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推荐文章1：【跟着总书记学党史 60】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我们学好党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最高检新媒体开设“跟着总书记学党史”专栏，号召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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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金：点燃西北革命火种

　　照金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曾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从这里发展壮大、走向胜利。照金苏区的建立，点燃了西北革命的火种，为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照金位于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西北部，桥山山脉的南端，北倚子午岭，南俯渭北平原，东临咸榆大道，西通陕甘边腹地，在此建立根据地可以影响到陕甘两省。这里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接壤，进可攻，退可守，机动灵活性大。境内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地势险要，古称“境僻地阻”之域，是屯兵练武的理想场所，具有建立山区根据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加上20世纪30年代初的照金连年灾荒，土地贫瘠，匪患兵祸交相为害，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百姓流离失所，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革命之火极易点燃。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提出“在积极的（地）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并批准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8月25日，根据中央指示，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定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红二十六军。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开始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壮大红军力量的英勇斗争，先后挥师东进、南下，在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横扫和廓清了照金腹地及外围的反动势力，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适应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迅速开拓和巩固的迫切需要，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构相继建立。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归陕西省委领导，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军委书记。陕甘边区特委成立后，十分重视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立，逐乡逐村地发动群众，积极培养和发展有觉悟的贫雇农入党，建立起一批农村党支部，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坚强核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也在照金成立，习仲勋任书记。

　　在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游击队，迅速壮大了游击队队伍。为了统一游击队的领导，协调各游击队的行动，中共陕西省委于1933年3月7日指示红二十六军，“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3月中旬，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以耀县、照金游击队和旬邑县的游击队为基础，在照金兔儿梁成立了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初步形成了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为主力、以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相配合的多层次革命武装力量体系，使根据地有了坚强的军事保障。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提上了议事日程。1933年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指出：这里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必须“扩大和巩固红二十六军，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创造陕甘边与渭北新苏区”。遵照这一指示，4月5日，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兔儿梁召开，宣告重新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重新成立，标志着照金苏区正式创建。经过广泛发动群众和开展土地革命，照金苏区迅速得到发展。到1933年秋，已横跨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设在距照金镇约5公里的薛家寨。那里海拔1600多米，层峦叠嶂，密林如海，整座山寨走势雄奇，军事上易守难攻。（：《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学习强国 文案整理：曹烨琼 史红美 制图：王翊乔）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推荐文章2：孕育了革命的陕甘边根据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以南梁为中心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相继到达陕甘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实现会师。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可以说，南梁“这片热土孕育了革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走武装割据道路，创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西北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吸取甘肃正宁县寺村塬、陕西耀县照金创建革命根据地受挫的经验教训，坚持走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他们始终坚持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灵活运用“三色建军”（“红色”就是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灰色”就是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白色”就是派共产党员深入白区或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和“狡兔三窟”等策略，先后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两当、靖远、太白等70多次兵变、武装起义，以“革命意志高于天”的精神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10月创建南梁游击队，1932年2月成立陕甘游击队，12月成立红26军，在陕甘大地建立起我们党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

　　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红26军第2团南下失败和照金苏区陷落的危急时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成立42师，提出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为革命斗争勾画了新蓝图。包家寨会议后，刘志丹率领红26军横扫敌匪，为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创造了外围条件。与此同时，习仲勋、张策等人在南梁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等组织。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恢复成立，为创建南梁中心苏区奠定了群众和阶级基础。

　　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的进一步成熟。此后，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数次“围剿”，以南梁为中心、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敌据点都被拔除，并成功创建庆北苏区、巩固陕甘边南区、开辟陕甘边东区，红军武装进一步发展壮大。1934年11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包括18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史称“南梁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习仲勋经过“豆选”当选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快速扩大并巩固发展。鼎盛时期，根据地辖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人口数十万。

　　实行“十大政策”，使革命有了巩固的后方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久，党政军机关随之迁至南梁堡东边的寨子湾，南梁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制定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深受根据地军民拥护和支持。

　　“十大政策”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统一战线等方面。在土地政策上，避免实行过火或“左”的做法，只没收地主及富农剥削来的土地分给贫雇农，同时给地主富农留下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在经济政策方面，发行货币，开设集市，鼓励边区内外开展贸易往来，极大地丰富了物产供应，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称赞和响应。在文化教育政策方面，兴办列宁小学，颁布禁烟、禁赌，妇女放足等条例，开启了文明的新生活。在统一战线方面，以发展壮大革命武装为目标，区别对待各方势力，能团结的团结，能中立的使其中立，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同盟者和支持者。比如，刘志丹、习仲勋始终同国民党将领杨虎城、邓宝珊等保持着联系的渠道。同时，重视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建立回民支队。这些政策特色鲜明、实事求是，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发展繁荣了当地经济，对巩固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评价的那样，刘志丹“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习仲勋“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凝结着习仲勋的心血和智慧。刘志丹也曾对人说，“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同志”。

　　南梁政府建立后实行的“十大政策”，在陕甘边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使根据地建设、军事斗争有了巩固的后方，也是我党早期局部执政的有益探索。

　　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

　　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在谢子长等人领导下，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1935年1月30日，红27军84师成立，形成了以瓦窑堡为中心，辖清涧、安塞、安定、靖边4个县的陕北革命根据地。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国民党西北军阀更是对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如芒刺在背，一边推行保甲制，实行“并村”行动，在村镇建筑联防碉堡，严加防守；一边开始部署“围剿”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西北军阀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被相继粉碎后，蒋介石一面调集重兵对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一面加紧准备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5年2月，周家崄会议的召开，实现了党对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经过数次反“围剿”斗争，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拥有30多个县、百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区域武装斗争格局。红军主力部队也发展到约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陕甘边根据地发展起来的陕北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推荐文章3：红旗不倒 星火不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

　　原【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红旗不倒 星火不息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旧址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列宁小学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拉开了序幕。一块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华大地拔地而起、蓬勃发展，但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党在南方的根据地相继丧失。而此时的陕甘高原上，红色火种生生不息，红色旗帜高高飘扬，红色政权处处开花，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合成一片，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1 “三色”建军，创建陕甘边红军队伍

　　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决定立即组织武装暴动。在西北大地上，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农民武装起义相继爆发，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遗憾以失败告终。农民起义走不通，那就走兵运之路。陕甘共产党人无惧失败、重整旗鼓，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打入苏雨生、谭世麟等宁夏、甘肃的地方军阀队伍中，开展兵运斗争。他们在国民党部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党的组织，动员士兵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意欲通过发动士兵暴动，拉出革命队伍。陕甘地区经历了两当兵变、靖远兵变、巉口兵变等大大小小70多次兵运斗争，却依然没能摆脱失败的结局。

　　陕甘共产党人毫不气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创建红军队伍、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决心，创造了红色、白色、灰色的“三色”建军思想：通过“红色”建军，从工农群众中建立党独立领导的武装队伍；通过“白色”建军，在国民党部队中吸纳和锻炼革命骨干分子；通过“灰色”建军，改造绿林武装以壮大革命力量。

　　1930年10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太白镇成功发动和领导了太白起义，揭开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序幕。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对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整编，正式组建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带领游击队转战于陕甘边界的合水、安塞、保安等地，游击队伍几经打散，又恢复重建，在百折不挠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31年10月，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与谢子长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在合水县林锦庙会师，革命队伍发展到700余人。1932年1月，部队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在陕甘地区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

　　陕甘游击队是从陕甘高原“梢林”中走出来的革命队伍，他们依托子午岭，穿梭在梢林之间，栖身于土窑之中，失败冲不散他们的队伍、打不垮他们的意志，他们在一场场战斗中历练成长、发展壮大。1932年12月，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标志着陕甘地区有了正规的工农红军队伍，有了军一级的正式番号。

　　2 探索建政，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共产党人带领陕甘红军在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一刻没有忘记过“武装夺取政权”的使命，坚定不移地走武装割据道路。他们抓住时机、发动群众，一步步建立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南梁三个时期。

　　1932年2月，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南下陕西境内开展游击战争，于3月中旬回师陇东。此时的陇东，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当时，陇东残留的国民党军阀变本加厉地向老百姓索粮派款，陇东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抗粮抗捐。多次催粮失败后，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扬言要“血洗南塬”。正在这危急关头，陕甘游击队的到来，犹如一束灿烂的阳光，照亮了老百姓反抗的希望。开辟根据地的时机来了，陕甘游击队改变原定出击陕西旬邑的计划，留在陇东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将农民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还成立了少先队等组织。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以寺村塬为中心，周边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塬新庄子举行集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又组织成立了各村的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的粮食、牛羊及财产，镇压恶霸豪绅，寺村塬的革命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红色的革命火种不断撒向周边，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局面。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致使陕甘游击队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中损失惨重，仅剩下的200余人撤离寺村塬地区，转移到陕西耀县照金一带分别游击，逐步在照金一带发展壮大，形成新的红色区域。

　　1932年12月，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立即投入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红二团在照金一带开辟游击区，组建地方游击队，内线和外线配合作战，很快便打开了根据地的工作局面。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4月，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领导下，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又在照金一带建立区、乡、村革命委员会，红色政权建设初具规模。各级革命委员会带领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照金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1933年秋，形成了以薛家寨为中心，横跨甘肃合水、宁县、正宁、陕西耀县、淳化、旬邑、宜君7县边界，总面积约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

　　正在照金根据地建设事业深入开展之时，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继续坚持“左”倾错误，反对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使红二团在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下几乎全军覆没，陕甘边地区的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处于生死关头。1933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趁陕甘红军转入外线作战、后方兵力空虚之机，调集重兵进攻照金根据地中心薛家寨，留守的100余人与敌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薛家寨失陷。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以子午岭桥山中段的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以陇东南梁、陕北安定、关中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区指挥部。毛泽东曾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包家寨会议解决了陕甘边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地域选择这一重大问题，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推动陕甘边革命斗争形势走向高潮。

　　1934年11月4日至6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

　　11月7日上午，在荔园堡庙前广场的戏台前，召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还有南梁地区的群众、红军、游击队员、赤卫军共3000余人。主席台上悬挂着醒目的红色会标，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派节日的热烈景象。会上，刘志丹郑重地向习仲勋颁发了政府大印。下午，在荔园堡河西马洼子台举行了阅兵仪式，红军战士、游击队员、赤卫军战士、少先队员以整齐的队形和步伐通过主席台，接受政府领导人的检阅。骑兵团200多匹战马昂首扬鬃，给阅兵式增添了威武雄壮的气势。边区人民一片欢腾，崭新的生活敞开了大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3 民主施政，制定出台“十大政策”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充分借鉴中央苏区建设的经验，总结寺村塬、照金的工农民主政权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民主政权建设的有益探索，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形成了一套独具陕甘特色、行之有效的民主执政方案，促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广泛推行民主政治建设。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吸收工农群众参政议政，首次在陕甘边区局部范围内实现了绝大多数对少数人的专政，保证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积极推行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以人民意愿制定法律法规，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增强了人民的民主意识。重视民事纠纷和案件的处理，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呼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大力加强经济建设。带领农民开展土地革命，以人民利益为导向，制定分配土地的政策，照顾各个阶层，满足不同群体需求。鼓励农民积极发展生产，建立牧场，喂养猪羊，建立流动仓库，分散粮食储备，对农民不征粮。繁荣金融贸易，发行苏区货币，成立集市，鼓励白区小商贩来苏区做生意。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繁荣了边区经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了提高。

　　全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发动群众办学，在荔园堡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学校，之后又在其他乡村陆续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兴办成人扫盲识字班，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的活动，建立禁烟、禁毒、放足委员会，发布相应的法规，并制定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条例，开展“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民主建政、民主执政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营造出民主和谐的社会氛围。陕甘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建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根据地发展生机勃勃、一派祥和。

　　4 反击“围剿”，壮大陕甘革命根据地

　　随着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国民党统治者惊恐万分，反动军阀接连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同心协力、一致开展反“围剿”斗争，誓死捍卫革命成果。

　　1934年2月，陕甘两省军阀集团纠集8个团，1万余人马，兵分8路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刘志丹等人根据敌情，制定了反“围剿”计划，坚持在流动中求生存，避开敌人锋芒，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打击敌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则率领游击队掩护群众，坚壁清野，灵活运用战术战法，奋勇杀敌。在红军主力外线作战节节胜利和根据地内线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取得反“围剿”的重大胜利。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陕、甘、宁、豫、晋、绥6省7个师计5万多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企图扼杀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两个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的反“围剿”作战。会议确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成立由刘志丹任总指挥的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带领红军主力，充分利用国民党杂牌军之间的派系矛盾，与敌人斗智斗勇，经过长达5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先后消灭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和地主武装3000余人，相继解放安定（今子长县）、延长、延川、安塞、靖边、赤安等6座县城，打通了陕甘边和陕北的联系，粉碎了蒋介石精心部署的反革命“围剿”，形成了南北500余公里、东西250余公里、总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广阔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共产党人和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取得了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革命的火焰熊熊燃烧，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合并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落脚陕甘，中国革命从陕甘宁再出发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让长途跋涉、疲惫至极的长征红军有点可落、有点能落，并且站得住、站得稳，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经甘东北、陕北到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哈达铺得知陕甘地区还存在着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后，决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发，在榜罗镇会议上正式决定将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从长征开始，落脚点的问题就一直是困扰党和红军的一块悬而未决的大石，经过数次抉择和变更，在榜罗镇会议上终于得以确定。落脚点的确定至关重要，意味着中央红军长征即将结束，陕甘革命根据地即将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具备了付诸实际行动的充分条件。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央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迅速调整了政治路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红军团结作战，取得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并实施东征和西征战役，不断壮大红军力量，巩固发展根据地，形成陕甘宁边区。1937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整编后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陆续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陕甘边这片红色的热土，屡经挫折与失败依然岿然不动，在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长征红军在这里落脚，八路军从这里整装出发，迎来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转变，开启了我们党领导全国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新篇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当之无愧的起承转合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执笔：魏洁庆 张秀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推荐文章4：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伟大建党精神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伟大建党精神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西北地区的创造性实践；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重大关头作出历史性决定性贡献；不怕牺牲、英勇斗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民谱写了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者的高远革命理想和伟大人格力量是永远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共产党人，坚持走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团结带领陕甘边区军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成功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铸就了垂裕后昆的南梁精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和蓬勃发展，在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特殊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一切为了人民根本利益所进行的伟大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真实写照。南梁精神作为陕甘边革命斗争的重要精神结晶，与伟大建党精神根系相通、一脉相承，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西北地区的创造性实践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在实践中检验运用和发展真理，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在中国的西北，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革命，先后在陕西、甘肃等地组织和领导了70多次武装起义和兵变。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使他们逐渐地深刻认识到，没有建立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仅利用军阀的部队是不可能取得斗争胜利的；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革命斗争缺乏可靠的战略基地，是不可能取得斗争胜利的；没有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就不能使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也不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正如刘志丹所说：“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1933年11月3日至5日，按照刘志丹的建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以毛泽东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失败的教训，决定恢复建立红二十六军，明确以南梁地区为陕甘边区革命的重心，同时提出“狡兔三窟”战略，建立陇东、陕北、关中三路游击区，互相配合呼应开展游击战争，确立了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据地创建思路，勾画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光明前景。实践证明，这种被“左”倾领导人称为“梢林主义”的斗争策略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后来赞扬道，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包家寨会议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开辟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新阶段。1934年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发展到14个县，数万平方公里，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正式召开，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军委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实现了临时政权向苏维埃政权转变，标志着陕甘苏区的成熟，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陕甘边革命斗争实践取得的伟大成果。

　　真理之光照亮征程，理想之火点燃斗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之所以能够成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得以创建、巩固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尤其是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从“左”倾指示和抽象教条，坚持从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实践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从而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了贡献。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重大关头作出历史性决定性贡献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陕甘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使广大群众把党和红军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促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蓬勃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红色区域，为中共中央将革命大本营由南方奠基于西北提供了战略依托，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政军领导人，深刻理解人民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疾苦、迫切要求翻身解放的愿望，始终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始终重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动和捍卫革命事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领导贫苦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土地委员会的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踊跃斗争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烧毁废除地契、债约，分配土地、牛羊、粮食和其他财产，在根据地以迅猛不可阻挡的气势，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建立了耕者有其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在解决土地问题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采取免除赋税、开展生产运动、繁荣农村经济等措施，帮助群众改善生产生活状况，老百姓纷纷奔走相告：“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在共产党人的感召和为民政策的激励下，陕甘边区人民群众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倾力支援红军，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红色政权和革命成果。1935年2月周家崄会议的召开，实现了党对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歼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和反动地方武装，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最终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转战到甘肃岷县哈达铺（今属宕昌县），从纸上了解到陕甘地区有一个大的苏区和相当规模的红军，后来又得知红二十五军长征已到陕甘根据地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既有红军，又有根据地，这对于转战南北，历经千难万险，一直在苦苦寻找落脚点的党中央来说，犹如喜从天降。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一致同意：“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并派出人员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带路。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宣告了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陕甘革命根据地从此成为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铭记建党初心，勇担历史使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通过不断的发展，在民族危亡、中国革命处于危机的关键时刻，使党中央和各路红军在重大历史关头有了落脚点，从而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一贡献是历史性的、决定性的。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基础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继而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将永垂青史。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民谱写了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既是一部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斗争史，又是一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民始终保持了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优良的战斗作风，毫无畏惧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地开辟新天地。

　　革命理想高于天。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在创建和发展根据地过程中，面对极为险恶的斗争形势，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虽九死而犹未悔”地投身革命事业，使陕甘边区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西北地区竖起了不倒的红旗。刘志丹先后经历大革命失败、兵运受挫、南下渭华失利、照金苏区陷落等一连串挫折，但他愈挫愈勇、百折不回，坚持创建革命武装和开展游击战争，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创造了不少陕甘边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谢子长曾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一家先后有17人投身革命,9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他常说“共产党是杀不绝的”。习仲勋少年时期投身革命，在革命处于低潮、身陷囹圄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兵变失败后寻找党的组织、投入新的战斗，几度出生入死，始终百折不挠，是怀抱“最大牺牲决心”的坚定革命者。

　　陕甘边区的党组织、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干部，怀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坚信革命必然胜利，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在敌人的屠刀下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红二十六军从诞生到编入红十五军团，独立奋战两年零9个月期间，历经大小战斗500余次，几乎每两天就要进行一次战斗。1934年2月，年仅28岁的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被捕后，惨遭各种酷刑折磨，但他严守党的机密，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在就义前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绝命诗：“崤函振鼓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系念胞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寄愁容。”1935年4月，33岁的赤卫军副总指挥梅生贵率领赤卫军掩护政府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时，不幸中弹被俘，敌人将他杀害并将其头颅悬挂在城门上示众。边区干部群众含着悲愤的泪水用木头仿雕了一颗英雄头像，为其安葬。

　　陕甘边地区的人民群众为保卫和建设根据地进行了艰苦斗争，是根据地得以保存的铜墙铁壁。1934年5月，为了保住红军埋藏的装备物资，南梁人民同仇敌忾，无所畏惧，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李青山、曹思聪、白阳珍等36名群众和6名乡村干部被国民党军屠杀活埋在南梁阎家洼子台地里，没有一人投敌变节。1935年2月，国民党马鸿宾部向陕甘边苏区发起进攻，根据地群众在游击队带领下，坚壁清野，把粮食、灶具全部埋藏，把牛羊赶进山林隐蔽。国民党反动派抓住一些群众，严刑逼供，却得不到一点红军、游击队以及南梁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消息。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艰苦的环境和严酷的斗争，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仅南梁革命纪念馆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609位,还有无数青山埋骨的无名英雄，他们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革命的根据地、人民的根据地，谱写了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者的高远革命理想和伟大人格力量是永远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担当和人民立场的集中表达，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革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者最为本质的特点。刘志丹说：“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面对“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刘志丹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但他始终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忠贞不渝。“肃反”关押期间，面对被枪毙、活埋的危险，刘志丹坦然告诫狱中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在毛泽东、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接见出狱后的刘志丹时，他毫无怨言地说：“我们的工作也有错误”，“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都好办了”。谢子长在入党宣誓时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1934年8月，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但在国民党“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关键时刻，他带伤主持陕北工作，致使伤情恶化。1935年2月，谢子长在病危之际，为了陕甘革命的长远发展，将自己耗尽全部精力和心血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托付给刘志丹，体现出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革命襟怀。习仲勋始终坚持以革命大局为重，无论是在党内遭受不公正待遇，还是在错误“肃反”中被关押入狱，都能顾全大局、不计得失，以“只知有党，不知有其身”的崇高品格，使陕甘苏区党和红军保持了强大凝聚力，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1943年1月，毛泽东为习仲勋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之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带头深入群众，坚持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形成了生死与共、冷暖相依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也把他们当成自己人。刘志丹不论走到哪里，都要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对哪个村庄有几孔窑洞、几铺炕、几口大锅，都了如指掌，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刘”。他要求部队秋毫无犯，即使战斗行军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骚扰百姓，不给群众增添负担，每到一个村庄，都要求战士把老百姓家里的地打扫干净，把水缸担满。“天旱望雨水，人穷望志丹”，只要听说红军来了，群众都非常高兴，热情地为部队提供食宿。1936年4月，刘志丹牺牲的噩耗传来，陕北高原为之震动，红军战士、战马都穿白戴孝，毛泽东为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经常告诫部队指战员：“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子，革命就是为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给他们办好事。”老百姓认定“老谢”的队伍是为贫苦人打江山的，称颂谢子长为“谢青天”。谢子长临终前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习仲勋始终心系群众，被毛泽东称赞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作为政府主席的习仲勋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深入做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耐心接待群众来访，在如何建设好苏维埃政权方面进行了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制定并实施了具有开创性、前瞻性的“十大政策”，深刻回应了群众的诉求，推动根据地开辟了全面巩固、快速发展的崭新局面，使南梁成为百姓向往的新天地。

　　巍巍千秋功，精神万年长。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者的高远革命理想和伟大人格力量是永远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奋斗和历史功绩值得人民永远铭记。（执笔：杨彦林 王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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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以南梁为中心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相继到达陕甘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实现会师。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可以说，南梁“这片热土孕育了革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走武装割据道路，创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西北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吸取甘肃正宁县寺村塬、陕西耀县照金创建革命根据地受挫的经验教训，坚持走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他们始终坚持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灵活运用“三色建军”(“红色”就是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灰色”就是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白色”就是派共产党员深入白区或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和“狡兔三窟”等策略，先后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两当、靖远、太白等70多次兵变、武装起义，以“革命意志高于天”的精神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10月创建南梁游击队，1932年2月成立陕甘游击队，12月成立红26军，在陕甘大地建立起我们党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

　　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红26军第2团南下失败和照金苏区陷落的危急时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成立42师，提出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为革命斗争勾画了新蓝图。包家寨会议后，刘志丹率领红26军横扫敌匪，为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创造了外围条件。与此同时，习仲勋、张策等人在南梁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等组织。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恢复成立，为创建南梁中心苏区奠定了群众和阶级基础。

　　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的进一步成熟。此后，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数次“围剿”，以南梁为中心、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敌据点都被拔除，并成功创建庆北苏区、巩固陕甘边南区、开辟陕甘边东区，红军武装进一步发展壮大。1934年11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包括18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史称“南梁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习仲勋经过“豆选”当选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快速扩大并巩固发展。鼎盛时期，根据地辖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人口数十万。

　　实行“十大政策”，使革命有了巩固的后方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久，党政军机关随之迁至南梁堡东边的寨子湾，南梁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制定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深受根据地军民拥护和支持。

　　“十大政策”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统一战线等方面。在土地政策上，避免实行过火或“左”的做法，只没收地主及富农剥削来的土地分给贫雇农，同时给地主富农留下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在经济政策方面，发行货币，开设集市，鼓励边区内外开展贸易往来，极大地丰富了物产供应，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称赞和响应。在文化教育政策方面，兴办列宁小学，颁布禁烟、禁赌，妇女放足等条例，开启了文明的新生活。在统一战线方面，以发展壮大革命武装为目标，区别对待各方势力，能团结的团结，能中立的使其中立，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同盟者和支持者。比如，刘志丹、习仲勋始终同国民党将领杨虎城、邓宝珊等保持着联系的渠道。同时，重视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建立回民支队。这些政策特色鲜明、实事求是，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发展繁荣了当地经济，对巩固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评价的那样，刘志丹“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习仲勋“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凝结着习仲勋的心血和智慧。刘志丹也曾对人说，“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同志”。

　　南梁政府建立后实行的“十大政策”，在陕甘边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使根据地建设、军事斗争有了巩固的后方，也是我党早期局部执政的有益探索。

　　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

　　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在谢子长等人领导下，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1935年1月30日，红27军84师成立，形成了以瓦窑堡为中心，辖清涧、安塞、安定、靖边4个县的陕北革命根据地。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国民党西北军阀更是对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如芒刺在背，一边推行保甲制，实行“并村”行动，在村镇建筑联防碉堡，严加防守；一边开始部署“围剿”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西北军阀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被相继粉碎后，蒋介石一面调集重兵对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一面加紧准备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5年2月，周家崄会议的召开，实现了党对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经过数次反“围剿”斗争，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拥有30多个县、百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区域武装斗争格局。红军主力部队也发展到约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陕甘边根据地发展起来的陕北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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