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临大汉，锡以明哲——汉故光禄勋东平无盐刘曜墓前的瓦当

　　 在位于北京大观园北门附件的古陶文明博物馆内有一块“镇馆之宝”，它就是汉武帝甘泉宫建筑的重要标志——汉金乌瓦当，这块瓦当是汉代精神、理想和气质的表现和象征。文史爱好者们在汉光禄勋刘曜墓前也获得了一块卷云纹瓦当。

　　（汉金乌瓦当 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从刘曜墓前的这块瓦当入手，试图通过探寻大汉王朝的蛛丝马迹，重现刘曜从被举孝廉到封光禄勋不平凡的一生，展现两汉社会的繁荣和强大以及当时社会的变迁。

　　一、刘曜墓前的瓦当

　　 首先对在中国古代建筑构建中不可或缺的瓦当和滴水作一下介绍。中国古代的房屋，屋檐最前端是连续的波浪线，朝上圆形是瓦当，朝下三角形是“滴水”。瓦当和滴水，一个防止雨水倒灌，一个引导雨水下流，都是为了保护屋檐，不让椽子烂掉。在使用上瓦当与滴水完成了完美的配合。

　　（瓦当和滴水 图片来自网络）

　　 瓦当又称“瓦头”，指的是陶制筒瓦顶端下垂的特定部分。瓦，即具有圆弧的陶片，用于覆盖屋顶，《辞海》解释：“当，底也，瓦覆檐际者，正当众瓦之底，又节比于檐端，瓦瓦相盾，故有当名。”瓦当是瓦的头端，瓦用于古代中国建筑的屋面，主要功能作用是防水、排水，保护木构的屋架部分，在实用上，既便于屋顶漏水，起着保护檐头的作用，同时增加了建筑的美感。

　　 “滴水”的主要作用是防止雨水回流，可有效防止雨水对檐椽的侵蚀以及雨水渗入屋内，另外防止雨水对建筑物台基的冲刷区域过宽，确保从屋顶上流下的雨水只落在屋檐顶正下方的有限区域内，从而较好地保护台基平整和墙基的稳定，延长建筑的寿命。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美。春秋时期瓦当主要有绳纹、素面和少量图案瓦当。战国主要有图像纹、图案纹瓦当，如燕国的饕餮纹、兽纹、云山纹、卷云纹，齐鲁的树木纹、动物纹，秦国的鹿纹、虎纹、豹纹等。在秦代，瓦当艺术呈现出一种清新写实的风格，图案瓦当多饰水涡纹，画像瓦当则多取材树木、树叶、动物等图案。到了汉代，四神纹瓦当极为流行，它包括四种动物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由这几种动物组合成的一组图案又称“四灵纹”。“四灵纹”在汉代应用极为广泛，铜镜、漆器、石刻、砖瓦等各种工艺品的装饰上都时有出现。汉代将四神用于避邪求福，它又表示季节和方位，青龙的方位是东，代表春季；白虎的方位是西，代表秋季；朱雀的方位是南，代表夏季；玄武的方位是北，代表冬季。汉代文字瓦当繁盛，字数两字到多字不等，且词句丰富，章法布局多样，瓦当艺术达到了其鼎盛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莲花纹、兽面纹瓦当渐渐多起来，云纹则简化变形，并且渐渐消失，莲花纹饰由素瓣莲花变为复瓣莲花，周围多饰有连珠纹，成为魏晋隋唐以至于宋代瓦当的主要装饰题材。元代在瓦当中清一色的采用兽面为主的瓦当纹样，明清两代则以琉璃瓦为皇室用瓦，图案采用云龙纹为主，这一时期，由于普通民居的砖雕发展起来，冲淡了瓦当作为装饰的主体地位，瓦当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四灵纹瓦当 图片来自网络）

　　 瓦当文化始于周而造极秦汉，汉代瓦当根据纹饰区分，基本上分为三大类：图像纹瓦当、图案纹瓦当和文字瓦当三种。

　　 云纹瓦当起源于春秋战国时的秦、楚、赵、齐等国，盛行于秦汉，延续至魏晋。在汉代图案纹瓦当中，云纹瓦当是数量最大的一类，云纹瓦当的基本形制是：圆形，用一圈或两圈弦纹划分出内外区。当面中心多为圆钮，或饰以三角、菱形、分格形网纹、乳钉纹、叶纹、花瓣纹等，。外区将周天分成四等份，每份饰以同样的云纹，云纹占据当面中央大面积的主要部位，花纹变化复杂多样，大致分为卷云纹瓦当、羊角形云纹瓦当等，其特点是上下、左右均对称。给人以简约大气，舒展自然，行云流水般的美感。秦代瓦当陶色为青色，汉代瓦当陶色为灰色或浅灰色。

　　 瓦当不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图案、文字有助于了解古人的历史渊源、习俗好尚，并对古代历史地理、思想意识的研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正因如此，唐宋以来，瓦当已引起了好古者的重视，在唐宋文献中记载有人用瓦当做成砚台来使用。

　　 刘曜墓前发现的正是具有汉代瓦当特征的卷云纹瓦当，中间为乳突状圆钮。下面是这块瓦当的基本特征：瓦当后面瓦筒几乎全部遗失，唯留前面古铜镜状圆形，外缘缺失约四分之一，由内到外，瓦当由中间圆形乳突、除去中间圆形乳突外圆环部分、十字形双线栏格把瓦面分为四部分（双线在乳突内不交叉）、四等分圆环内四副同样大小卷云纹图案、内边缘、边缘槽、外边缘等几部分组成。直径15.5厘米，边缘厚1厘米，边槽0.25厘米，四等分圆环的四对双线每对宽1厘米，包含四副云纹图案的圆环半径4厘米，中间乳突直径5厘米，每副云纹图案宽4.5厘米，高2.5厘米。瓦当灰陶透白，边缘有手工捏制痕迹，翻过瓦当侧面隐约可见斜细条纹。

　　（刘曜墓前的瓦当）

　　（刘曜墓前的瓦当拓片）

　　二、刘曜及“刘曜”碑

　　 东汉三国两晋十六国历史中出现了四位“刘曜”：

　　 《三国志》卷三十九：“先主（刘备）称尊号，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也。刘巴,字子初尚书令，零陵郡烝阳人。祖父刘曜，苍梧太守。父刘祥，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刘巴是三国中比诸葛亮更难请的名士，刘巴的祖父刘曜曾任苍梧太守，刘巴为蜀汉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与诸葛亮、法正等人制定了蜀汉政权的法制基础《蜀科》；二是刘备称帝时，刘巴为其起草了登基所用的各种文书，“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也！”可惜刘巴于章武二年（公元222）去世。

　　 《三国志·鲍勋传》载“（公元225年）帝（曹丕）从寿春还，屯陈留郡界。太守孙邕见，出过勋。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邕邪行不从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勋以堑垒未成，解止不举。大军还洛阳，曜有罪，勋奏绌遣，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駮：‘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太尉锺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帝不许，遂诛勋……后二旬，文帝亦崩，莫不为勋叹恨。”三国时期，鲍勋是曹丕的侍从，因为鲍勋为人正直经常规劝曹丕，因此曹丕对他非常的不满。曹丕当了魏文帝后鲍勋又多次劝阻曹丕，但魏文帝此时已经不听他的了。有一次魏文帝带兵打仗，回来的时候在陈留郡休息。大军刚驻扎下来，营地只是建了矮墙圈了范围。这时陈留太守孙邕正好来看望好友鲍勋，他想跨过标志走近道，军管刘曜不让他进来，鲍勋看营地还没造好便劝刘曜通融一下让孙邕进了军营。后来刘曜因为犯错出了事，鲍勋提议免去刘曜的职务让他回家，刘曜因此十分不满，便向魏文帝举了鲍勋私放孙邕入阵营的事，魏文帝此时正好小题大作令廷尉治他的罪，廷尉议决判刑五年，但三官却依法罚金二斤。魏文帝听了以后生气的说：你们如此宽容，鲍勋这斯岂能活命，把三官给我抓起来跟那些犯人关在一起，让他们跟十鼠同穴一样。魏文帝为了发泄自已的私怒最后还是把鲍勋给杀了，这也是典故“十鼠同穴”的来历。此处的刘曜是备受诟病的告密者。

　　 东晋十六国前赵昭文帝国君刘曜，少年时酷爱汉学，擅长写作为文，箭术娴熟，寸余厚的铁板，可以一箭洞穿。时常自比乐毅之辈，当时人莫之许，唯刘聪知之。永嘉五年（公元311）刘曜攻陷西晋都城洛阳，晋怀帝“乘羊车、肉袒、舆榇出东门降”，史称“永嘉之祸”，建兴四年（公元316）十一月晋愍帝投降刘曜，西晋灭亡，公元318年匈奴贵族靳准杀死汉隐帝刘粲后，刘曜被拥立为皇帝。他随即杀死靳准一族，改国号汉为赵，迁都长安，刘曜任用汉人士族，设立太学、小学。设单于台于渭城，任命其子刘胤为大单于。咸和三年（328）刘曜攻打洛阳，骄傲轻敌，被后赵的石勒所杀。此处刘曜为十六国前赵国君。

　　 汉《刘曜碑》，在今郓州界中，文字摩灭，仅有存者云“讳曜，字季尼，年七十三”，其余爵里、官阀、卒葬岁月皆不可见。此“刘曜碑”主人刘曜为无盐刘曜。

　　 对于刘曜碑的著录，最早见于欧阳修《集古录》：刘曜碑 并阴右刘曜碑并阴，在今郓州界中，文字磨灭，仅有存者云：“讳曜，字季尼，年七十三，其余爵里、官阀、卒葬岁月皆不可见，字为汉隶，亦不慎工。惟其铭云：“天临大汉，锡以明哲。”碑首云：“汉故光禄勋东平无盐刘府君之碑”，以此知为汉碑也。治平元年四月一日书。“碑阴有门生故吏题名及所出钱数”，洪适《隶释》“君讳曜字季尼盖孝文枝胄梁孝河东之裔孙也祖考山阳令显考柏人令”。欧阳修《集古录》、欧阳棐《集古录目》、赵明诚《金石录》、无名氏《天下碑录》、董逌《广川书跋》、洪适《隶释》、娄机《汉隶字源》均有著录，其中《隶释》并录所存碑文全文。

　　（东平州志中的“刘曜碑”）

　　（东平州志中的“刘曜碑”）

　　（刘曜碑拓片 图片来自网络）

　　三、刘曜家族墓

　　 据相关史料记载，汉光禄勋刘曜家族墓群位于尧陵山阳，自古以来，芦泉水涓涓不息，孕育了璀璨的文明，尧陵山附近古迹众多数不胜数，历来为风水宝地，正北一百米是尧陵禅寺，正南一公里是王村汉墓群，刘曜家族墓现存墓葬三座：“一号”墓位于最北边，封土直径三十米，高约三米；“二号”墓在一号墓东四十米处，现已扒掉，散落很多古砖瓦、陶器碎片。“三号”墓在二号墓南一百米处，全石质墓，由东墓室、中间墓室、西墓室三部分构成，所用石块和王村汉墓所用汉砖尺寸相当，东墓室、中间墓室为楔形石块券形顶结构，西墓室为石块多层叠涩顶，现三墓室顶几乎和地面相平，东墓室宽约2.5米，长约4米，券形顶东西向，券形顶部散失，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是墓室，中间墓室券形顶南北方向，宽约2米，长约3米，券形顶完整，西面墓室现向下挖有深3米左右未见底，向东与中间墓室相连，从露出部分看为由石块构成的多层叠涩顶。三个墓室内堆满泥土，地下有无耳室未知。有史料称“一号”墓为刘曜墓，卷云纹瓦当在“二号墓”残留瓦片中获得。

　　（一号刘曜墓）

　　（二号墓遗址）

　　（三号墓东室）

　　（三号墓中室）

　　（三号墓西室叠涩层顶）

　　 汉代流行儒家孝道、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神仙方术以及道教等，意识形态形成“侍死如侍生”的观念，厚葬之风盛行，地下墓室多为“四合院结构”。墓上堆筑坟丘，贵族官僚墓还在坟丘四周用夯土筑造围墙以为茔域，东汉时期兴起在墓前立墓碑、建祠堂、置墓阙，阙前辟神道，神道两侧还列置人物和动物的立雕石像。汉代祠堂，是建造在坟墓前供其亲属祭祀的享堂，亦称祠堂、庙祠、食堂、庙祠、斋祠等。汉代石阙，简称汉阙，是汉代的一种纪念性建筑，汉阙有石质“汉书”之称，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汉代是建阙的盛期，都城、宫殿、陵墓、祠庙、衙署、贵邸以及有一定地位的官民的墓地，都可按一定等级建阙。西汉长安城未央宫的东阙、北阙，建章宫的凤阙、圆阙，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阙。传说凤阙高20余丈。在以孝廉为社会价值取向的两汉三国时期，墓上建筑是供生者用来瞻仰的。刘曜祖父为山阳令、父亲为柏人令，刘曜本人又位居九卿，加上刘曜门生好友遍及各个职能部门，“‘刘曜碑’阴有门生故吏题名及所出钱数”，所以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从财力物力方面分析，刘曜家族墓前一定有高大的祠堂他墓阙，这块卷云纹瓦当正是当年或祠堂或墓阙的建筑构件之一。

　　（少室阙东阙 图片来自网络）

　　（少室阙西阙 图片来自网络）

　　 刘曜墓前的这块瓦当，二千多年来诉说着刘曜家族辉煌的历史。

　　四、汉故光禄勋无盐刘曜

　　 无盐在西周、春秋为古宿国辖地，战国时齐置无盐邑，秦代始设无盐县（有秦“无盐丞印”发现），汉至北魏均为无盐县治，汉时为东平国所辖，至北齐废制。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31）封城阳共王子刘庆为东平王，治在此地。说明无盐故城自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至北齐共（550年—577年）存在九百多年的时间。

　　 洪适《隶释》“君讳曜字季尼盖孝文枝胄梁孝河东之裔孙也祖考山阳令显考柏人令”。“刘曜碑”主人刘曜，源于西汉梁孝王刘武，刘武是汉文帝刘恒嫡次子，汉景帝刘启同母弟，刘武自受封至去世，共为王三十五年，其中为梁王二十四年，死后梁国一分为五，为其五子封国。西汉时期诸侯国梁国，位于今河南省东部，山东省南部，占据河南开封至山东泰安之间的领地。皇子刘恢、吕后之弟吕产、汉文帝四子刘揖、窦太后次子刘武先后被封于此，经过多年经营，梁国成为西汉最强大的封国，珠宝玉器多于京师，面积最大时拥有四十八城，其皇家园林梁园（亦称睢园、兔园）规模宏大、景色秀丽。梁国名人辈出，贾谊是梁怀王太傅、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曾是梁孝王门客，是为汉赋之源，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汉献帝将皇位禅让给魏文帝曹丕后被封为山阳公，但他去世的比曹丕晚，薨逝于青龙二年，蜀汉地区传言献帝驾崩也是刘备称帝的前提条件之一，曹叡（魏明帝）闻讯后穿素服发哀，并且派人典护丧事，同月大赦天下，四月曹叡下诏有关部门告祠文帝庙，并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且以汉朝的礼节下葬。由此可见山阳一地在两汉三国时的重要地位。汉朝在郡以下设县，大县（万户以上）设县令，小县（万户以下）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长官与县同一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道，国，邑。刘曜祖父为山阳县令，其父亲为柏人县令，足以证明刘曜绝非普通平民。三国时的山阳应该是山阳郡,其后为山阳国、昌邑国,屡经变化，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一带。

　　 汉光武帝刘秀出自汉景帝刘启儿子长沙王刘发之后，因为在汉朝时期实行推恩令导致爵位一代比一代小，到了刘秀父亲这里就只能做像县令这样的小官了，而刘秀几乎就已经没东西继承了。在王莽灭掉西汉时，他并没有大规模的将汉室皇族的人员杀害，西汉宗族的大部分人都被降成了平民百姓。刘秀建立东汉之后，西汉宗族的待遇比王莽时期有所改变，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相比那些自相残杀的宗族皇戚之类，刘秀表现的较为道德和仁义，只要遵守国家法律和制度，就保留其爵位继续享受一生的荣华富贵安享晚年。

　　 东平国在东汉时期举足轻重，几乎存在于整个东汉，特别是光武帝之子东平国王刘苍（？―公元83年3月7日）是东汉时期唯一在朝辅政的藩王，一言九鼎，其国都就设在无盐。

　　 举孝廉，是汉朝的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孝廉，是功名，有功名便可实授官职。孝廉，即孝子廉吏。举孝察廉原为察举二科，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在两汉通常的情况下，孝廉则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孝廉一科，在汉代属于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被举人的资历，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被举孝廉后的任用升迁情况，在中央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的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

　　 察举孝廉，为岁举，即郡国每一年都要向中央推荐人才，并有人数的限定。汉武帝以后，察举一途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亦成为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但鉴于各郡国人口多少不同而名额相同造成的不公平，故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人口满二十万每年举孝廉一人，满四十万每年举孝廉两人，以此推之;人口不满二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人口不满十万，每三年举孝廉一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东平国118045户，607381人，那么东平国每年举孝廉人数为6人。

　　 察举制有其利弊。举孝廉是社会下层人才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利于国家选拔贤能人才；察举制的弊端在于察举对象多为官宦子弟，出身、地位占据主导地位，呈现典型的“世袭”状态。

　　 年少时的刘曜家境或许没落，但其作为官宦后裔的身份同样是不可否定的，在东汉占重要位置的东平国内，其被举孝廉，甚至被推荐到皇帝身边也是有可能的，毕竟东平国内不乏能和东汉皇帝说上话的人。

　　 现在通过梳理刘曜仕途经历简要回忆一下刘曜的一生，刘曜历任“郎中、谒者、太官令、朱爵司马、居延都尉、议郎、河内太守、长水校尉、宗正、卫尉、光禄勋”等11个官职。

　　 初任郎中，汉代有一种无职务、无官署、无员额的官名，不在正规编制之内，但能直接与皇帝接近，其任务是护卫陪从，备皇帝差遣。秦国的公孙衍、李斯、缪毒均由此进身封侯拜相，楚汉时期刘邦的亲信樊哙、灌婴都曾经为郎中，后为独当一面的大将，韩信在项羽手下时也被项羽封为郎中。刘曜因出身过硬，个人素质高举孝廉后被推举到国王（或皇帝）身边任郎中一职奠定了刘曜仕途基础。

　　 随后任谒者。东汉时,尚书台、御史台和谒者台被合称为三台。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主之，秩比千石。谒者除了接待职责外，还有守卫宫廷诸门的职责，另外，皇帝常常以谒者为使节传达诏命。刘曜作为谒者开始和皇帝有了工作上的接触。

　　 第三任太官令。《通典·职官七》“秦有太官令、丞，属少府。两汉因之。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北魏时太官掌百官之馔，属光禄卿。北齐、隋、唐因之。宋代以后，皇帝膳食归尚食局，太官只掌祭物。”刘曜初步得到信任，开始从事皇帝膳食和燕享工作。

　　 第四任朱爵司马。朱爵司马，官名，东汉置，属卫尉。领员吏四人，卫士一百二十四人。主皇宫南掖门。在古代星宿神祗信仰中，东方（左）为青龙，西方（右）为白虎，南方（前）为朱雀，北方（后）为玄武，爵通“雀”，所以朱爵司马负责皇宫南掖门保卫工作。因对皇帝忠诚，刘曜被委以朱爵司马重任，负责皇宫南掖门保卫工作。

　　 第五任居延都尉。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就是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纪年简最早者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最晚者是汉灵市建宁二年（公元169）。额济纳旗文物所现尚存一枚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四年（公元283）“太康四年七月”纪年简。居延汉简书写时间跨度达二百七十多年，内容极其丰富，对研究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法律、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等，发挥着补史、证史和史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过居延”之后，汉朝于太初三年在居延地区设置了居延都尉府，系统性地修筑军事障塞。居延都尉府是西汉时期居延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隶属于张掖郡太守管辖。

　　 “流沙泽”汉称“居延泽”，唐称“居延海”。唐著名诗人王维任监察御史时，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奉使途径居延，写下名诗《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肖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诗中“长河”即居延海。

　　 东汉时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投降汉朝。居延都尉因边塞危机的减弱而消亡。

　　 居延城是中国汉唐以来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约17公里处。现在的居延城消失在沙漠中。《森林与人类》2002年第11期景爱著《魔鬼之城居延城》引用当地居民的话称（居延城）那是魔鬼居住的地方，进去就会迷失方向，就是牛羊等牲畜都不敢到那里去。

　　 这是刘曜第一次被皇帝外派担任边疆防护重任。

　　 第六任议郎。汉武帝初年始置议郎，是郎官的一种，专职议论，拾遗补缺。朝廷有大事，例召议郎参与会议，多由耆儒名士选任，隶属光禄勋。东汉时议郎地位上升，可以参预朝政。晋以后废。《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军还，议者以军未临敌，不断功赏，然闻坚数卓三罪，劝温斩之，无不叹息。拜坚议郎。”《晋书·山涛传》：“除议郎，帝以涛清俭无以供养，特给日契，加赐牀帐茵褥。”

　　 刘曜因勤勤恳恳，克己奉公，得到了光禄勋官员认可，由居延都尉被召回任光禄勋属官。

　　 第七任河内太守。太守是秦朝至汉朝时期对郡守的尊称，为二千石高官。汉景帝更名为太守，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历代沿袭不变。南北朝时，新增州渐多。郡之辖境缩小，郡守权为州刺史所夺，州郡区别不大，至隋初遂存州废郡，以州刺史代郡守之任。此后太守不再是正式官名，仅用作刺史或知府的别称。明清则专称知府。

　　 两汉时期黄河自洛阳以北地区称为河内。汉高祖刘邦时设河内郡，当时还有河南郡、河东郡，与河内郡并称为三河。由于河内战略地位重要，河内太守也负有接纳归附民众等特殊责任，因此受到中央政府重视，享有较高的政治待遇。

　　 在两汉三国时期，河内郡是响当当的天下大郡，尤其是东汉与曹魏。东汉与曹魏国都在洛阳，就在河内郡西南的黄河南岸，可以说河内郡是洛阳的北面门户。河内郡扼太行山和王屋山南线，地势非常险要，史称“河内外有虎牢之险，北有太行之固，连带沁（河）、沇（水），雄襟晋卫，实陆海之都会也。”对洛阳的朝廷来说，只要守住河内郡，北线无忧。《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董卓专权，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其中就有河内太守王匡。由于河内是洛阳的北线门户，诸侯都对河内虎视眈眈。作为盟主的袁绍不去别的地方，只屯于河内，显然是大有深意的。河内夹在河南（洛阳）与河北（冀州）之间，袁绍“赖”在河内不走，进可席卷河南，退可谋得河北，是谓进退皆无忧矣。与河内无关的曹操也非常重视河内之于打败董卓的战略意义，他说：“如果袁渤海（袁绍任渤海太守）率河内之兵南临孟津（洛阳的黄河渡口），诸将从各个方向进攻，何愁董卓不破？”。公元249年，曹魏太傅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之变，斩杀曹爽等人，彻底控制曹魏，司马懿传子司马师，司马师传弟司马昭，司马昭传子司马炎，三代四人最终代魏成功，建立了晋朝。司马懿是哪里人？《晋书-宣帝纪》写得清清楚楚：“河内（郡）温县人也。”东汉时有很多清流高门，比如颍川荀氏、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太原王氏，自然也包括河内司马氏。

　　 河内之地为兵家必争之地，光禄勋属官刘曜议郎敢于担当，再次被外派任河内太守，足以证实当朝皇帝对其的信任，从此刘曜正式步入二千石高官行列。

　　 第八任长水校尉。陈傅良《历代兵制》：“京师之兵，止南北军及中尉缇骑、郎中令诸郎、城门校射屯兵。北军属太尉，南军属卫尉。……而北军分八校尉，以中垒领之（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责，凡八）……”《三国机密》中，种辑的官职“长水校时”，就是北军八校尉之一，八校尉之秩皆为比二千石，属官有丞及司马。其中，中垒本为中尉的属官，武帝时从中尉下分出而升为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专掌位于长安西南郊上林苑的苑门屯兵；长水校尉掌长安西北郊的宣曲胡骑；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射掌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八校尉统领的军队是从地方或少数民族中选募来的常备兵。八校皆属精劲之旅，而胡骑、越骑尤为重要。东汉时，将中垒校尉省去，又将胡骑并入长水，虎贲并入射声，只剩下五校尉。《后汉书.百官志四》载：“旧有中垒校尉，领北军营垒之事。有胡骑、虎贲校尉皆武帝置。中兴省中垒，但置中候，以监五营。胡骑并长水。虎贲主轻车，并射声。”《后汉书 百官志》：“屯骑校尉一人，越骑校尉一人，步兵校尉一人，长水校尉一人，射声校尉一人，皆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

　　 史书中常见的“五营”“五校”，即指五校尉所属的军队。两汉时的诸校尉都以戍卫京师为主要职责，东汉时五校尉多由宗室担任，兼任宿卫宫廷的任务。五校尉是执掌京师戍卫兵马的，手下的掌管军事的司马一职，也是千石的官职。相当于万户大县之县令。西园八校尉，是汉灵帝为了应对大将军何进的权势设立的，分别为上军，中军，下军，典军，助军左，助军右，左，右八校尉，掌管京师附近的兵权。

　　 汉代的宿卫军，东西汉各有区别。西汉宿卫军中，卫尉领卫士，主要卫护宫城；郎中令领卫郎，主要宿卫宫殿。此外，职“掌微巡京师”的中尉也负有拱卫皇宫的职责。到了汉武帝时期才分出了北军八校尉等职目。而光武帝刘秀，则进一步改革了西汉宿卫军制度，建立了自外内的体系：城门校尉、北军中候监领下的北军五校射、执金吾负责宿卫皇宫外围；卫射负责宿卫皇宫宫城；光禄勋负责宿卫省外宫殿；文属少府的官官负责宿卫省中。它们之间彼此独立，相互牵制又互相协作，构成东汉皇宫较为严密的多层护卫体系。

　　 此时的刘曜进一步得到皇帝的信任，在长水校尉的任上开始统领胡骑等精英之旅。

　　 第九任宗正。宗正，是汉朝九卿之一，为中央政府管理皇族相关事务的职官。汉高祖七年二月，汉朝初次设置宗正官,掌管宗室和外威的属籍，并参与宗室犯罪的审理，皇帝、皇后的废立，参与皇室婚丧仪式。汉平帝元始四年，宗正更名为宗伯，王莽新朝时期改为秩宗，东汉建立后又恢复为宗正。汉朝宗正大多以刘氏宗室出任，楚元王刘交的后商在西汉多次出任宗正，甚至因此改姓宗政姓。

　　在长水校尉任上的刘曜被皇帝提升为宗正，被皇室当成了大汉刘姓宗室一员，开始参与管理皇族宗室事物，正式步入汉朝九卿行列。

　　 第十任卫尉。战国秦始置，西汉沿置，秩中二千石，列位九卿。景帝曾改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前143)复故。掌皇帝所居未央宫禁卫，主管宫门屯驻卫士，专司昼夜巡警和检查出入者之门籍。亦称未央卫尉。有丞一员。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诸屯卫候司马二十二官等。京城外建章、甘泉等行宫亦或置，冠宫名，置属官。新莽改名大卫。东汉复旧名，唯置一员，总领南、北宫卫士令丞，又辖左右都候、诸宫掖门司马。三国因之，魏三品。西晋兼管武库、冶铸，领江北冶令三十九员，南北东西诸督冶掾，三品。东晋省，间亦作为赠官。南朝宋复置，三品，专掌宫禁及京城防卫。梁、陈及北朝称“卫尉卿”。

　　 卫尉任上的刘曜全面履行皇室安全工作。

　　 第十一任光禄勋。光禄勋，列位九卿，秩中二千石。由秦郎中令演化而来，主管宫廷内的警卫事务，但是实际的权力不止于此。皇帝的智囊班子集中在这里，同时这里又是候补官员集中训练的地方。

　　 依据东汉皇宫的多层宿卫体系，东汉皇宫宿卫职官体系由外而内依次可分为皇宫外围宿卫职官、皇宫宫城宿卫职官、省外宫殿宿卫职官和省中宿卫职官。在东汉，皇宫内省外宫殿的宿卫主要由光禄勋负责。光禄勋本由郎中令更名而来，及至东汉，光禄勋的宿卫职责较之于西汉后期更显重要。因为东汉的光禄勋不仅属官众多，机构庞大，而且所属虎贲、羽林的力量尤其强大。东汉，属光禄勋的宿卫职官主要有三署各中郎将、虎贲、羽林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等。三署即五官、左、右三署，是管理除虎贲、羽林郎外其他诸郎的主要机构，其下分别设中郎将统领。

　　 西汉时期,广义的“省”指皇帝、后妃的住所,为皇帝服务的官署也在其中;狭义的“省”指皇帝的寝殿温室殿,兼备议政功能。广义的“禁中”指司马门以内的全部范围,狭义的“禁中”指温室省省门之内供皇帝休息之处,也兼备议政功能。因此,根据“禁”和“省”的范围及功能,西汉时期,不论是在固定的场所未央宫内,还是在临时住所和行进中,“禁中”均在“省中”之内,二者是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东汉时期,“省”指皇帝、后妃和太后的住所,又可称“内朝”或“内宫”;其与朝廷相区别的界限称“省闼”“省阁”“省閤”或“省门”,其内则为“省中”。但在实际运用中与“省”相关的词语却指代议政空间,即皇帝或太后的寝殿。广义的“禁中”指端门之内;狭义的“禁中”指皇帝或摄政太后的寝殿,功能兼备议政。东汉“省中”亦包括“禁中”,但却可以从诸多政治事件中得出明确的结论。在两汉禁省关系的基础上,其宿卫体系也分为四重,虽然“省”与“禁”都由宦者负责宿卫,但是“禁”的重要性与严密性要明显高于“省”,这源于皇帝寝殿的特殊性。总体来讲,两汉时期的“禁中”均在“省中”之内。“禁中”强调皇帝寝殿门户森严,非侍御者不得入,“省中”强调皇帝寝殿所属的空间概念及议政功能,并且这种含义在东汉时期得到加强。因此东汉禁省关系是在西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突出的“省”范围而淡化了“殿”的范围,并发展出“宫省”“殿省”“禁省”等诸多与“省”相关的概念。此外,魏晋时期由内廷发展起来的中央官署多称“省”与汉代群臣和皇帝处理政事的场所在“省内”有着重要的关系,这是“省”的含义的第一次转变,即由指君主内宅的地区含义转变为指代中央官署的机构名称。

　　 两汉三国朱爵司马、宗正、卫尉、光禄勋等显赫重要的官职，其入选标准也是很严苛：一是至孝清廉，“举孝廉”可以说是汉代想做官的最好途径，如果连这条都做不到，那就甭想入仕了；二是德高行正，同“举孝廉”一样，德行的考察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廉”之一字就体现了德行中的一部分；三是博雅笃学，皇宫宿卫因事关大体，牵涉皇权的安危，所以必须选拔才学高雅、识见深远之士充斥其中，以保证宿卫体系的高效率运转。东汉是经学大行其道、文学备受推崇的时期，有志之士多涉足其中，探究真义，兀兀穷经，以备见用。皇帝宿卫职官虽是武职，但许多人知书通经，能文善辞，颇得重用；最后是忠勇有大略，皇宫宿卫职官肩负着宿卫部队的组织管理等任务，也担负着消弭叛乱和擒奸讨猜等指挥任务，直接关系到皇宫乃至皇帝的安全，因此，统治者亦常延揽勇猛知兵之士充任其职位。另外东汉三国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军阀割据，彼此混战，皇权虚弱无力。

　　 九卿是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九个机构。同时执金吾，大长秋，将作大匠的地位和秩俸都与九卿相同，因此把他们和九卿统称为诸卿。京北尹，右扶风，左冯翊是三辅即京师地区的地方行政长官，有资格参加朝议，具有高与一般郡国长官的特殊地位，因此也得以列于诸卿。

　　 刘曜先后位居宗正、卫尉、光禄勋汉代九卿三职，达到了为人臣的顶峰。

　　 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的刘曜，从举孝廉到处于皇帝身边权利的核心位置，从郎中到光禄勋，以其严谨的为官之道，处于乱世之中，体现了其高超的政治谋略。另外古代人的寿命是非常短的，据林万孝著《我国历代人的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统计分析，夏、商时期不超过18岁，周、秦大约为20岁，汉代22岁，唐代27岁，宋代30岁，清代33岁，民国时期约为35岁。刘曜73岁而逝放在当今也算是长寿了，除了遗传因素，刘曜身居高位的同时也一定有其特有的健康养生之法。

　　四、刘曜存疑

　　1、魏文帝时期刘曜和“刘曜碑”主人是否一人？

　　 如果每个人是天上的每一颗星，那么在东汉三国两晋十六国（公元25-公元439）约414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四颗名字叫“刘曜”的星时隐时见。刘巴（卒于公元222）祖父刘曜曾为苍梧太守，荆州零陵郡烝阳(湖南邵阳市邵东县）人。公元226年秘密上表奏鲍勋私自宽免孙邕一事的刘曜，当时为军营令史，鲍勋是泰山平阳（今山东新泰）人（永嘉之乱311年东晋灭亡，晋惠帝司马衷第二任皇后立羊献容又被前赵昭文帝刘曜立为皇后，而羊献容也是泰山南城今山东新泰人）。魏晋十六国时泰山郡和东平国（郡）相邻，史料没有记载此处举鲍勋军营令史刘曜的籍贯，但从刘曜对鲍勋情况了解之详细来看，刘曜的籍贯或许和鲍勋相邻，而“汉《刘曜碑》，在今郓州界中，文字摩灭，仅有存者云‘讳曜，字季尼，年七十三’，其余爵里、官阀、卒葬岁月皆不可见。”因此“刘曜碑”墓主人和鲍勋军营所在的军营令史刘曜会不会是同一人，既东汉三国时期东平国（郡）无盐人（现山东东平人），如果是，那么“刘曜碑”主人应活跃在东汉曹魏两晋时期。

　　2、史书上为何没有具体记载“刘曜”其人？

　　 东平国于西汉存在55年，东平国于东汉存在182年，东汉享国195年，几乎于东汉共存。阅遍两汉三国两晋的卫尉、宗正、光禄勋名录，不知何时有卫尉刘曜，不知何时有宗正刘曜，不知何时有光禄勋刘曜。卫尉、宗正、光禄勋位居九卿，却唯独少了对“刘曜”的详细记载，真的不可思议，是否有难言之隐或是不便告人之处呢？

　　3、“刘曜碑”会不会第三次出现？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一册《战国秦汉》卷收录了《汉刘曜碑》拓片，拓片下有一段著述：“汉碑。在山东东平，清同治年间重出土。宋祖骏得之，移立学宫明伦堂下，今佚。拓片高95厘米，宽83厘米，隶书。左上角刻同治九年六月宋祖骏题记”。拓片左上角有一段题记：“右汉无盐太守刘曜碑残石，得于东平芦泉山阳土阜中。以《隶释》考之，仅存‘孝、事、中、长、早、大、官、令、服、阕、复、为、郎、都、尉、震、怖’十余字，余多不可辨识。按:是碑欧、赵、洪皆著于录，自董广川后无见者，盖轶久矣。又更数百年，乃出于世，虽剥落可不惜哉？后移立学宫明伦堂下。同治庚午夏六月，署知州长洲宋祖骏记。”时任东平知州的宋祖骏于清同治庚午年（公元1870年）将其移至州学，并在原碑左上角刻以题记。

　　 立于东平州学宫明伦堂下的刘曜碑，民国间再度亡佚。据《东平县志》载，“汉刘曜残碑……旧在学宫，民国十七年学宫驻军，竟为兵士掩埋，后遍搜不获”。民国学宫既现在的东平县州城街道东平县第一中学所在，相信刘曜碑一定掩埋在了校园的某一个角落，此碑如第三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那么东平四大名碑《张迁碑》《玄帝宫碑》《世寿堂法帖》《刘曜碑》将会更加完美。

　　 正如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所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刘曜墓前的这块瓦当见证着古今朝代更替，承载着历史变迁，凝聚了多少荣辱与共，悲欢离合。

本文标题：天临大汉，锡以明哲——汉故光禄勋东平无盐刘曜墓前的瓦当