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推荐文章1：中共一把手为什么叫“书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称谓历史变迁中共一把手为什么叫“书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称谓历史变迁

　　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群年轻人秘密聚集，他们的目光中闪烁着理想的光芒。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而他们选择的领导人称谓，却出人意料地平凡。

　　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人称谓有讲究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这个新生政党的组织结构还很简单，但对领导人的称呼却很讲究。他们选择了"书记"这个看似普通的称谓，背后却有深意。在当时，"书记"是最低级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秘书。这个选择体现了共产党与旧社会决裂的决心，表明他们要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当官僚老爷。

　　【事情起因】

　　从"书记"到"主席"，领导称谓随党的发展变化

　　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和组织结构的完善，领导人的称谓也在不断调整。1927年，党的五大首次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和总书记。这标志着决策机关和日常工作机关的分离。后来，因为白色恐怖，中央不得不成立组织局来处理日常事务。到了延安时期，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仅靠一个总书记已经难以应对。于是，中央书记处应运而生。1943年，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使用"主席"这个称谓。

　　"主席"与"总书记"之争，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

　　

　　1956年，党的八大对领导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除了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外，还首次设立了副主席。中央书记处的最高领导不再称为"主席"，而是恢复了"总书记"的称谓。这些变化反映了党内权力结构的微妙调整。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共同组成了常委会，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能开始分离，决策机关和日常工作机关不再由同一人领导。

　　权力中心的转移：从"一尊"到集体领导

　　随着时间推移，党的领导体制经历了更多变革。毛泽东时代，"主席"成为至高无上的称谓，权力高度集中。但这种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邓小平曾向毛泽东建议，让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以加强集体领导。这个建议反映了对权力制衡的思考。

　　后来的历史证明，党的领导体制在不断摸索中逐步完善。从"一尊"到集体领导，从高度集中到民主集中制，每一次变革都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称谓在变，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未变。无论是"书记"还是"主席"，都承载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这种精神传承，比任何称谓都更有意义。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了解过去，更是为了思考未来。领导人的称谓变迁，折射出一个政党的成长历程。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到今天的9500多万党员，从地下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革新的历史。这告诉我们，任何组织都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身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才能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初衷。

　　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推荐文章2：中共四大的六个“首创”，第一次把党的最高领导人称为总书记

　　文/王刚

　　◆中共四大纪念馆中展出的中共四大表决图。

　　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新的情况。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四大总结了国共合作1年多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思想，明确了一些新举措、新做法，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党的四大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新高度。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二大上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时，提出的口号是“民主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军阀”。此后，共产国际代表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中国同志们应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实现，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速地进行。当时党内虽然尊重共产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提议并未真正实行。1923年党的三大，正式决定本党同志们有加入国民党的必要，又决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但是，党的三大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作了片面的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专门给党的三大发来指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指示还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同时，“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由于通讯手段的落后，这个指示传到中国时，党的三大早已结束。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中国共产党克服三大的不足，对于党进一步认识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有一定积极意义。

　　◆中共四大相关道。

　　然而，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主要依靠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不断努力。四大召开前，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等，先后撰写文章，对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进行探讨，为后来党的四大解决这一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瞿秋白，先后发表《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最早论述革命领导权问题。

　　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形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然而，6月起，国民党右派相继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及所谓《护党宣言》，攻击污蔑共产党。这使得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在行动和理论上坚决予以痛斥和反击。于是，在1925年召开的党的四大上，代表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深入探讨。

　　争论较多的问题，如关于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见解颇不能一致”。陈独秀与彭述之意见“略同”，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而维经斯基则持异议，认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而更为重要的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也存在争论。彭述之不同意陈独秀、瞿秋白等“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的观点，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领导者”。最终，由于考虑到国共合作关系，议决案上没有明确写上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字句，但是肯定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世界革命组成部分。至于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而“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可见，四大的议决案融合了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双方的观点，但是这个分析依然是很可贵的。

　　经过探讨，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英语“民主”的音译）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四大对于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复杂问题，缺乏必要的研究，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

　　二、首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问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在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尽管一再强调自己“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但是，在二大时党就意识到：“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如果“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922年11月，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进一步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到党的三大时，尽管还没有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思想，但大会始终把农民与工人并列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指出：“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与此同时，有一部分共产党人开始深入农村，建立农会，领导农民打倒地主豪绅，赢得了农民的支持。早在1922年，彭湃在广东海丰县建立农会。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使毛泽东意识到孤军奋斗的工人运动，难以成为燎原之势，应该寻求更多的同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只有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1923年，毛泽东在主持党的湘区委员会工作时，派工人到衡山发动农民，成立岳北农工会，开展过颇有声势的斗争。1923年三大召开后，党开始越来越重视农民运动，毛泽东作为中央局成员兼管农运工作。

　　党在斗争实践中，逐渐明确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也逐步趋向明朗化。

　　四大提出了内涵较为丰富的工农联盟思想。大会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指出：中国农民约占全国人口80%，他们实际上早已由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债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大会将农民问题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不解决农民问题，“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大会还指出：“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但我们应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这就基本上解决了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问题。大会要求从解决农民实际问题入手，“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须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团结劳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尤为可贵的是，在土地、农村政权和农民武装等重要问题上，大会指出：应当在农民中宣传“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组织“农民自卫军”等主张。这些观点虽然还很不完善，但在党代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并写进了大会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极其深远，表明党已开始初步探索具体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三、首次将支部明确为党的基本组织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党的四大高度重视并从各方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指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而且“最近在中国之解放运动的全部进程上和我党对于这个运动之积极的参加，实要求我们与劳动群众和革命的智识分子”，“关系日紧一日。因此，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智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我们“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国民党之政策为满足”。

　　要实现党的任务，只有“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而党的纪律在当时最要紧的便是“党员们受其所隶属的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干事会的指挥”。也就是党员要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对于党的发展意义重大。

　　议决案首次将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并将原来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还规定“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因为这些地方已具备党组织的前提，这些地方纯粹工业工人的数量很多。而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同时，该文件强调：“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每一支部或几个支部在一块儿时，应由有经验的党员指导党的工作。

　　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支部建设作出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如，在支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方面，要求“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支部在一个企业中，应当时常善于利用企业主和其使用人之压迫工人或冲突或致于罢工……的机会，去宣传工人群众，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每一支部或几个支部在一块时，应有有经验的党员指导党的工作”；在支部的组织制度方面，指出：支部的领导机构为支部干事会，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属于附近之地方或直接属于中央。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支部干事会指定之。如支部所在地尚无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在支部的活动方式方面，要求“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组之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小组组长召集之；至支部全体会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在发展党员的程序方面，将党员入党要“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的规定，改为“经支部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也就是说，入党只需要支部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批准就行，不再需要小组通过和区委批准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强和健全党的领导机关，四大党章决定从中央至地方将“委员长”的职务改为“总书记”“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把党的最高领导人称为总书记，并实行总书记制。这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党的总书记称谓和领导制度的源头。

　　党的四大关于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相关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党组织的迅猛发展。

　　四、首次提出专门针对宣传工作的决议

　　自党成立以来，在前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许多重要文件，有关于劳动运动的、工人运动的、青年运动的、妇女运动的等，就是没有专门的宣传工作的决议案。而宣传工作历来在党的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作用。因此，党的四大把党的宣传工作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大会专门作出《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阐明了党对宣传工作的很多新思想、新政策、新方针、新方法。

　　党的四大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开展宣传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议决案，本党有尽可能地使之实施的必要，其中尤以党中左的右的乖离倾向之指示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之必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工作的理论的根据。”

　　大会肯定了党的宣传工作的成绩，认为“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但对于党的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系统而又深刻的批评，特别是认为对党内“左”倾和右倾思想及行为不仅需要批评而且必须予以纠正。“因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许多同志亦得立在行动的指导地位”。但同时也承认，“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尤其对于民族革命理论的解释和鼓吹，《向导》《新青年》《前锋》和《党》中的文章在第三次大会后竟因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决议文的稍欠明了，同时又为了防止党内左稚病起见，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遂发生了右的乖离错误。同时‘左’倾的幼稚观念也遂因右倾的扩大而存在”。

　　党的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一是“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党上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在小组会中很少有政治告”；二是“党过去在职工运动中常因太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竟使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完全经不得摧残”；三是“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因此，大会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

　　整顿工作的具体措施为：一是从组织上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党的四大认为“为使宣传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统起见，中央应有一强固的宣传部负责各事，并指导各地方宣传部与之发生密切且有系统的关系”。党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强了宣传部门的领导力量；二是提出加强对全党的宣传教育，除了在《向导》等刊物详细宣传解释党的理论政策外，“党的支部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我们应在每次会议注意于政治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以及内外宣传遇有困难的告和讨论。并在有些支部，宣读并讲解《党》《向导》都有必要。”通过赋予党支部肩负宣传工作的重任，不仅能够推动基层组织的自身建设，而且能促使基层组织提高宣传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使宣传工作扎扎实实地落实到基层，落到实处；三是加强党对群众宣传工作的领导。除了在《中国工人》等刊物宣传阐释党的理论政策外，还加强编译“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的小册子，并在智识界“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或其他临时的讲演讨论会”，在群众集合时，扩大党的宣传和影响。另外，党的四大还提出了职工运动中的宣传工作。“对工人不识字、识字不多，不善听纯粹理论议论，注意目前切身的实际问题”，举办工人补习学校，星期日补习学校，灌输简明的理论知识，扩大党的影响。

　　通过这些宣传方式和手段，党的影响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迅速扩大开来。

　　五、首次正式提出成立和组织党团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初出现“党团”的是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问题的通告，而在实际工作中，最早的记载是1923年6月中共湘区执委派人到水口山建立中共水口山党团。党的三大以后，许多共产党员按照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为适应国共合作的形势，也是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1924年9月，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提出了在国民党中“合组党团”，并规定党团工作由党的地委或区委“直接指挥”。同年12月，在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联名发出的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方针的有关通告中，再一次强调：在促成会工作的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同志“须合组一党团”，直接受共产党地委“指挥”。之所以提出设立党团，主要还是因为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了更好地统一认识、联合行动，因而采取了党员和团员联合的方式。党的四大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对党团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明确指出：“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Ｓ.Ｙ.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Ｓ.Ｙ.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英文名Socialist Youth的缩写。

　　◆中共四大模拟场景再现。

　　党的四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强调党团问题。一是明确了成立党团的范围和目的。“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二是党团的人员构成，主要为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成员“合组”。三是党团隶属于各级党组织并接受领导。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决议中对党团问题作出规定。党团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设在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的一种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这种组织形式对加强党对各方面的政治领导，具有重要作用。

　　此后，随着实践的发展，党团制度的内容越来越充实和完善。1925年８月31日，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中共中央发出第53号通告，对“各团体中党团的组织与任务”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包括党团的作用、与党组织的关系、实行的策略、书记的任命等。1926年７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组织问题议决案》，阐述了党团的性质和作用、正确处理党团和支部关系等问题。党的四大首创了党团制度，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在国民党和其他团体中的形式，拓展了党的作用和影响。党的五大后，该制度被正式写入党章，成为党的重要组织制度。

　　六、首次明确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解放运动，尤其是劳工妇女群体。李大钊曾指出：“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反之，劳工妇女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党的四大特别注重开展工农妇女解放运动，通过的《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着重提到农村妇运问题，要求中共各地党部在开展妇女工作时“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

　　更重要的是，党的四大首次提出了妇女解放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指出：“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包含在整个被压迫的民族之中，时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的宰割，我们的责任是领导一般妇女运动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要素”，因此，鼓励并带领妇女参加国民革命，是党从本国国情出发得出的实现妇女解放真正途径，开启了中国特色妇女解放道路的历史起点，将妇女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参与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发展。

　　若要实现妇女解放，培养妇女干部是切实有效的措施，而大力发展女党员则是培养妇女干部的重要方式。《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要求各地注意发展女党员，因为“从经验上说，没有女党员的地方，妇女运动常常无从着手”。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相关机构或者社会上的各类妇女团体的名义在广州、上海、湖北、湖南、北京、天津等地创办了大量的妇女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各地的妇女培训场所较为严格地遵从了中共中央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既有效地实现了各界妇女的联合，也培养了妇女人才。同时，党的四大要求“各地党部亟应设立妇女部，即便是没有女党员的地方也应组织。这样，党的妇女运动才有专门负责的机关，才能逐渐发展。”

　　党的四大立足中国革命性质和发展方向，充分认识到中国妇女运动的地位与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使中国妇女运动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四大无论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还是加强支部建设和宣传工作，抑或是发展党团组织和妇女解放运动，都起到了巩固和扩大党员队伍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党的四大到党的五大的两年零三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党组织的不断扩大，为工农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使党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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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推荐文章3：共青团是什么组织？为何最高领导和省长同级？主要承担哪些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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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青团是什么样的组织？为何最高领导和省长同级？其主要承担哪些职责？

　　其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也是广大青年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更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可以将其理解为“我党的青春版预备队”，其核心使命是团结、教育和引领青年，并为党和国家的共产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

　　这个组织可是1920年就出道的老字号，最初在上海由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等人组建，名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逐步将组织扩展到全国。

　　于1922年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从而标志着共青团的正式成立。

　　1925年其又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强调与党的革命目标一致。不过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动员更广大青年参与救亡图存，则改称抗日救国青年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又进入了过渡时期，该团体也更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1956年底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其于次年恢复现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一直延续至今。改革开放后，共青团则围绕现代化建设调整职能，强化服务青年与思想引领。可见共青团一直与党和国家的发展融为一体。

　　在组织和领导架构上，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即团中央，是共青团的最高领导机关，属于正部级单位，直接受党中央领导。主要领导有第一书记，级别也是正部级，通常由党中央委员担任，相当于省长级别。

　　常务书记一般为副部级，其他书记多为正厅级。整个共青团的组织架构就像金字塔一样，团中央坐镇顶端，下面各级团委层层铺开，全国青年都是它的粉丝团。共青团自上而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团中央通过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领导地方各级团组织。

　　共青团的主要职责为思想引领，即组织青年学习党的理论，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同时要担负研究青年思想动态，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等工作。

　　当然除了思想引领，同时也要组织动员青年团员服务大局，发动青年参与经济建设、社会治理和急难险重任务等，发挥“突击队”的作用。推动青年在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领域贡献力量。

　　另外维护青年权益也一大责任，代表青年利益，向党和政府反映诉求，推动解决青年就业、教育、婚恋等问题。推动实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优化青年发展环境，都是共青团的主要职责之一。

　　还有在组织建设与人才培养上，需要更积极的管理基层团组织，并发展团员，以培养优秀青年向党组织进行输送。同时领导少先队工作，指导全国青联、学联等青年组织。

　　而加入共青团除了需要本人提交书面申请，并自愿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纲领和路线外，要求年龄为14-28周岁的中国青年。而如果是超过28周岁且没有在团内担任职务的团员，将自动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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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共青团官网，机构简介

　　

　　澎湃新闻，你知道中国共青团是如何成立的吗？

　　

　　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推荐文章4：延安时期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经验

　　【党史钩沉】

　　：罗平汉（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正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的：“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同时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全面领导，在如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上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旧址 资料图片

　　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适应国内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形势，实现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当务之急。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抗战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这就表明这个统一战线有着极大的广泛性，也意味着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会出现领导权之争。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方针提出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全党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在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他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全民族抗战即将爆发前夕，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提醒全党：“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1~262页）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和政治自觉。

　　当时，毛泽东、张闻天同志十分关注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和取得抗战领导权问题。1937年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平津失陷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同志在会上所作的告中要求“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提出保障抗战胜利的办法，来号召与团结全国群众，迫使蒋（即蒋介石）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张闻天文集》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也认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所作的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告中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页）。张闻天同志在告中也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共应起决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张闻天文集》第二卷，第349页）明确提出党必须在抗战中掌握领导权。

　　这年11月，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回国后，教条式地对待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照搬一些欧洲国家共产党建立人民阵线的经验，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提出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主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与国民党军队“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实际上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由于王明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和他个人的主张糅合在一起，一时在党内造成了不良影响。

　　事实证明，在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如果一切经过和服从统一战线，就等于一切经过和服从国民党，这就只能捆住自己的手脚。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都特地提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在全会所作的总结中明确表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张闻天同志在全会上所作的告中也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两党合作是不平等的，国民党是大党，共产党是比较小的党。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也比它的小，这就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反对投降主义的倾向。这次全会纠正了党内一段时间存在的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的右倾错误，从此，坚持统一战线领导权和抗战领导权成为全党的自觉。

　　加强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全面领导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配合地方党组织创建一块块抗日根据地。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政权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相继建立。当时，由于国共合作的特殊背景，加之各抗日根据地长期处于被日伪分割包围的状态，因而一段时间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等”问题（《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2页）。与此同时，由于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强调实行“三三制”原则，即规定政府和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能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这在当时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是，也有人由此片面地认为“在有政权的地区里，只要党有正确的政策，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那里有没有党员和党的组织，那里政权中多几个党员或少几个党员，都是无关重要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这在一些根据地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各种组织各自为政的现象，影响到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册，第423页、第428页）这就明确了党与军队、政府及其他组织的关系，进一步确立了党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

　　在抗日根据地加强党的领导，如何处理与政府、军队及其他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1942年12月，刘少奇同志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指出：“党、政、军、民关系要区别清楚，同时又应该相互很巧妙地结合。是巧妙的结合，而不是混合。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取消各种组织。”（《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这就是各个组织要在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这个大原则下，发挥各自的特长，各司其责。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加强党的领导的精神，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厘清了党、政、军、群等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党领导一切”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三次革命（指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7~1098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领导地位，是党的性质所决定，这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3~184页）。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工人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人数都少，人数多的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其中人数又以农民为最多，农民占了当时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不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且党的领导也主要是实现对农民阶级的领导。由于“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定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75页）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组织、团体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能够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从而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指出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决实行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于对地主的领导权。在我们解放区搞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着我们走。由于坚决实行了这样一个领导权，我们发展了军队、解放区和我们的党。”（《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实现领导权离不开“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怎样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的四条原则：第一，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及相应的动员口号，以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共产党应该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要求去实现的。这些要求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2~263页）。

　　1939年9月，毛泽东同志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斯诺问：“共产党认为自己是居于中国工人农民的主要领导地位的。除开对边区农民的领导，以及对含有一些无产阶级成分的红军的领导，共产党在实际上如何确定其对于整个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回答说：“所谓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与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的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组织上也领导了。其他区域，在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已经组织起来了，那末，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44~245页）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根据地政权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党的领导？1940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提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42页）194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所以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这些都表明，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必须制定正确的政策与策略，必须在与同盟者反对共同的敌人中取得胜利，使被领导者觉得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有前途与希望，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从延安时期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历程中，我们能够不断获得历史的启示。

　　《光明日》（2024年04月10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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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推荐文章5：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央军事委员会，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是领导全党的军事工作、统率全国人民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机关。在中国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漫长岁月中，中央军委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复杂变化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把工作重心放在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而军事运动尚未提到日程上来。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 1924 年实现国共合作，参加黄埔军校工作后，逐渐重视军事工作。首先在中共广东区委建立了军事部（后来在其他一些党的地方组织中也陆续建立了军事部或军委）。

　　1925 年 9 月，在苏联红军学校学习的中国军事班学员回到上海，领队王一飞建议中央成立军委，被党中央所接受。10 月，党的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第一次提出在中央委员会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接着，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提出应成立中央军事部，承担系统的军事工作。

　　王一飞烈士

　　1926 年 2 月，为迎接北伐战争，适应全国民众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决定中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军委。随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军事部，张国焘兼任部长。同年底，周恩来率领一部分军事干部从广州到上海，不久将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与中央军事部合为统一的机构，充实、健全了军事部（亦称军委），周恩来任部长（亦称书记），加强了对军事工作的领导。

　　张国焘

　　1927 年 4 月和 7 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5 月，军事部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武汉。同月，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周恩来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事部内设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由聂茉臻、欧阳钦等领导的湖北省军委充实中央军委机关。7 月下旬，周恩来前往南昌领导武装起义，军事部工作由王一飞负责。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惨痛的教训中，认识到建立革命军队、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极端重要性，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第 17 号“通告”。中共中央的机构随之作了变动，废止设部制度，集权于常委，将所属各部改为科，军事部改称军事科，隶属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组织局之下，组织局负责人周恩来兼管军事科的工作。

　　周恩来

　　鉴于各地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陆续建立， 1928 年 4 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工作大纲》规定，有工农革命军和有广大的军运的省宜设军委。军委不仅有建议讨论权，而且应在各级党部常委军运政策之下负指挥管理军事工作之责。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井冈山地区，陕西渭南、华县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军委相继建立。5 月，中共中央再次制定《军事工作大纲》，指出军事问题因暴动的发展而趋重要，党的军委必须成为健全而有力的组织；规定各地军委必须受上级军委与同级党部之审查指导，根据军事工作大纲独立地进行工作。并规定，苏维埃军委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同时即为党的军委。

　　1928 年 6～7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重新设立军事部，各地设立军事委员会在《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各地军事委员会受地方党部之一般领导，但在军事工作方面则受中央军事部指挥。中央军事部和各地军事委员会依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而工作。会后，成立了中央军事部（下设参谋、组织、兵士、特务、交通五科及军事委员会），杨殷任部长。 1929 年 8 月，杨殷被捕遇害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即兼任军事部部长。

　　杨殷烈士

　　10 月，中央军事部为加强对军事工作的指导，制定了《目前军事工作计划大纲》，规定中央军事部是全国党的最高军事指导机关，并就开展军事巡视工作、筹办军事刊物、训练军事干部、开展军运工作、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等重大问题定出了计划。

　　1930 年春，全国红军迅猛发展，为便于统一指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军事部和军事委员会合并称中央军委，并在 4 月 3 日的“通告”中指出：中央决定，各地已组织的红军，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4 月 15 日，中央军委制定的军事工作计划大纲，进一步明确中央军委指挥全国军事运动，全国的红军都应集中于中央军委指挥之下。8 月 2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党的军事机关组织与系统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军委组织应有独立的系统军委在政治上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独立地计划一切军事工作中央军委直接在政治局指导之下，经常讨论与计划一切军事工作。

　　为适应武装割据的斗争形势，便于统一指挥红军的作战，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广大苏维埃区域中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苏区军委公开指挥各地红军。9 月 30 日，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告中，进一步明确：在各特区成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各特区的军事的最高指挥机关，隶属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苏区中央军委会设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更便利于红军的作战，集中力量统一指挥。

　　1931 年 1 月 15 日，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省宁都县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在其领导下，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同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设在上海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兼任军委书记），主要负责党的白区军事工作及对苏维埃军委、各主力红军重大决策的指导等，不直接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随后，中央军委负责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

　　项英烈士

　　1931 年 11 月，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大会的决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中革军委作为全国红军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第一次正式隶属于政权系统，但是并没有改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它在政治上仍受中共中央及其中央局的领导。

　　朱德元帅

　　1933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即统一干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3 年 5 月，临时中央决定，把原来随军在前方的中革军委移至临时中央所在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并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主席。此后，中革军委的工作实际上由博古、项英等人主持。

　　1934 年 1 月下旬至 2 月初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9月，因王稼祥生病，暂由项英代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干 1933年 9 月到达中央苏区以后，在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的错误领导和支持下，操纵了中革军委的指挥权，推行错误的作战方针，致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和南方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先后被迫进行长征。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5 年 1 月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3 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亦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等），它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最高军事领导组织。

　　毛泽东主席

　　6 月，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中央政治局随即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以后，中央政治局于 9 月 12 日在甘肃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负责处理重大军事行动。

　　1935 年 10 月，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北吴起（令吴旗）镇，胜利完成长征。

　　11 月 3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命令于陕北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该军委会实际上即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中共中央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决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12 月 7 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转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由 23 人组成中革军委，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 7 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西安事变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隶属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中革军委，开始向中共中央军委过渡。

　　1937 年 7 月 7 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先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为适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8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由 11 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副主席），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央军委由政权系统恢复为党的系统。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华北八路军中建立了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委分会，朱德、彭德怀任正、副书记）；在华中新四军军中先后建立了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陈毅任正、副书记）；华中局兼新四军军委分会（亦称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任书记）。1938 年 11 月增补王稼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1943 年 3 月增补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1945年 4 月～6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于 8 月 23 日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杨尚昆任秘书长。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广大敌后抗日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抗击了大部侵华日军和绝大部分伪军，为取得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的组织基本上没有变化。

　　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8 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先后到达河北省建屏县（令平山县）西柏坡，与先期到达的刘少奇、朱德等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11 月，为适应全国夺取政权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今后在对外公开发布命令时，使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称。 1949 年 3 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机关由西柏坡迁入北平。

　　全国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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