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项静：在傅村和上海之间，我是一个“中间人”

　　钱江晚·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项静近影。

　　80后学者、上海作家项静坐在你对面，如果不说方言，你很难猜出她是哪里人。她身上更显著的特征，是一个斯文秀气的文化人。

　　她，不卑不亢，不远不近，细声细气的，保持着一种独立和清醒的姿态。

　　忽然因为一本书，你打开了项静的另一个世界。原来你根本不知道还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而另一个世界，真真切切地曾经属于项静，或许现在，依然是属于项静的。

　　那是她的故土。她的故土，并不在大上海，她以“傅村”命名她的山东泰安的故乡。

　　现在通过微信这些现代通讯手段，项静的世界从已经生活了20年左右的大都市，延伸到了父母所在的那个故乡，延伸到“傅村”的乡亲、亲戚们，延伸到那块土地的人和事，过去和现在。

　　如果说生于70年代的梁鸿写梁庄，是浓的，那么生于80年代的项静说“傅村”，有点淡。

　　她甚至没有想好，是不是要一头扑进去。

　　“我们都慢慢脱离了自己的故地，成了远离故地的人，与过去渐渐音信不通，再也没有手写的字迹让我们如同晤面。时间无情地翻过新的篇章，大时代高歌猛进，让你看不清幸福和未来到底是什么模样。”

　　《项静》的《清歌》，写得有几分冷静疏离。或许因为几分冷静，所以，又有三分“清”意。

　　人人都有故土故乡。如果一个人始终生活在城市，那么城市就是他的故土。如果一个人先是在乡村生活后来又在城市生活，那么原来的乡村是他的故土。

　　对于故土，有人思，有人念。有人逃离，有人嫌弃。有人隔膜，有人疏离。有人离开，有人归来。

　　如何面对故土，是一种态度。

　　故土，静止于项静的这一本书里，那个叫傅村的山东泰安的村庄，在书写者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插了一脚。

　　毛尖评价《清歌》如是说：这是一本小说形式的民族志。《清歌》不光是傅村的断代史，其中的人和事也是全中国的似水流年。

　　项静自己的说法是，《清歌》中的故事，在她离开山东一年左右就开始写了，当时觉得写得不成熟，就留在那里，最近几年成为她重新写作的一个蓝本和。

　　“记得沈从文讲过自己有心里装着一百个故事的那种感觉，我有一段时间也觉得这样，非常想写出来，离开故地肯定是写作的契机，拉开距离，才有一种观察和回忆的形式感，故乡或者村庄给我的写作创造了一种非常好的形式，有具体的空间和时间，一个比较容易把握的熟人社会。现在的契机可能是去大学教书，经常跟学生们谈写作，不免就想试试重新写一下，并且把最近的一些想法带进去。”这也是项静的创作谈。

　　项静说，清歌，她只是轻轻哼唱一下。

　　以下，是钱江晚记者和项静的对话——

　　项静说，我只是轻轻哼唱一下。

　　【那些痕迹越来越淡但真实存在】

　　钱江晚：在读到《清歌》之前，我所认知的项静是一位新锐的批评家，青年学者，有着几乎属于身在大上海的女知识分子的气质和样貌，我甚至可以偶尔联想到巴黎或伦敦某个大学里的女学生，那些坐在美好的书店里的女性，却难以想到，项静是山东人，她从前一半的生活发生地在一个叫“傅村”的地方，读完书，说实话我依然很难将两者紧密地关联起来，只是反应过来：噢，原来是这样。当我们离开故土，来到大都市，身上的故土的痕迹越来越淡，甚至难以寻觅，这是否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种普遍性？

　　项静：记得以前看到过一种说法，像我这样走出乡村的人，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故土一拍两散了，每年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生活在都市里，农村世界离自己越来越远，这一点我也深有感受，在不在一个地方生活是有区别的，肯定痕迹越来越淡，但原生家庭和童年回忆始终是真实存在的，依然是生活中非常真实的一部分。可能我神经比较大条，也一直主要在读书人的世界中生存，他们都是比较得体的人，并没有让我特别感受到乡村带给我的身份差异和精神不适，如果不是说到相关话题，也不可能莫名地特别强调乡村的身份。另一方面，我每次回家，周围的人也会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跟农村人也没啥区别，下车就能调到家乡话频道，也没有实现他们期望的华丽转身。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中间人，哪一方面都不属于，也不想激烈地站队，总体上来讲，我是一个存在感不太强的人，隐身在不同人群中，我喜欢这样有点疏离的感觉，没有特别强的标志，好像获得了一种自由。

　　钱江晚：你在“后记”中说，到2020年，“我在城市生活的年数已经超过了在农村生活的时长”，城市生活VS乡村生活，时间的长度一定是决定质变的因素吗？你身上的一个上海人，是否已经在气势上压倒了一个傅村人？而是否只有对故土隔膜之时，开始打捞属于那里的人和事，跟那里有关的自己的记忆，才是最佳时机？

　　项静：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好多人都喜欢把无解的问题留给时间。我的确看到了时间在我生活中发生的影响，比如我的口音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山东泰安某个村镇的发音，口音受到南方的影响有了一些改变，我父母经常说我讲的家乡话一点也不标准。我之前不喜欢吃加糖的包子，第一天在上海吃早餐，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蕾的刺激，怎么有人会在菜里或者肉里放糖，同样的食品，我现在已经感觉不到那种味道了。虽然在上海生活已经近二十年，我还是第一次面对你是上海人的问题，一般人家都会称我们新上海人，是一个户口带来的副产品。朋友们会说你们这帮上海作家或者评论家，但不会说你这个上海人，我自己也说不出口我是上海人。个人简介上都是写山东泰安人，现就职于上海某机关，某杂志，现居上海，我看很多人也是这么写简介的。我特别喜欢上海这个城市和生活的氛围，尤其是文化氛围，它塑造了我的大部分认知和感受，尤其是我的写作。

　　《清歌》内页。

　　【我非常希望提供一个山东乡村的经验样本】

　　钱江晚：“傅村”是一个虚拟的名字，还是真实存在的？“傅村”小世界似乎也自成一体，在你看来，属于“傅村”的那些乡村传统和特质，是否强大到能吞没一切外来力量？

　　项静：虚拟的，但我们附近有这么一个村名，本来打算用“富村”，后来觉得太有金钱的味道了哈。任何一个村落、社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一些传统与特质，外来力量进入它的内部肯定要造成一种不和谐，接下来进行磨合。可能用不上吞没这种强度的词汇，就是孤单的外来力量可能要依靠这个体系，才可以就地生存，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但是如果外来力量很强大的话，也会改变这个系统，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些是乡村小世界有的，但不是独有的。

　　钱江晚：我们知道乡土中国的叙事在当下文坛也是挺主流的，因为乡村现实在当下的中国，不要说对于乡村人是绕不开的，甚至对于城市人也是绕不开的，作为一名已经成名的新锐批评家，写这样一部关于故土的书，对您来说，更多是出于血脉上割不断的联系，要给予一种反哺，还是出于一种冷静观察之后，有某种自觉意识感受到了傅村的存在的价值，来为当下中国提供一个山东乡村的经验样本？

　　项静：如果写一部小说能够反哺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当然求之不得，但我知道那是奢华的想象，像沈从文把湘西推向世界的那种能力，我和我的乡村可能都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写作在今天大概只能是一种割舍不断的精神记录。写这些故事之前我还不是评论家，我个人并不觉得评论家这个标签有什么特殊性的，工人可以写小说，农民，白领都可以写小说，评论家当然也可以。成了一个评论写，看的当代文学作品可能比别人多一点，对乡土中国的叙事积累了一些感官记忆和基本判断，这有助于我对乡村的各种修辞和表达方式的了解，我可能知道要避开什么，但知道跟做到还是有差别的，所以结果还是要读者去判断。我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提供一个山东乡村的经验样本，写作之前我看过一些社会学类的村庄志书，了解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山东村庄具体家庭中的收入、人口组成、支出、人情交际等，寻找一些氛围感，但是看不到具体的人和事，希望我的作品去补充这个部分。

　　钱江晚：你写傅村的风度和精神，我们在首篇《清歌》中读到了刘老师的一生，这一篇小说，让人想起阿城早期写的小说《孩子王》，《清歌》颇有几分《孩子王》的味道，想不到一位生于80后的作家和一位成名于80年代的作家在精神上如此契合。刘老师所在的傅村可爱又可厌，尊重知识分子又毁掉知识分子，而知识人的精气神和傅村的精气神，在刘老师和村民的人际关系中，此消彼长着，最终达到了一种一言难尽的平衡。你酝酿刘老师这个人物，一个时代的乡村教书先生，是否是深思熟虑过的？在这个人物身上，你最想表达的什么？

　　项静：我的亲人中有两三位都是乡村教师，小学阶段教我的老师们都是乡村教师群体，写他们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人最愿意写的就是离自己最近的人。我写过一篇散文《老师，你早》，记得是2004年秋天教师节前夕投到公共邮箱里，后来被刊发在《散文》这本杂志上。写的是其中一位老师的一生，这位老师对我人生观和学习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高大乐观自尊，有才华，擅交际，他经常参与调解村庄中的纠纷和人际关系，他在我们面前的桩桩件件我都清晰地记得。他对村庄产生了影响，不仅是对我，而是对整个村庄。以至于之后，我们村人看不上任何一位上任的新老师，好像其他人都是将就，他离开以后大家总是谈到他，思念他。但散文的结尾写了他潦草的死亡和一个不孝的身后传言，我可能主要是写这种落差给我的震惊，私生活与公共生活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清歌》大部分篇幅是写一位乡村教师，杂揉了很多人的性格和故事，我想表达的除了人物本身，还想借他的故事写乡村的人情社会，微妙的人情角力，一种善恶难辨的力量，它吞灭人，也造就爱。这个有光彩的人走了，那个为之争夺的人群也消失了，傅村人像插花一样，迁到县城的各个小区，所以整个小说有一种哀歌的调子。

　　钱江晚：跟梁鸿写梁庄一样，您的《清歌》中也写了几位走去远方的人，您写了一部分傅村人走关东或走山西，后来去关东的落叶归根又回来，再后来不去关东了，改去北上广等大城市、去南方打工，我们知道山东人闯关东可谓是一种“壮游”，您的亲戚中也是这等人物，您写了大伯走关东，但您的闯关东乡亲们，最终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又是那句话，一切坚固的都将烟消云散。您在书中流露出的一种个人英雄主义面对时代大潮的无力之感，您自己如何看待这种情绪？

　　项静：个人面对时代大潮总是无力的，那些有力的人都成为时代的强者，自有人为这些人做传立说，或者它们本身就是强有力的语言和形象。文学去表达的多数是有点悲壮的个人主义，但他们是大多数，尤其早期的那种离开故土，特别艰难，不像今天大家进城，全国各地去寻找出路那么自然流畅，就像《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没有外在的强力和制度的保障，那么惊心动魄的人生，其实还没有脱离城乡结合带，他们都是时代的眼泪。

　　钱江晚：《本地英雄》中，梁宇和令箭这一对女发小也让人印象深刻。很有现实感，您温文尔雅的笔触中，隐藏着惊涛骇浪，令箭这个女性活得相当坦荡，相比之下，大雷等人显得猥琐现实，而梁宇和令箭的阶层鸿沟已经鲜明，无法逾越，也正是梁宇这个读书人将令箭一次次拉回无情的现实，将臆想自己是“凤凰”的不服气的令箭打回到土鸡的原形，这里面在审美上也有一种残酷性，令箭在您的理解中，是一个悲剧人物吗？她有没有自己做自己的英雄的机会？

　　项静：我有很多同学和朋友，中专毕业回到我们镇上生活，也有一些同学中学毕业就进入社会摸爬滚打，有的已经成了当地非常厉害的角色。他们的生命强度跟知识分子想象的有很大差异，我很少感受到他们脆弱的时刻，生命似乎更粗粝，就比如令箭的原型，曾经经历过很多爱情故事，当她跟我讲述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惊叹的，她非常坦荡，并且你感受不到她被伤害了，她就是一直向前走。比如《本地英雄》中她就可以直接说出，我就是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而不像“我”各种内心纠结，这样的时刻她就是自己的英雄。

　　作为女学者的项静。

　　【那些亲情都无法跨越的鸿沟存在吗】

　　钱江晚：在《清歌》的一些篇目中，“我”是在场的，介入的，比如说《宇宙人》中，说“我”到昆明，明明有马林的电话和地址，最后也没去见面。还有一些篇目中，也表达了一个疏离的，有距离感的都市人的人际关系法则，您不认为这样处理会在这一部书中产生某种冲突，打捞起故土的那个人情社会的这一个曾经的“傅村人”，现在已经走向了这个乡村人情社会的反面，她与“傅村”之间，撕裂和隔膜已经产生，并且价值观相左，这种撕裂、矛盾也是您真正想呈现的东西吗？

　　项静：是的，其实我有想过删除掉这个疏离的“我”，但最后还是决定暴露“我”真实的想法，这是一个可以互相参照的人生。小说其实对人情社会有迷恋也有批评，有时候它也带来恶的结果，比如对一个老师，对一个女孩有时候也不全是友善。如果这个社会如此宝贵，它一定会辗转到其他地方去重新汇聚，如果它是不好的，也一定会找到修正的办法。具体到《宇宙人》这个结尾有点文艺腔，写作的时候难免有偷懒和讨巧的时刻，这种写法，比较容易去结束一个小说，否则这个故事就会继续开启。

　　钱江晚：阶层和知识文化带来的代沟真的无法跨越吗？不仅梁宇令箭是如此，您写到亲情中也有这样的割裂，亲情是否是世界上最难处理的一种关系。比如你在《地平线》中写到叔叔，这一篇感觉更像非虚构而不是小说，你写叔叔对“我”多年来经济上的资助，他的心意，但后来的后来，似乎“我”也满足不了叔叔对亲情表达的需要的热度，叔叔的热情和亲情表达，似乎跟不上越来越发达精致的理性时代的趟了？

　　项静：我当然希望能够跨越，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感受到这种类似的问题，我还记得乔伊斯的《死者》中也处理过类似的问题，一方面“我”非常羡慕姨妈们充满活力和热情举办新年音乐会，感叹自己绝不可能拥有这种热情，有时候对这种费尽心力的仪式也可能有一种厌倦，感觉自己像一个无聊被摆布的木偶，情绪总是一言难尽。“我”的叔叔那一代是习惯集体生活的，他们也被一种江湖义气所教育，但是下一代可能没办法给与他们希望的回，这就有落差，我其实是替他们惋惜，就像英雄终老，难觅知音。跟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样，他们付出需要回以同等的爱，子女给不了他们就失落，子女会抱怨情感绑架，不够现代。这个书写的过程中，也是一个自我检讨，我们就不能放下自己那一套吗。我好像习惯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思维。

　　钱江晚：在过去那个“傅村”，现在人们所说的“精致的利已主义者”是否有存在的土壤？在《清歌》中，似乎也存在着一种矛盾：传统亲情乡情中，人与人之间的无界限感，和现代以都市为主体的社会生态中，人与人之间明显的界限感之间的矛盾？您似乎是站队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这一边的？

　　项静：当然有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政治”，就一定有合群与不合群，傅村往往有些人就是因为太过自私而被别人排斥，尤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村落，哪一家人为人处世何种风格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我当然站在现代社会情感这边，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清算从哪天开始的了，但我也经常向往人群的温暖，过年过节亲人们聚在一起，也不排斥，比较随大流。只不过是个度的问题，傅村人也不是人人都无界限的，是更多站在无界限那一边。

　　书宅与故乡同在。

　　【小说也可以看起来像散文一点】

　　钱江晚：读完《清歌》后有一种困惑，如果要较真的话，这本书到底该归入哪一门类，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好像如果顺着读，是小说，如果倒着读，是非虚构，类似梁鸿的“梁庄”非虚构，那么您自己写作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项静：刚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想特别清楚，写什么该如何写，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就是写一些跟故乡有关的人和故事，最早完成了后边两篇有点散文笔法的作品，以真实的故事做参照，非虚构的成分比较多，但也有虚构的成分，比如我没有办法自然地书写家人们童年的故事，因为年纪和时代差异，如果要写，就会反复出现自己如何听说这样的字句。我当时想小说可能未必要完全按照我们认为的小说的方式写，看起来像散文一点，在似与真之间，有一点真假掺杂的感觉说不定也是一种效果。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反复考虑一件往事，往往到底哪里是真的哪里是虚构的自己也会模糊。目前完全的非虚构方式，我没有办法那样写，因为没有去调查研究采访，我主要还是凭据自己的听闻记忆和想象。

　　钱江晚：《清歌》在语言上也很有风格，淡雅节制，也并不过于揭露，这是否与您定位的“只能写那里的风度和精神”有关？您不紧不慢，克制淡漠的文风其实并不妨碍读者能感受到一个跟村庄有关的人们的生长和凋零，团聚和流离中的种种跌宕，作为一名作家和批评家，您认为好的文字是怎么样的？

　　项静：可能是吧，我很少写到非常激烈的情绪，也没写很多乡土文学中经常会写的伤害、凋零等残酷性的事件，不是说傅村世界中没有，而是换一种方式去写，只要别人感受到即可。我喜欢有感染力的文字风格，不要强迫别人接受什么，而是靠着文字本身的力量带领读者走进自己的世界。

　　钱江晚：在动笔《清歌》之前，您有没有读过类似以某地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会不会在创作上受到一些影响，得到一些借鉴?在跟自己的家乡、亲人们有关的书写中，遇到的难题是什么，比如对情感的节制和把握、人性的客观观察或评价，或者别的？

　　项静：我常年看这些作品，影响肯定有，但都是潜移默化的，比如我经常想门罗《岩石堡风情》、托宾的《长冬》，写的有些故事不类似于中国的农村社会吗？但我们不会用农村乡土这些说法去讨论他们，但我写的时候经常看这些作品，我的本意是写一种不太像乡土小说的乡土小说。最大的困难是实现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转变，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对我来说有一点困难，不在于调查之类的，而在于我有点心理障碍，我想如果被写的人看到了可能不高兴，我不希望有这种结果，其实看到的几率不大，但我没办法说服自己停止内心瞎纠结，最后干脆变成一个虚构的方式，散片式的借用让我有安全感，也不会对别人带来困扰。

　　项静，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著有《清歌》《集散地》《韩少功论》等。

　　本文为钱江晚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人的法律责任。

　　：钱江晚·小时新闻

本文标题：80后的项静：在傅村和上海之间，我是一个“中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