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1」中国经济第6次波动之改革大潮汹涌—再看民生

　　上一期，讲了1978-1981初期改革民企再出发，本期介绍当时民生情况，看骚动的发展（共5592字，阅读需18分钟）。

　　1978

　　高考重启

　　1978年，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610万人考、录取40万人。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开始喷涌。

　　而这些人毕业后，成了改革开放第一代开拓者。

　　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后为北京理工大学），1987年自创公司，后来做出第一代PDA掌上电脑“商务通”。

　　北京176中学的青年老师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后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6年后创办四通公司，成为北京中关村的风云人物。

　　在四川，刘永行三兄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数线但是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兄弟三个一怒之下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20年后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陈伟荣、黄宏生、李东生，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

　　大量日后风云人物都在这几年步入大学，从此开始了一段知识改变命运波澜壮阔的历史。

　　1979

　　改革春风

　　1979年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束缚发展的坚冰开始融化。第一家广告公司、第一个电视广告、第一家外企、第一家民企、第一家个体户……中国在发生着肉眼可见的变化。

　　香港商人霍英东与广州省政府接触，投资1350万美元，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以后又延长5年），这是建国以后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酒店首先面临的就是物质短缺问题，“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替代。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的红章”。

　　如果按照当时的流程走完，没有几年是不够的。霍英东首先给社会各界，政府官员发了剪彩日期，然后倒逼各部门尽快放行，大家都怕耽误这个节点被上级批评，果然流程快了好多。

　　1980

　　个体起步

　　刘桂仙是幼儿园的勤杂工，家里有五个孩子，因为实在生计维艰，便动起了开个小饭铺的念头，取名悦宾餐馆。一个新的身份名词开始在城市里流行，个体户。

　　这一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比1952年增长8.2%，猪肉22.3斤，同比增长88.6%。全国共卖出1.69亿双皮鞋，每十个人中有一个穿上了皮鞋。因为人口增长超过了房屋建筑，全国每人居住面积为3.9平方米，比1952年还减少了0.6平方米。

　　电视机终于被允许“敞开供应”，在此之前需要得到配额才能购买。到年底，全国人均购买日用商品的零售额为42.2亿元，其中，购买“四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比例由1952年的0.5%提高到24.5%，当年姑娘嫁人要求是备齐“四大件”。

　　为了让全国人民过好80年代第一个春节，商业部要求各大城市敞开供应猪肉。又过了几天，开始允许“鸡蛋可以季节性差价”，这意味着国家已经在尝试着用价格杠杆来协调市场。

　　1978

　　社会开始变化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兴起和推行，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

　　1978年，新闻联播开播，当时李娟、赵忠祥是主持人，由此开始了央视新闻的道之路。那会电视机数量不够，收音机成为多数人的首选，刘兰芳的评书爆火。

　　70年代，滚铁环是每个男孩子都具备的本领。用一根粗铁丝扭成的铁钩钩住铁环，就可以推动铁环来回滚动。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中国钢铁技术和产量的提升。

　　“跳房子”游戏在那时兴起，孩子们在地上画出一个长方形，里面再分成8至10个小方格。学校、路边，总能看到他们跳跃的身影。

　　女孩热衷的游戏，莫过于跳皮筋，她们一边唱歌一边跳，跳一级升一级，一波跳、一波人当柱子。玩得好的孩子总能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成为“娃娃头”。橡皮筋的出现，也说明当时橡胶处理能力提升。

　　1978

　　巷子买卖

　　街头的黑罐爆米花，成为孩子们追逐的记忆。看爆米花大爷熟练地生火、加柴、拉风箱、摇手柄，然后“嘣”的一声闷响，爆米花的香味就飘了出来。有时候从网里蹦出几颗，周围的孩子会立马上前争抢。

　　好多孩子会跟着爆米花的老人蹿巷，只为能捡几颗遗漏的爆米花。每颗焦黄带甜的爆米花，都是孩子们甜蜜回忆。

　　“鸡毛换糖”的口号在巷子喊起来，常常会引来大量的围观。一副担子、两个竹筐，放着各样的小玩意，用一年时间积攒下来的鸡毛、破布头、破衣旧鞋、废铜烂铁，进行交换。用那些家里不用的东西，换一小块让小孩开心一天的糖或小物件，大多家长都会同意。

　　那会一般不会用钱买糖，更何况大家也都缺钱。“鸡毛换糖”的老人和他的那些小玩意透着神秘气息，他们的叫卖声像魔法一样吸引着孩子们。

　　而这些货郎们，大概是中国制造最早的先行者。

　　1979

　　知青返城

　　70年代末，大批知青返城，造成城镇就业压力剧增。待业青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1979年，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长尹盛喜，带领20名待业青年，靠借贷的1000元，在前门摆茶摊，卖“两分钱”大碗茶。

　　两分钱的大碗茶几乎成为改革开放和艰苦创业的代名词，尔后，更多的返城知青开始加入理发、饭馆、运输等服务行业，开始了自己新生活。

　　1980

　　童话世界

　　电视机开始慢慢出现在普通家庭里，为小孩们打开了新的天地。

　　铁臂阿童木，第一次让大家看到了动画片可以这样有趣，那极度充满想象力的故事情节，瑰丽多彩的未来高科技社会，形色各异充满人性的角色，天马行空的战斗场面，对人类本性的批判与自省，都产生了巨大冲击。

　　阿童木也成为一代人的回忆，甚至多年后，元素周期表，也用“新铁臂、阿童木、猛”代表同音元素，加强记忆。

　　1980

　　打办成了工商所

　　1979年19岁的章华妹在父亲的支持 下，以150元做本钱，在自家门前摆一张小桌子，出售低廉日用品。

　　她后来回忆：那时做小生意不仅别人看不 起，还要担心被抓。因此，摊子不敢铺得很大，方便“打办”（即“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一来，好收摊关门。

　　但是，章华妹没有工作，这个货摊月收入约一百元左右，是她全部生计。

　　出乎意料，改革春风吹拂下，“打办”没来，反而变成了工商管理所，并通知章华妹申领营业执照，意外地成为中国第一个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 号，作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1980

　　吃穿回暖

　　1980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人均购买穿着的零售额为42元，皮鞋零售量达1.69亿双，比1957年增长8倍。平均每人购买日用商品42.4元，购买自行车、手 表、缝纫机、电视机等占用的零售额比重，由1952年的0.5%提高到1980年的 24.5%。

　　城镇每人居住面积为3.9平方米，比1952年的4.5平方米减少0.6平方米。农村平均每人住房 11.6平方米，在改革开放的号召下，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1980

　　军大衣风潮

　　80年代，在冬季来临时，大家不分阶层、不分男女、不分职务，几乎每人一件军绿色军用式棉大衣。

　　究其原因，为凸显身材，年轻人需要着装单薄，而当时交通工具又以自行车为主，室内服装无法适应室外的寒冷气候，刚兴起来的防寒服衣太短，权宜之计就是花上一月工资三分之一，买一件价廉物美的军绿色棉大衣。

　　这股军大衣风刮了近10年，直到90年代初期，皮衣大量上市，且低、中、高档价格能满足不同经济水平的着装者需求，人们才开始舍弃军大衣了。

　　1980

　　计划生育

　　为了控制人口的持续增长，国务院组建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很快这成为一条被长期严格执行的基本国策。

　　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出“争取在本世纪内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并倡议“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以计划生育为荣、以重男轻女为耻”

　　“以做爱带套为荣、以不管不顾为耻”

　　“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一人结扎，全家光荣。”

　　“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

　　“宁可家破，不可国亡。”

　　“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为了做好计划生育工作，那会各个地方的计生办几乎无所不用其极。盯梢、没收财产、贴封条、开大会、罚款……也造成了大量的计生矛盾。

　　在整个基层运动式计生工作的推动下，效果也是十分明显，随后十多年，城市基本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农村最多一个家庭两个孩子。

　　1980

　　朦胧诗

　　1980年，作家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 胧》，文章把以“内在精神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意象化、抽象化”的诗贬称为“朦胧诗”。

　　舒婷是“朦胧派”诗人中幸运的一个。她拥有数量最多的读者。《致橡树》是舒婷公开面世的首 部作品，后来成为中学语文课本的必读篇目。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1989年，著名诗人海子卧轨自杀。海子的诗，却永远地留在那一代人心里：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1980

　　“万元户”

　　“万元户”是80年代初很流行的词。顾名思义，就是 收入达万元的人家，那会是巨额财富的代名词。

　　1980年，新华社道了1979年兰州市雁滩公社李德祥家里有6个壮劳力，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 李德祥成为我国首个公开道的“万元户”。

　　同年，新华社发道了临清县八岔路公社赵塔头村 一队社员赵汝兰，种棉花纯收入10239 元，这是媒体首次道山东“万元户”的消息。“万元户”随之流行起来。

　　成“万元户”后，赵汝兰不但全家人的吃穿不愁，当年先后添置了5辆自行车、3台缝纫机、两块手表、1台座钟和两部收音机。

　　1980

　　外汇券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交汇，产生了大量的价格差，因此各种机会、各种信息都可以赚钱。开始是外汇券，后来直接倒卖外汇。

　　“外汇？外汇？”南京东路 华侨商店门口，看到有人过来，门口的黄牛就过来低声问。那会套利的商品很多，香烟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什么热门，就倒卖什么。

　　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华的外国人，归国的华侨、港澳台同胞日益增多，而国内居民的日常用品（如粮油、肉、布 等）还实行定量供应。

　　为满足来华的外国人及侨胞需要，兴建了一批宾馆和商店。然而，当时国内是禁止外币流通。为了便于他们支付费用，1980年中国开始发行外汇券。外汇券有100元、50元、10元、5元、1 元、5角、1角7种面值，与人民币等值。

　　外籍人士须将所持外币兑换成外汇券，并在指定范围内与人民币等值使用。离开中国大陆时，他们可以选择将外汇券换回硬通货或留着以备下次来华时使用。很多外国人当时都管外汇券叫“旅游货币”。

　　当时，外汇券是特权货币。有了外汇券，在中国就可以买到进口商品，可以在特殊的地方消费，还可以换美元，这些都是人民币所没有的功能。

　　外汇券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如宾馆、友谊商店、免税店等。也只有在这些地方，人们才能买到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高档货—人头马的洋酒、 万宝路香烟、瑞士手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手工艺品和丝绸等也能在友谊商店买到。

　　大陆居民试图用各种办法来获得外汇券。自80 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开始走出国门，出国留学或探亲，他们需要外汇券来换美元，甚至连学生们考托福的名费也需要用美元来交。

　　外汇券的多重属性，鼓励了黑市交易。很多中国大陆人也想要拥有外汇券，这意味着能享受到普通人享受不到的东西。

　　1995年外汇券最终退出市场。在这 15年间，中国实行了非常独特的双货币制度，人民币、外汇券同时在市场上流通。

　　1980

　　文娱生活

　　80年代初，录音机在我国兴起。不论男女老少，听歌、听新闻、听评书、听英语，大家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喜欢的乐趣。90年代初，录音机进入千家万户。

　　和录音机一同兴起的，是省会城市的公园、广场、街头等地的“露天舞会”，围观者成百上千。只要有广场的地方，就有跳舞的人。

　　1980年，公安部、文化部要求“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禁止聚众跳交际舞”。认为“这类 舞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有些人舞姿低级庸俗，丑态百出，伤风败俗。舞场秩序混乱，流氓打架斗殴、猥亵侮辱妇女、偷窃财物和挤死、摔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坚决要求政府予以取缔。”

　　封杀令出来后，办舞会的风向只有转移。随着卡式录音机的增多，家庭舞会开始兴起。街上跳的人少了，谁家宽敞，就到谁家里去跳。邓丽君的歌被争相翻录。年轻人都在家里跳，跳的是贴面舞。

　　80年代后期，起源于日本的卡拉OK流入内地。一到夜间，一台电视、两个音箱、几个麦克风就成为最流行娱乐，一元钱一首歌。1989年，第一家“卡拉OK”夜总会在上海市出现后，这种文化娱乐形式便很快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迅速全国风靡起来。

　　到90年代后期，VCD、DVD带卡拉OK已经成为结婚的标配，但在城市由于隔音等原因，其实上很少使用。反而在农村，成了普通人看碟片、唱歌的常用工具。

　　1981

　　自行车是刚需

　　湖北农民杨小运，承包土地22 亩。由于精心耕种，当年获大丰收。8530斤国家粮食定购任务，只用小麦和早稻就完成了。中稻、晚稻还可以收15000多斤，这在当时已经很了不起。

　　当时问他超卖万斤粮有什么要求，他说：想要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指标。当时很多的东西按计划供应，想要自行车并不是简单的事。

　　1981

　　物价波动

　　1981年，国务院决定从即日起，降 低涤棉布的价格，提高烟、酒的价格，烟酒提价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不适应。

　　1983年，决定大幅降低化学纤维织品的价格，适当提高棉纺织品的价格，同时降低手表、闹钟、布胶鞋、胶卷、彩色电视机等轻工业品和电子工业品价格。

　　通知传达当天，百货大楼各棉纺织品柜台前就排起长队，直到晚上11点后才陆续离去。随后，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对棉布、絮棉敞开供应。出于一种担心，顾客抢购棉布等纺织品的情况再度发生。

　　整个80年代期间，抢购风潮随时随处都会发生。那时商品相对匮乏，而经济波动比较频繁，任何风吹草动，百货大楼随时都会排起长队。每天一开门，顾客就会像赛跑一样奔向各个柜台。

　　开始几年，凡属新产品、新款式、新花色、新品种都会引起抢购。后来几年逐渐有所缓和，改为只抢购名牌产品。

　　1981

　　女排精神

　　1981年，中国女排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经过了7轮比赛，中国队以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国人沸腾了。

　　这只是激动人心的开始。接下来几年，中国女排实现了“五连冠”，姑娘们努力训练、敢打敢拼的精神鼓舞了一代人。

　　预告：下一期，1978-1981年改革激荡，作一次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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