑健康。

　　很多人在治疗抑郁症时，关注的是药物和心理咨询，却忽视了饮食对情绪的影响。事实上，神经递的合成，与日常饮食中的营养成分密切相关。如果饮食结构不合理，可能会导致大脑的化学信号传递功能受损，加重抑郁症状。郑菲菲在调整生活方式时，减少了高糖、高脂肪、高加工食品的摄入，同时增加了富含色氨酸、Omega-3脂肪酸、B族维生素和镁元素的食物。

　　色氨酸是5-羟色胺的前体，有助于改善情绪，主要包括香蕉、鸡蛋、豆类、坚果等。Omega-3脂肪酸则有助于减少炎症反应，增强神经可塑性，主要包括三文鱼、亚麻籽、核桃。B族维生素和镁元素能够帮助神经系统维持正常功能，减少焦虑和情绪波动。调整饮食后，郑菲菲的5-羟色胺水平恢复至正常范围，情绪稳定性显著提高。这说明，抑郁症患者不仅需要服药和心理治疗，还需要通过均衡饮食来改善神经递质水平，才能有效促进康复。

　　第三步，规律运动，促进大脑释放“天然抗抑郁物质”。

　　运动是最强的天然抗抑郁手段，因为它能促进内啡肽、5-羟色胺和多巴胺的分泌，从而提升情绪、缓解压力。然而，许多抑郁症患者尝试运动后，会发现无法坚持，甚至会加重身体的疲惫感，这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过于高强度的运动，导致机体适应不良，反而增加了心理压力。

　　郑菲菲在恢复过程中，并没有强迫自己去健身房进行高强度训练，而是选择了缓慢、持续的低强度运动，如散步、瑜伽、太极拳。这种运动方式不会增加过多的身体负担，却能持久地提高大脑神经递质水平。研究表明，户外运动能增加阳光照射，促进维生素D的合成，而维生素D缺乏与抑郁症的发生密切相关。

　　（注：《18年，上海女子患重度抑郁，半年后抑郁症消失，三点经验值得学习》人名均为化名，部分图片为网图；文章禁止转载、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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