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江西宁都县东山坝镇的一处民宅里，一场持续七天的秘密会议改写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这场被称为“宁都会议”的党内争论，不仅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重大挫折，更成为理解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长征起源的关键节点。


　　本文将以权威史料为基础，梳理会议背景、核心争论与历史影响，还原这段被迷雾笼罩的往事。


　　1932年中央苏区部分领导人（左起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在外部，日军侵占东北导致民族矛盾激化；在内部，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此时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简称“临时中央”）由留苏派主导，博古（秦邦宪）、张闻天等人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要求红军采取“夺取中心城市”的进攻战略。


　　这种主张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根本冲突。自1927年秋收起义以来，毛泽东在实践中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并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取得辉煌胜利。


　　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红军以4万人歼灭国民党军1.5万；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同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更是在43天内击溃国民党23个师。但1932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开始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果不其然，矛盾在攻打赣州时彻底激化。1932年2月，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强攻赣州，耗时33天伤亡3000余人却未能攻克。而4月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却以极小代价歼敌4个团，缴获步枪2300余支、飞机2架。这种对比让临时中央的决策权威受到挑战，也为宁都会议埋下导火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2年1月10日下达《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


　　1932年10月3日至10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记录》，参会者包括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7人，博古因在上海未出席，但通过电遥控指挥。会议的核心议题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


　　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以任弼时、顾作霖为代表的留苏派坚持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认为：


红军必须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批评毛泽东在漳州战役后主张休整是“等待主义”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

　　时任江西宁都中央苏区团中央书记顾作霖


　　时任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任弼时


　　毛泽东的防御主张——毛泽东在会场上出示了缴获的国民党军事部署图，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他提出：


红军现有8万人，面对国民党30万精锐，应继续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反对分兵出击，指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将导致苏区丧失战略纵深警告若强攻南城、南丰等坚固据点，“会变成攻坚战，赔光老本”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


　　周恩来等人的中间立场——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在会议记录中写道：“泽东同志的观点在战略上确有可取之处。”但面对临时中央的压力，他最终提出折中方案：


原则上支持进攻路线建议保留毛泽东的前线指挥权主张“给泽东同志时间去理解中央精神”

　　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在10月10日做出四项决议：


　　1. 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2. 要求红军立即北上出击，实施“全线进攻”


　　3. 毛泽东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虚职）


　　4. 将会议争论定性为“两条路线斗争”


　　这个结果直接源于临时中央的事先部署。根据博古10月6日发给会议的电（现存中央档案馆）：“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必须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如不能说服，就采取组织手段。”而据《朱德传》披露，朱德在表决时投了弃权票，王稼祥则公开反对撤销毛泽东军职，这在当时需要极大勇气。


　　周恩来同志也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与毛泽东深夜长谈时坦言：“宁都那个会，我是违心投的票”。


　　被解除军权的毛泽东同志


　　被解除军权的毛泽东离开宁都时，在给中央局的信中写道：“如果前线需要我的建议，请随时通知。”这封信后来被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字迹潦草处可见用力过猛划破纸面的痕迹。


　　宁都会议的决策很快被实战验证为灾难性错误。1933年2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实际指挥时仍采用运动战术，在黄陂、草台岗两战歼敌3个师，勉强保住苏区。但到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时，掌握实权的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彻底推行“堡垒对堡垒”战术，导致红军伤亡6万余人，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


　　宁都会议旧址


　　历史在此显现出它的讽刺性：


　　1.1932年毛泽东被批判的“诱敌深入”，恰是前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关键。


　　2.1935年遵义会议上被平反的军事思想，核心内容正是宁都会议上被否定的主张。


　　3. 当年支持撤销毛泽东职务的凯丰（何克全），在遵义会议后坦言：“我过去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错了”


　　此时的毛泽东同志受到多方打压


　　宁都会议的背后带来的波澜。


　　宁都会议标志着留苏派完全掌控苏区领导权。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统计，1933年初苏区中央局成员中，留苏背景干部占比从30%升至75%，这直接导致后续决策严重脱离实际。


　　但是，毛泽东在赋闲期间完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初稿，此文系统地阐述运动战理论，以至于1944年美军观察组赴延安时，这本著作被列为“必读教材”。


　　宁都会议开创了用组织手段解决路线争论的先例。邓小平在1943年北方局整风会议上指出：“宁都会议的错误，在于用简单撤职代替思想教育。”


　　1981年苏联历史学家梅利克谢托夫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反思：“宁都会议证明，把欧洲革命经验机械移植到中国，必然导致灾难。”


　　此外，近年随着苏联档案解密，更多细节浮出水面：共产国际1932年8月曾密电要求“限制毛泽东权力”（俄罗斯现代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761）。


　　宁都会议背后可能还有阴谋


　　站在百年后的视角回望，宁都会议恰似中国革命的一面棱镜：它折射出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映照出本土经验与国际指令的冲突，更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必然历程。当1935年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时，历史的指针完成了一个痛苦的圆弧，而圆弧的起点，正是那个秋雨绵绵的宁都。


　　正如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主编金冲及所言：“没有宁都会议的挫折，就不会有后来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完整形成。”这场会议留下的最深启示，或许正如毛泽东1960年接见外宾时所说：“路线问题，光靠会议表决是不够的，最终要由实践来投票。”


本文标题：否决毛主席的那张票，为何在1932年就埋下了长征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